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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爱泼斯坦的报道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爱泼斯坦均亲身深入采访
亲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解放的恢弘历史
幼年即流亡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国际视野回顾近代中国变迁，大量引证珍稀中英文史料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要对中国在那个重大转换的世纪中的全部历史加以论述……这事还是留给那些更具有专业知识的作家们去做吧。
这个短篇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帮助受西方教育的读者（不仅是西方本地的，还有各大洲也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从他们所学的或没有学到的历史中，或者从他们的思考习惯中“换位思考”，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毛泽东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作为思考历史的界限。
——爱泼斯坦
封面照片：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3日，重庆首次举行大规模的胜利游行，共有四万多人参加，热闹非凡。据重庆报刊报道，这一场庆祝胜利大会使重庆成为狂欢的城市，街头巷尾，人潮拥挤，交通为之中断，百万市民陶醉在欢乐中。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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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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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着重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用可信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概括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民族解放的恢弘历史。这部视野宏阔、观察深刻的著作，也成为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收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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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唯一一部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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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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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001
第一章 旧中国.........................................................................................001
第二章 鸦片、战舰和传教士.................................................................009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017
第四章 “西学为用”的第一次失败..........................................................037
第五章 中国被瓜分的危机.....................................................................051
第六章 改革者及其失败.........................................................................059
第七章 民众的义和团起义.....................................................................063
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073
第九章 清王朝被推翻了.........................................................................091
第十章 军阀统治与新人民力量的诞生.................................................095
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的开端.........................113
第十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走向前.....................................121
第十三章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129
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41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55
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173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191
作者后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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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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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的开端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上街游行，奔向北洋政府办公地点时才发现，在这个紧要关头，部长们正和日本的外交官们密谈。警察向示威学生开枪并逮捕了一批学生，激起全国一片抗议的浪潮。中国的青年学生，不愿像他们父辈那样在半奴隶状态下苟且偷生，到处奋起抗争。即使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走上了东京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日本政府派骑兵驱散了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工人、英资的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性的罢工。
在抗议浪潮的震慑下，北洋政府早在6月初便下令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然而，这些学生作为引以为自豪的斗争胜利的一方，却拒绝出狱，要求政府开除对逮捕学生负责的官员，要求允许举行新的示威，要求政府公开向学生道歉。北洋政府为了把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向歧途，不但让警察去请求拒绝出狱学生的谅解，甚至还派汽车送他们出狱。6月28日，示威群众声讨的三个部长被免职。中国还宣布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高潮之一。它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是十月革命的一项成果。十月革命改变了地球上16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面貌，由工人阶级取代了帝国主义政权。中国的革命者过去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度充满了理想化，现在已完全丢掉了幻想。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杀戮，他们还以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背叛，给自己针对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胜利贴上了资产阶级民主对专制王权胜利的标签，而这是中国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果说，帝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只不过是政府的组织原则和形式而已，民众只是由此遭到无穷的愚弄、欺骗和流血，那么，中国人民就要问自己：其他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能够找到同盟军？
前面已经指出，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马克思、列宁，对中国人民过去的斗争早就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无法向中国提供帮助，中国人民也还不理解他们表达的同情，也不会认识到世界工人阶级是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和剥削的盟友。
然而，到了1919年，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的近邻找到了一个具体实践的场所。在苏俄，工人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国人民能够从苏俄的实践中，判断其实验是否成功。
苏俄的行动是简洁明快无可非议的。当打了胜仗的协约国列强们又在鬼鬼祟祟地图谋对中国的奴役时，苏俄政府第一个宣布无条件废除过去沙皇俄国从中国土地上掠夺的一切特权，把从各项不平等条约中得到的好处，如治外法权、租界、赔款、“最惠国待遇”等，全部予以废除。
而且，中国人民还目睹了邻邦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不但推翻了“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统治，还完全以自身的力量，打败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干涉。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一个阵营，德国是另一个阵营。现在此两大阵营纠集在一起，派遣部队大举入侵苏俄，试探并企图粉碎苏维埃政权，疯狂叫嚣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连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参加了针对苏俄的军事干涉。决心实现民族独立、争取进步的中国爱国人士们看清楚了一件事情，即，如果他们从前的敌人都站在一个队列，那么站在他们对面的一边所代表的必然是正义和真理。同时，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在国外的真正朋友，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
