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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回首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渴望某种未知的辉煌，渴望意外的刺激，渴望出类拔萃，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而衰老的过程就是梦想和渴望逐渐逝去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生活中太多的失望扑灭了人们心中热情的火焰。 ——雨果《九三年》序言，1962年 1970年代，安·兰德的思想悄声无息、几近不为人知地滑向并融入包括《国民评论》和两个共和党机构在内的保守派主流。（比如，杰拉尔德·福特在一个小企业主会议上说，华盛顿是“慈善集体主义的工具”。）不过，她的思想同一个新的青年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团体遥相呼应，十分合拍，这些自由意志论者对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嗤之以鼻，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党派，名字叫“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他们在“原则声明”中拒绝“全能国家崇拜”，呼吁恢复个人权利，让每个人“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提倡速速回归金本位。1972年，“自由党”将兰德从前的朋友约翰·哈斯普斯物色为首位总统候选人。此党很多元老和党员都自称“客观主义者”，他们普遍将兰德尊为“指路明灯”，称她是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最勇敢的倡导者”。 兰德拒绝了这些人的殷勤，她宣称此党创办者剽窃了她的思想，同时无法驾驭她完整的哲学理论。穆瑞·罗斯巴德和约翰·哈斯普斯是运动领袖，他们没有改进兰德的观点。事实上，布兰登离开后，对于理想主义青年的赞扬，兰德再无多大兴趣。她的世界是小而私密的。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随后的版本里，她将布兰登的名字从献辞页上全部拿掉。她还立了新遗嘱，最初宣布要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伦纳德·佩科夫和艾伦·布卢门撒尔。为了修正自己和以前的朋友及盟友的关系史，她淡化了布兰登夫妇的重要地位，否认纳撒尼尔工作的独创性。不过，在《自私的美德》或《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随后的版本中，她并没有删掉布兰登的文章。两年漫长的时光里，兰德总是沮丧地琢磨着布兰登人品性格和行为动机中的疑团。他一直都在腐败，还是逐渐变成这样的？他灵魂中的恶是何时开始占上风的？他是个骗子吗？还是只是普通的无赖？他爱过她吗？虽然她知道他没有贪污她的钱，但嘴上却不承认。兰德及其剩下的追随者坚持布兰登剽窃并利用了她的思想，他们企图抹杀他早先将自己名下的NBI公开课录音推向市场的努力，但没成功。只有奥康纳和布卢门撒尔夫妇意识到兰德和布兰登有性关系，他们知道，在对布兰登性心理的各种解释面前，兰德苦恼至极。一方面，她需要理解布兰登的背叛，以恢复自己生命中的理性法则。然而，对于布兰登的品行，她缺乏自我审视以及真诚面对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她找不到充分的解释。她渐渐不去谈论他，甚至不再向任何人提起他，除了自己的家人：弗兰克，管家，私人秘书芭芭拉·维斯，也许还有伦纳德·佩科夫。当时正值1970年代，连续几年的政治灰暗始于尼克松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以及彻底废除金本位政策，结束于长达十四个月的伊朗人质危机——在这段时期，兰德基本退出了公众视野。 如果把布兰登和兰德的关系比为母子，那么佩科夫就像兰德的小儿子，他要走出哥哥的阴影，负责照管母亲的身心健康。佩科夫三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轻，嗓音高亢，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很容易激动。