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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精选中学散文名篇，集古今中外散文于一书：作者对初高中教材课文细为遴选，依次讲解中国古代散文、现当代散文以及外国散文，穷其源流异变，综合文史哲的思考，探寻散文的奥秘。
2. 独特视角解读经典散文，有效指导语文教学：作者积数十年之功，摒弃传统散文解读停留于平面滑行的现状，层层深入立体解读，以敏锐的文艺触感带您真正读懂、读透散文，让散文教学不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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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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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是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从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精选散文百余篇，分“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三部分，在篇首冠以“导读”，对散文之流变穷源竟委，以独特的视角与敏锐的触感阐释文本，次第展开。作者解读文章时，或勾稽创作背景，或追寻思想流变，抑或畅谈文学规律，调动不同的感官，综合各种视角，带您领略不一样的散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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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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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学术著作《文学文本解读学》《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名作细读》《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等，散文集《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灵魂的喜剧》《愧对书斋》，《孙绍振文集》八卷（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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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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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第一编.中国古代散文
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3
《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冉有之辩..2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对话背后的个性与抒情..28
《曹刿论战》：只有对话的战争叙事..32
《唐雎不辱使命》：口舌之辩的优势..35
《晏子使楚》：肯定对方的反驳术..37
《邹忌讽齐王纳谏》：层层推进的比喻推理..39
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41
《愚公移山》：大蚂蚁移山精神的颂歌和反讽..45
《过秦论》（上）：雄辩的分析和片面的结论..49
《兰亭集序》：庸雍淡定，以理节情..54
《与朱元思书》：在骈体的约束中抒写情志..58
《桃花源记》：没有外在和内心压力的理想境界美..63
《三峡》：地貌万年不变，散文千年更新..69
《李寄》：非写实风格的民间传说..85
《隆中对》：王道话语和霸道话语..86
《出师表》：以臣训君的人格与文格经典..97
《马说》：从老故事里翻出新意..104
《师说》：作为文体的“说”.108
《荔枝图序》：略带抒情的说明文..114
《陋室铭》：以“陋”为美..115
《小石潭记》：现实与诗意的境界..117
《童区寄传》：纯熟的简洁之道..122
《岳阳楼记》：豪壮悲情的励志篇..125
《游岳阳楼记》：引人泪下的洞庭湖..132
《醉翁亭记》：与民同乐，为民之乐而乐..135
《记承天寺夜游》：月透明和心透明..142
《送东阳马生序》：文质而气雄..143
《伤仲永》：从具体经验概括为理念，在演绎中深化理念..147
《说虎》：寓言式的说理..151
《狼》：叙述中的“留白”.153
《爱莲说》：类比之“说”.155
《芙蕖》：在说明中抒情..157
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159
《白洋潮》：多方写景入微，想象受阻..162
《口技》：以单纯之声模拟丰富之世情..163
《谭嗣同之死》：壮烈的六个层次..164
第二编.中国现当代散文
导读：现当代散文的基本范畴：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16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关键词还原中提出问题..182
《阿长与〈山海经〉》：显而易见的荒谬转化为幽默..189
《记念刘和珍君》：杂文式的抒情..194
附1：关于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9
附2：关于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200
《风筝》：亲情的隔膜与爱的错位..201
《读书杂谈》：演讲现场的交流互动与心理距离的缩短..206
《背影》：爱的隔膜和难言之隐..210
附：《背影》解读的理论基础：审美价值和历史语境..219
《荷塘月色》：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227
《春》：贴近童心的自我..233
《绿》：朱自清的抒情和余光中的批评..238
《春风》：北方汉子的粗犷美..242
《故都的秋》：悲凉、雅趣和俗趣的交融美..244
《猫的故事》：对人类虐待生命的批判..253
《回忆鲁迅先生》：平淡中的不平凡..257
《箱子岩》：在自由的生命和龌龊的脓疮之间..261
《桃源与沅州》：对《桃花源记》美的解构..265
《老王》：在叙述风格中的隐性抒情意脉..267