就政治觉悟而言，这就是中国人民针对上述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初步认识。正如斯大林所注意到并指出的：在俄国，胜利推翻资本主义已经“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建立起了新的革命阵线，这条阵线从西方的无产阶级，经过俄国的革命，一直延伸到东方的被压迫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显示了这一进程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进程更加速发展。
的确，在第一次大战的日子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对内的任务，是在各自的国家内消灭封建关系。然而其与17~19世纪欧洲的“古典”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大相径庭。这些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使其与帝国主义，即20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败了资本主义。而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也面临劳动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挑战。
因此，新的革命就是日益壮大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大联盟。在此环境之下，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注定要在帝国主义与本国民族利益矛盾面前越来越摇摆不定。它自身的阶级性格，又使它对自己国家的劳动大众深怀恐惧。如此一来，若要取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全胜利，只能依靠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和全国人民去奋斗。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只能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
对此，毛泽东有明确的界定：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16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国革命新的领导阶层现已开始组成。全国爱国知识分子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此作为推动中国向前进的手段。尤其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是，现在引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旧的社会党人和第二国际的工联主义者所奉行的还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被俄国共产党人用来有效地推翻并驱逐了帝国主义。毛泽东这样写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考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虽然人数不多，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五四”运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赋予“五四”运动新主题和新思想。与其他的诸如“打倒《凡尔赛和约》”等口号相比，“打倒帝国主义”显然代表着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认识。
正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和之后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开始出现激烈的分化。自由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革新方面。但自由主义者自命为文化精英，能够取代老派官僚，并运用现代（即资产阶级）知识，担负起领导与“拯救”国家的重任。因此，当那些“落后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大众（他们占国民的大多数）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来时，他们便同反动政府一样，感到十分惊恐。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曾留学美国的胡适，他是实验主义哲学流派代表人物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门徒，他不久就开始匆忙后退。他号召青年人少谈些“主义”（意指马克思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即多研究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从同样愤懑于中国的衰弱和落后出发，而得出不同的解决途径。自由主义者把民众的坚决主张看作是对“文明进步”的威胁。胡适甚至拒绝把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权力作为革命的对象，他只主张在“陈旧原始”的思想与方法和“科学的”“有效率的”的思想与方法之间选择一种。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统治阶级和旧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而民众才是社会的主力，是能够推翻旧制度，推动进步的唯一力量。所以，李大钊教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胡适说，只有“主义”，才能找到“基本的解决办法”；没有主义，中国的“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
这场论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知识分子们而言，论战为他们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把自己的知识传输给被压迫的广大民众，与他们一起战斗，向他们学习，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新中国；另一条是，作为压迫者的“忠诚的反对派”，从他们那里乞得一官半职，从而有机会做点好事，但依然使国家与民众处于从前的困境之中。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适后来的大半生都用于讨好美国，他在中国的数届反动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争取民族自由和开拓前进的道路，在全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前提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帝国主义，然后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任何人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思想”，如果只垂青于资本主义而拒绝社会主义，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傀儡和国内的逆潮流而动者。胡适在晚年，担任了台湾蒋介石政权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终老其任。胡适是统治旧中国的最后一个半殖民地买办政权的遗老，还有比他更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物吗？
相比之下，李大钊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他牺牲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下，成为早期的革命烈士。然而，正是他为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鼓与呼的，和他所协助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这条道路，最终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拥护，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才是取得独立、走向强大和现代进步的正确的光明大道。
作者后记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这样向全世界宣告。对如此重大的变革，用如此精炼的语言加以概括，是何等真实而贴切。这场变革席卷了地球上14的人口，它使得全世界人民扬眉吐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加速殖民制度的崩溃而言，它的影响尤其重大，具有决定性意义。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一个巨大缺口之后，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全球力量的平衡，推动了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
就其自身的国际地位而言，中国终于以平等身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平天国革命、1898年维新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都在于洗雪半殖民地的耻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完成了上述目标。虽然数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拒绝接受上述事实，而试图孤立并扼杀新生的中国，但是局面已经形成，规模已经造就，事实不容改变。自从1949年以后，就没有哪一个单独的西方国家或者哪些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能够撼动中国的主权意志，无论它们多么强大。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实践证明，新中国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威胁和挑衅（包括在中国本土、朝鲜和印度支那地区）。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本来是中国坚实可靠支持者的苏联老大哥不再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而试图把中国变为其附庸时，中国照样没有屈从。今天，大多数西方列强（它们的名字在过去就是控制旧中国的同义词）已经与新中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少数几个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国家也必定会走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道路，除此之外，它们没有其他选择。
