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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棋王》《 树王 》《孩子王》，寻根文学发韧之作，引发文坛巨大轰动。朱天文说：上个世纪80年代，《棋王、树王、孩子王》横空出世，震动中国台、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地区，惊涛拍岸，阿城达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
★本书是一个宜读、宜赏、宜藏的版本，布面精装。阿城说：比较20年前的那一版，它zui接近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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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棋王》《树王》《孩子王》是阿城的三部中篇小说，创作和发表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
三部小说都是通过知青的视角来描写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和下乡生活。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末期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多数人是初中或高中学生。这些人身上折射着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烟云。很多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是突出生活的苦累和生活方式、观念的冲突。而阿城的三王则是另外一派风清月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写作手法、格调与主题上与同期作品有很多差异，因此小说一发表，便轰动文坛。时至今日，三王的写作手法、理想主义情怀和不合作姿态，仍然意义重大、毫不过时。
本书据作者指定版本编排，zui接近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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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阿城 作于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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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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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棋王
树王
孩子王
附录
自序（台湾版）
自序（大陆新版）
自 序（台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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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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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台湾版）
这次在台湾出版的是《棋王》、《树王》、《孩子王》的增补版。比较二十年前的那一版，它最接近原稿。所谓最接近，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出版时，出版方有删除，这次则恢复一些。
自台湾出现我的文字作品，已过去了二十年。我这次校阅这三篇文字时，常常为二十年来台湾读者和批评者的宽容而叹息不已。
二十年来，我几乎目睹了台湾在写作、出版和阅读上的开放。也许台湾的朋友们有各种理由不以为然，我却心有戚戚焉。我只是希望，如果二十年后有人有兴趣再读，应该可以解读出更多的东西，例如小说中的同性目光。这种目光，是极权下最公开，同时也是最隐私的目光。我经常注意到这种盯视，它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崇拜权力的，暗祷的，解脱的，还有情色暧昧的等等。
写作和阅读的开放与自由，取决于我们内心的能力。
阿城
自 序（大陆新版）
《棋王》、《树王》、《孩子王》，念起来有节奏，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一个顺序。
《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的宇宙、世界，口气还是矫。当时给一个叫俞康宁的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我讨论莫扎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的地方。我说第二乐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撒娇式的抒情。这一瞬间，我倒明白了《树王》不对劲的地方。俞康宁后来患肾炎，从云南坐火车回北京，到站后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来，再后来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门做拍摄灾情的工作。我后来想到我们在乡下茅草房里讨论莫扎特，莫扎特真是又远又近，但无疑很奢侈。幸亏艺术就是奢侈，可供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挥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区去见奥米先生。奥米先生是意大利电影导演，我在纽约看过他的经典之作《木鞋树》，深为折服。奥米先生提出拍《树王》，说叫我来导，我不知道怎样拒绝。《树王》怎么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后来又是我发表经验上的一个心病。《棋王》发表后，约稿紧促，就把《树王》递出了，窘的当然是我自己。
《树王》之后是《棋王》的阶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我的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艺术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
《孩子王》是我自认成熟期的一个短篇，写得很快，快得好像是在抄书。小说写到这种状态，容易渐渐流于油滑。写过几篇之后，感到像习草书，久写笔下开始难收，要习汉碑来约束。这也是我翻检我的小说之后，觉得三个时期各有一篇，足够了。其他的，重复了，不应该再发，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讲近视眼的，连我自己再看过之后都生厌恶之心，有何资格去麻烦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当代中国的出版的黑暗时期，所以从习作开始，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的良好习惯，此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直到现在，一直困扰我。
此次重新出版旧作，新在恢复了《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去的部分，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过《树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国作家》清理掉了。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月发那么多的小说，真是不祥，一个文学刊物，实在要清理一下仓库。现在就正常多了，小说的发表量和小说的阅读人口，比例适中。
阿城 一九九八年年底 广州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毛主席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里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先我去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在城里转悠一年多，终于决定还是走吧。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
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些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盘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名手，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在袖里拢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里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月台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的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像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哎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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