《我若为王》：掩藏在荒诞下的尖锐批判..273
《跑警报》：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276
《听听那冷雨》：听出整个生命的文化记忆..279
《雷雨前》：气象的和政治的雷雨..284
《白杨礼赞》：形态和精神的不平凡..286
《风》：在冼星海笔下和在马可笔下..292
《黄山记》：大气魄的赋体铺陈式写景..297
《下雨天，真好》：用雨珠子串起来的“好”..301
《夜雨诗意》：自然的雨和人文的诗意..305
《邓稼先》：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抒情..308
《那树》：自然生态的悲剧和人的麻木..311
《三棵树》：在城市现代化与自然生态矛盾中的无奈..316
《半截故事》：被遮蔽的英雄忠烈..320
《听来的故事》：英雄和群氓的反英雄..323
《窃读记》：“窃”因读而“美”..324
《借书不还，天打雷劈》：歪理歪推的幽默..328
《挖荠菜》：情感价值超越实用价值..331
《拣麦穗》：超越实用价值的幽默..335
《日历》：用形象的语言层层推理..342
《椰子树与平等》：幽默中的深邃智慧..346
《慈母情深》：贫穷母亲的尊严和大爱..349
《蚂蚁》：蚂蚁或人的渺小..352
《走向虫子》：对人类优越感的调侃..355
《小地主》：在小动物面前的自我调侃..358
《斑纹》：审智散文和线性的开放结构..361
《黄果树瀑布》：触觉听觉和视觉的审美比较..368
《日出》：个性迥异的作家笔下的日出..371
《一条大河》：跨越时代的动人之歌..378
《居里夫人和一克镭》：忍受无私和崇高带来的痛苦..382
《爱因斯坦与原子弹》：造福人类还是毁灭地球..386
《闲话章太炎》：大师的名士气..389
《落日》：定格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392
《云海》：唐敏笔下的云和萧红笔下的云..395
《静默草原》：蒙古汉子的草原之美..398
《草原散章》：城市淑女眼中的草原之美..40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形象而科学的说明..405
《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从诗歌中直接归纳..409
《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对经济学“破窗理论”的形象反驳..411
《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定义开始进行正反面的分析..415
《我们这双手》：多方面展开感性阐释的科普小品..417
《科学家的数字武器》：把抽象的数据感性化..419
《细菌的启示》：最小的最不可摧毁..423
第三编.外国散文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现场感和互动共创..431
《论读书》：典型的英国随笔小品..437
《论逆境》：说明性的议论文..440
《海燕》：象征性的豪迈颂歌..443
《寂寞》：情理交融的“寂寞”之美..444
《乞丐》：物质的无助与精神的周济..449
《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层层深入推动论点发展..451
《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人性贪婪的批判..455
《黑羊》：偷盗变成幸福的荒谬..458
《世间最美的坟墓》：对伟人宁静的敬意..460
《狱中书简》：逆境中的生命诗情 ..462
《绞刑架下的报告》：面对法西斯暴力的微笑..465
《父母的心》：在亲情与饥饿之间别无选择的选择..470
《金色花》：“坏孩子”的母爱..471
《辛劳的蚂蚁》：对蚂蚁“辛劳”的反讽..473
《蜘蛛》：对异于人的经验的科学说明..476
《勇气》：故事背后的哲理..479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没有新闻的新闻..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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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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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古代散文
读古典散文最忌以读懂词句为满足。须知所读散文之所以成为经典之奥秘，在其三重立体结构之中。字句只是表层，其中层乃贯穿文章首尾之情志脉络，或曰“文脉”，此乃文章之精神所在。其最深层乃是文章的体式（或曰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章法、句法，离开了体式，欲求文章之妙，终生难免缘木求鱼。
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古典散文的障碍，主要是陌生的字、词和典故，即使是很熟悉的词，对其在语境中的含义也可能会困惑，甚至误读，这是由古今语义的差异造成的。如《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的“卑鄙”并不是指品质恶劣，而是卑微鄙陋，见识不高的意思。如“坐”，作为动词，在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椅子凳子，只有席子和几，古人坐的动作，有点像今天的跪，只不过把臀部紧贴在脚后跟上。《上山采蘼芜》中“长跪问故夫”的“跪”就是让臀部抬起来，比起“坐”要正规一些。但是《晏子使楚》中的“坐盗”，《陌上桑》中的“但坐观罗敷”，“坐”则是指导致消极后果的原因。这些都是阅读古文的拦路虎，不能轻易放过，需要长期咬文嚼字的努力，才有希望解决。有各种工具书检索，除了个别有争议的字词以外，都有共同认可的答案。理解有误，不难发现，不难纠正，关键是要有钻研的精神。