他对兰德崇敬有加；他坚信并常常告诉别人，兰德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有人请他对自己从兰德那儿学到的东西和从学校学到的作个比较，他的答复是：“这怎么能比……去大都会（歌剧院）看芭蕾舞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苟延残喘如何能比？”他又解释道：“如果你查看我全部的思想，那么我所有理性认识的百分之九十八均来自于她，剩下百分之一二仅仅是我在十四年大学生涯中收获的史料而已。”兰德用俄罗斯宠物的名字将佩科夫唤作“伦纳希”（Leonush），不过她有时仍因他的过错或疏忽大发雷霆。她对他口出恶言，而这似乎只会让他更加爱她。兰德1970年代小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说：“有时她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你会认为他威胁过要杀了她。我忍不住问： ‘你怎么能让她这样做？’他回答： ‘只要她想，她可以把我的脸踩在脚下。’” 如果听到有关兰德和布兰登之间性事的谣言，他肯定会把散布谣言者以“恶意中伤兰德”的名义清除出局。他视她为精神母亲，他无法想象恶毒的布兰登会打破普遍禁忌的约束——更别说自己的偶像还自愿参与其中。他尽其所能取代张扬的天才布兰登，成为她的阐释者、中介人、宣传员和保镖。1969年1月，他举办了自己的私人讲座系列，以“逻辑入门”作为开场课。在逻辑课的第一讲中，他回答了关于布兰登即将出版的新书《自尊心理学》的提问，并严厉警告大家不要购买或阅读此书。“要么就和他一起，要么就站在安·兰德和我这边，”他如此说道，“非此即彼。如果你们和他有什么瓜葛，那就不要上我的课了。”一名学生走出礼堂，退出了这门课。她拿到了退还的学费，但她的名字从《客观主义者》订户名单上被划去，她本人被禁止参加以后所有的课程和活动。关于要求学员站队一事，询问和抗议的信件纷至沓来，据说有好几百名学生被列入了黑名单。可是让兰德他们措手不及的是，有些叛变者采用假名订阅杂志、登记上课。面对邮寄名单中使用假名的情况，忠诚的粉丝们随后声称，要使用核准名单来确保兰德的新敌手们无法与订户沟通。一次课后，有人问兰德是否和布兰登有性关系——这位大胆的提问者认为布兰登那篇《对安·兰德的回答》部分地暗示了这一点。“如果你能问出这种问题，那么你就不会相信我的答案。”兰德诡辩道。支持者们对这个回答十分赞赏。据推测，这位提问者被请出课堂，成为第五个被踢出局的专栏作家。 兰德把佩科夫看得很紧，她手里攥着他自196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一本学术著作，名叫《不祥的相似处： 美国自由的终结》（The Ominous Parallels： 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兰德曾在《法西斯的新边疆》一文中说美国正在向法西斯主义挺进，而佩科夫写作此书，就是为了通过比较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促使第三帝国兴起的德国哲学思想，从而对兰德备受争议的说法进行详细论述。他拼命钻研纳粹对思想家和犹太人施加的暴行，并将此追溯至康德和黑格尔。此书计划在1969年出版，由兰德在NAL的朋友维克多·韦布赖特创立的韦布赖特塔利出版公司筹备。然而，兰德要求进一步修订，出版后也继续修订。接下来的十三年里，佩科夫在不尽人意的手稿上改来改去。“她要他不断改写这本书，”兰德的一名雇员回忆说。菲利普·史密斯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重组后的圈子里的一名成员，他说：“佩科夫试图证明自己多么虔诚。我们总是听说伦纳德写完了一章，拿去请教安，然后回来说： ‘全部要重写。’”最终，兰德为佩科夫的书作了序，这是布兰登一直等待却没有得到的。不过，这篇颂辞写得比较低调。她称赞此书是“除我之外的客观主义哲学家所著的第一本书”，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思想仍在破坏人们的生活，而此书就是抵御这种坏思想的哲学堡垒。序言中，她复述了《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的讲话，然后以这样的语句作结：“能亲见这样一个不属于我的伟大而重要的新成果，真是很棒的事。”