而且，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与世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仅指在国际地位上的平起平坐而且指在本质上的平起平坐——包括经济方面和现代知识方面）的第二次长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已经讲过，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底子又极其薄弱，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搞建设，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中国执政党的任务是，从1949年算起，在大约50年间，使全国人民消除贫困，达到小康水平。因此，革命已经走过的整整一个世纪，还只是个序曲。
到1952年，即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范围内的中国人民就已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束缚。到1956年，即又过4年之后，中国又逐步完成了巨大复杂的过渡，即农业上从私有制转变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对城市工商业也进行了改造，改造的速度、规模平稳有序，农村、城市的生产不仅未受到损失，相反，其产量都有巨大增长，这种变化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仅仅短短的数年间，世界对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看法，就完全不再适合中国了。说它饥馑遍地？说它疫病流行？说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说它内战不息四分五裂？说它腐败堕落遍体鳞伤？数百年以来中国都被描述为上述形象。但现在，新中国经过几年的建设，这些现象就不复存在了。
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或者贬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但上述胜利仅仅是开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实践，同时包括对于国家整个经济进行规划、设计和经营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大于民族和民主的革命。毫不奇怪，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经历了严重的困难以及人为的错误，包括“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两个方面，这些错误有时甚至造成了经济暂时的严重衰退。
就国内而言，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在一个贫穷、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并解决所有与之相关的遗留问题；第二，改善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欲完成上述两项任务，让我们全面考察一下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巨大而令人瞩目的。本书作者青年时期是在旧中国长大的，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候，中国的任何钢铁制品都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就连楔进墙里的大头钉、搭扣子还有简单的钢笔尖都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老百姓习惯上称之为“洋火”的安全火柴，大多从瑞典运来。被称作“洋油”的石油制品，则是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者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进口的。自行车来自英国和德国。到1949年解放的前夕，中国还不但不能生产汽车，甚至连组装也不会。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全国91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却是木犁。
现在是1979年，中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但是中国早已实现了从殖民地到独立的转变，而且已经拥有了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工业体系，包括大约35万家国有厂矿企业，其价值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内所有工业企业价值的25倍。钢的年产量达到3300万吨，而新中国成立前其最高年产量只有100万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中，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1.2%。工厂运转的大多数机器、路上奔跑的各种型号的大部分车辆（年均生产量大致为15万台）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拖拉机的生产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农民不知拖拉机为何物，而目前全国有标准型号的拖拉机55.7万台，另外还有137万台小型拖拉机。在石油方面，中国曾一度被称为在地理上几乎是贫油国，现在却是世界上的第八大产油国，具有相当可观的炼油能力和出口市场。仅仅利用限制向中国出口石油就企图能够把中国经济扼杀的时代（超级大国美国在1950年代、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在1960年代都尝试过这种手段）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在原子能利用和空间技术方面，中国已经掌握了核聚变和裂变原理，并自己制造出了用于国防和其他领域的导弹、火箭和可回收的卫星。
同1949年相比，目前的粮食产量是那时的近3倍，棉花产量是那时的5倍。这些产量保证了全国人民的需求，而现在的人口是30年前的两倍。30年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今天，任何在中国的上空飞行的人都会发现，以前小块如片片补丁般的土地，现在都井井有条地合纵连横成为集约的土地，周边都栽种了保护林，有水库和运河保证着灌溉。所有这些都是劳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其劳动量相当于又建设了几十条万里长城。
曾经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地方病诸如天花、霍乱和性病等，已经消失20多年。吸毒也不再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到的事情，人民的生活、医疗条件和教育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总体水平还有待极大地提高。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急需提高落后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国的发展与自己的国际地位、人口和潜力相适应。这对于中国45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的现实，尤其重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比以前减少了。人均生产的粮食同1955年相比，也没有增加多少。按照农业和工业总产值计算，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排第六位，位居美国、苏联、日本、西德和法国之后。这一地位看上去似乎还可以。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排名，虽然中国比另一非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印度的席位提前了30多个，但还只是第85位，① 排在诸如希腊、土耳其、牙买加、赞比亚、泰国和加纳这些国家之后。这个排名并不理想，也的确与人们的预期相差很多，但是现在也的确有了超越的可能。
当然，中国有许多此消彼长的发展优势和条件。一方面，同位列之前的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丰富多样的。中国的工厂企业是国有的，产品的消费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很多年以来，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不利的发展环境。就技术和生产力而言，无论在工业还是在农业方面，中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缩小了的差距，到了1970年代又被拉开了。这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尤其体现在“四人帮”肆无忌惮的争权夺利方面。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干部无论素质高低，只要对他们忠心耿耿，就可被重用；他们企图拉拢过来的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通过火箭般的快速提拔，取代了那些久经历练、知识丰富、经验老成的政治干部。极“左”路线对教育造成的损失，是失去了10年培养新技术人员的时间。极“左”路线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破坏，使得原来的优良传统无法发挥。
现在我们要说到第二个依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如何最好地利用和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这一制度已经迅速地克服了许多在以往看来似乎无法治愈的痼疾和弊病，那些本来都是过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遗产。现在，时代要求中国在几十年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之内，充分展示出其在经济方面、在组织制度和技术方面优于历史悠久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品质和新的发展速度。如果没有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如果没有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尤其是如果没有农业的较快发展以满足广大农村人口的需求，那么不仅目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按需分配”也变得遥不可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正如他们之前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并最终取得胜利一样。
在1970年代后期，“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针对他们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害，上述要求被作为基本的政治前提，以恢复中国共产党以前在解放区所形成的传统优良领导作风，并要求把这些优良领导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以适应当前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且，现实要求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适应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并把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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