读懂了这些字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古代散文名篇的好处。因为真正的好处不在表层，而在深层。有一种误解，以为内容决定形式，解读文章就是解读内容。其实，从理论上说，内容并不一定能决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可以消灭素材的内容，强迫其内容就范，按着形式规范和逻辑衍生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我国古典文论对形式是很重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上半部分除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以外，其余二十一篇都是讲文体形式的。其中讲诗、骚、赋、乐府这类文学性的文体四篇，其余十七篇都是讲实用性的理性文体，但其间区别甚大，如果用今天的“议论文”文体特点去解读，则不但很难领略其精微，而且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许多一线老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形式是丰富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但是，其中留下了许多经典，显示着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贯穿着立意、论证、条分缕析的统一规律，一方面则表现出不同文体的不同规范，辨析其间的异同，不但对理解这些经典有助益，而且对写作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今试以“论说”“章表”两章，联系文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说：多层次深入的巧喻和推理
《文心雕龙》“论说”篇，是古典议论文的核心，“论”和“说”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质上，“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个意思“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着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其“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后，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历史的发展和积累，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与凭口头机敏的现场即兴对答不同，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式的发言，而需要形诸文字，在空间上超越现场，时间上传诸后世，在不断地修改、提炼中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具模式。“说”这种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日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有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特点，第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说”超越了口头表达，已经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把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这种文章的经典范式。作为文章，不仅要有论断，还要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个喻体是第一层次。当柳宗元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而能生存者“十无一焉”，只有他家以“捕蛇而独存”。第四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却能“熙熙而乐”。第五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柳宗元此文经典之处在于巧喻，巧在何处呢？第一，比喻推理层次丰富。第二，极端层次转化：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助其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故“理”容易“至”，也就是不难得出结论。这和“论”作为文体的直接说理不同，乃是间接的。不是从正面说起，而是从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逞一时口舌之胜，甚至诡辩的片面性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分析的。《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这一点上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是毫不费力的。不过，刘基接着提出的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与前述论点不相符合的反例，从而揭示矛盾，以推动分析。刘基分析出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这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即使领导者很有本事，若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
韩愈的《师说》带着某些“论”的特点，成为更为严谨的“说”。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之加以分析，就以其为大前提进行推演。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的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在这里并没有用巧喻，为什么不把自己文章的题目“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那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其局限却是不可忽略的。试以韩愈的《马说》说明。
《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可以作“论”这样的大文章。韩愈选定的却是“说”，而且是“杂说”，短短二百多字，飞文济词，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是“大题小做”。把大题目做小，喻体是小事，题目却是大论，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层次的。
