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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可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文化批评专家。他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文章都收录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守望”书系里面，可以说篇篇精彩，页页精彩。我对大可这套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批评是从西方当代引入学术界的，很多学者在运用文化批评时，几乎完全按照西方视角来分析问题的。而大可恰恰保留了中国视角，这点我们两个人观点高度相同。
——雷颐
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愿意把自己的所学所思赋予社会的年代。我觉得，在目前中年一代的学者中，绝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青春，背叛了八十年代。像大可老师这样能够坚守下来的人不多。在这一点，我对大可老师一直心存敬意。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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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朱大可的话语是一种感性与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对于“朱语”的评价始终是两个极端。不喜欢他文字的人认为，朱大可的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喜欢他文字的人则认为，朱大可的“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但不管如何，很多年来，“朱语”被很多年轻学者喜爱和模仿。
《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包括《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等五本书，用套装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全面、完整地体现朱大可的语言风格、批评的角度。
文化批评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很多中国学者在运用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时，几乎完全按照西方视角来分析问题，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而朱大可的文化批评和文化解构恰恰保留了中国视角，从他的文化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很深切的记忆和感受。
你可曾了解我们的文明是何等的辉煌？辉煌到至今仍令世界为之折服。你可知我们在何时进入了一种无知的时代？透过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汉代知识分子的惊慌、骇怕和痛楚。朱大可从不吝于用他那精准的语言来破解晦涩难懂的隐喻，也从不惮于用他那犀利的思想来斩断浮夸矫情的伪饰。由建筑构成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每一条光线终究是一连串文化的符号。而关于历史器物，如美玉、宝剑、铜鼎、古镜、茶、瓷、丝的独特叙述，思想深邃，语体典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期”中，各个流派争奇斗艳，诗人、作家争相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参与者，朱大可积淀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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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大可，2004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其代表作为 《华夏上古神系》、《记忆的红皮书》、《沉默的大多数》、《流氓的盛宴》等。
茅盾文学家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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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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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乌托邦》
《先知》
《审判》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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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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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二十年撒娇史鉴
作者附记：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我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趁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低贱肮脏的排泄物）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密匙。
这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暴力美学的长征，轿夫之歌也受到人们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嚎叫。
但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还是卸下了流氓面具。
真正接管并支配流行趣味的是王朔小说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暧昧，但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权威，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的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分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受虐的精英主义
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的修辞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像与人民镜像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形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的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在其后的“反思文学”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小说《牧马人》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对“母亲”的热爱和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受虐伦理长期被视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个自虐的劳改犯的独白，发出对犯了错的祖国母亲的盛大赞美。著名导演谢晋将其改编并拍摄成了电影《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个人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饱尝政治风暴的打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20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各种头衔所笼罩，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国学”和“国术”的领域。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在整个知识界，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的主流。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精英行进在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的掩护下，1993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中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利的信念。但这场简陋的学术纹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思想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界“左”与“右”的话语分裂。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从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海外反对派的悲壮角色。
这时，“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那个时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为疏离主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和李九莲等，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自立-反叛”的悲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既传达出知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
“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这场运动最初受激励于“太平盛世”的夸张图画，而后则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近百年前，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双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中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网络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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