这段话显示出洋洋自得之态，但又包含着微妙的沮丧之情。书中的斯塔德勒博士检验完高尔特重新组装的电机后，对达格妮说：“能亲见这样一个不属于我的伟大而重要的新念头，真是很棒的事！”兰德是在表示，《不祥的相似处》中的思想并非新鲜，那些思想根本都是她的而非佩科夫的。1982年，兰德去世三个月后，这本她代为作序的书终于出版。 兰德赠予佩科夫“头号人物”的头衔，但并不将他定为正式哲学接班人或“精神继承人”，这让佩科夫不知所措。布兰登之后，兰德似乎不再会给予某位追随者如此多的信任和权力。不过，佩科夫肯定想得到“精神继承人”的身份，因为兰德去世后，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并暗示大家，兰德在遗嘱中已将这个身份赠予了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一说）。六十年代中期，兰德为佩科夫犯的某些错误而惩罚他，因此他在她死前尽力避免重复犯这类错误；也许是过度迁就吧，反正佩科夫为了兰德，义无反顾地改换自己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他付出了代价。1951年见到兰德时，这位开明、机智的男孩还感到一种“完全的敬畏”，而如今，他逐渐变得严肃、顺从。大家都知道他有教学天赋。他在亨特大学、纽约大学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担任助理哲学讲师，然而他不顾警告，执意要把自己的学生“转变”成兰德思想的信徒。结果是，他丢了教职，毁了前程。七十年代中期，佩科夫在高校的职业生涯告一段落，整个八十年代，他一直在找工作。1987年，佩科夫五十四岁，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他的第二任妻子辛西娅·帕斯特给丈夫在纽约大学时的学业导师西德尼·胡克写了一封措辞辛酸的信，求他帮忙为丈夫谋个职位，以施展“他的教学才能和热情”。她写道，佩科夫申请过三百所大学和学院，参加了三次面试，均“由于他的观点而被明确拒绝”。胡克并无恶意地回复道，在给这位以前的学生推荐另外的教职前，他必须得确信，佩科夫不会在不当的地点将兰德式的教条引入课堂教学。“很多年前在纽约大学，我给他立了规矩，然后让他给两个班讲课，”胡克写道，“他没有遵守规矩……我仍希望他表现得成熟一些，希望他尽量沿用我在自己的课堂上给他展示的那种教学模式……想到他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他对作为人类个体的学生感兴趣，也不相信他乐于帮助他们培养独立人格。”这位著名教授还在信里提到长久以来的传闻，据说佩科夫“恶毒狂暴”地对待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对抵制同事写的书，卷入诉讼纷争，比兰德有过之无不及。 兰德还让佩科夫做《客观主义者》及其规模不大的后续出版物《安·兰德通信》的编辑——直到1974年末《通信》停刊。“我已经厌烦说‘我警告过你’这句话了，”她写道。她在几乎每期杂志上都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并非六十年代的政策声明，更多是一种对时事的消极评判，有时还颇具启发性。她撰写意见书，反对向贫穷宣战，反对“无私”的嬉皮士，反对平权运动、政府资助文艺、国际救助、水门事件委员会——就像当年反越战和反对七十年代立法扫黄一样。针对B.F.斯金纳1971年的行为主义者宣言《超越自由和尊严》，她精心撰写了一篇才华横溢、富有远见的批评，其中巧妙地引用了维克多·雨果：“他（《悲惨世界》中的青年学生马利尤斯）感谢上帝赐予自己两样财富，这是很多富人都没有的：工作——带给他自由，思想——带给他尊严。”更多时候，兰德会引用自己的作品攻击这十年当中流行的利他主义思潮和那些浅薄的思想者。 1969年，兰德开了一门非小说写作课，据称是为了培养一批新的《客观主义者》供稿团队。每周六晚在她的公寓里上课，对有关内容和创作的传统意见进行详细讲解。兰德去世后，这些教案被编成《非小说的艺术》出版。同年，《浪漫宣言》出版，这是一部文集，讨论艺术的哲学意义，将其视为“生命意识”和“根据艺术家抽象的价值判断对现实有选择性的再创作”，这就是兰德定义的浪漫气质。她继续在波士顿的福特论坛进行广受欢迎的年度演讲，却很少在其他地方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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