第一层次，把智慧的结晶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千里马的巧喻中。故事的寓意是现成的：千里马难以从外表上识别。从逻辑上来说，比喻不管多巧，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犹太人有谚语曰：“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因为比喻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这种类比，只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取其一点相通，难以顾及不同事物根本的区别。人和马的不同是明显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不同的个性，人各自又有不同的缺点，同样的待遇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等。但是，人们在读韩愈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样直截了当的类比的局限。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文章的第二层次：逻辑上的先声夺人。吴小如在解读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另外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强调引人入胜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说”这样的文体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从先秦游说中来。如《晏子使楚》中，晏子对于楚国开小门让他进，他的反击是：“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按逻辑推演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如果让我从这个小门进去，你们楚国就是狗国。他的大前提（巧喻）是没有论证过的，是很武断的。根本就不存在人出使狗国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国迎人于小门的惯例。这个比喻论证之所以两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与其说是因为其雄辩，不如说是现场应对的急智。在对话现场，即使有漏洞，对方若不能即兴反击，就是失败，哪怕在事后想到很精致的反驳，也于事无补。《马说》与《晏子使楚》的现场性有所不同，文章的读者猝然受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异于常理的大前提的冲击是有反思的时间的，这可以说是“说”这样的文体的一种弱点。但是读者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阅读时，反思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注意力为接下来的话语所吸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比较合理，但是和前面的话是矛盾的，前面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在伯乐之后，而后面说“伯乐不常有”，按逻辑推演，应该是千里马也不常有。怎么会产生“千里马常有”的结论呢？其实，韩愈玩了一个文字技巧，就把前面的武断化解了。前后两个“有”字，字面（能指）和内涵（所指）并不一致。前一个是“发现”的意思。有了伯乐才可能“发现”千里马，没有伯乐，就“发现”不了千里马，隐含着千里马不“存在”的意思。后面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思是千里马是经常“存在”的，只是没有伯乐那样的高人，因而很少“发现”。这样，就把逻辑上的矛盾弥合起来了。正是这样的文字技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飞文敏以济词”，即以能指和所指的错位，掩盖了逻辑上的漏洞。
完全依靠类比推理，本来是“说”这种文体的一种局限，但是韩愈以文字策略巧妙地掩饰了过去，这样就保持了文章开头的“先立地步”、先声夺人的气势。读者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被他的第三个层次，那就是强烈反差对比俘虏了。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就把论题推向一个新的深度：千里马不但不被发现、认可，还遭受压抑和苦难。这在古典文论中叫做“反面着笔”，使得文章的气势更强，原因在于将反差推向极端。前面的文章还只是在“常有”和“不常有”这种量的差异上，到这个层次，就上升到生和死这种质的区别了。以千里马之尊和“奴隶人”“槽枥”之贱相对比，使得文章不但有理气，而且有了某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又因为有了感性的细节而强化，说千里马的死已经极端了，又加上了辱于奴隶人之手，说千里马“骈死”（成批地死）已经够感性的了，还要加上死于与普通马一样的马槽之间。
随着分析的层次深化，论点得以深化：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从论证的系统来说，这里推理的层次又进了一层，已经不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而成了千里马和非伯乐的矛盾。一方面千里马需要超越常马的食料，另一方面养马者却不能理解这正是使千里马能致千里的条件。用常马的待遇来养千里马，其结果是走向反面：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分析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开展：千里马的待遇连常马都不如。这是又一个极端了，每个极端都处在与前一极端对立的位置上。可是到此韩愈似乎还不太过瘾，接着而来的是又一个极端化的总结：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又一个层次的深入，实质上，是把文章前面已经展开的“食之不能尽其材”和没有正面论述的“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统一起来总结，展示最后一个层次的极端。这恰恰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要害不在于伯乐与否，也不是养马与否，而在于用人的道理。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就是不但在物质上充分保障，而且在精神上与其沟通，才能在使用上得法。
韩愈用这么多两极矛盾的推理，加上这么多的层次，使读者完全来不及反思，陷于被动接受，这就使文章产生一种逼人的气势。“文以气为主”，正是以这种气势，韩愈把“说”的优长发挥到了极限。不过，不管韩愈的才华有多么高超，作为一种文体的“说”，在说理功能上某种强词夺理的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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