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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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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作者“回忆与思考”了文坛上一些文人之间的过往、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及事件、文艺方面重大问题讨论的经过。尊重历史、事在求实，真实具体、“原汁原味”是作者写作的主旨。由于作者“长期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直接参与过文艺方面重大问题的讨论，接触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故部分回忆文章提供了一些第一手有价值的材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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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黎之（李曙光）1928年3月4日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41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胶东《大众报》、《新洛阳报》、《中原日报》、《长江日报》、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长期参与文艺组织工作，参与过一些文件、社论和重要文章的起草、定稿工作，还参与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期刊的创刊和有影响的文学著作的编辑出版。1954年11月根据当时领导意图写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并作多处批示。
主要著作有：诗集《转运翻身》、《火中钢》《向北京致敬》；小说集《两个汽车驾驶员》；历史小说《锦瑟曲》《泰娘歌》；回忆录《文坛风云录》、《文坛风云续录》等。《转运翻身》1949年5月获中原文协第一次文艺奖的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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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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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中南海
关于“胡风事件”
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
附：补记
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
（1956年1月—1957年3月）
附：沈虎根同志来信
整风?鸣放?反右
1957年纪事
在“大跃进”的年代
从纠极“左”到反右倾
周扬谈自己及其他人
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前后
“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
“大写十三年”的大争论及其背景
文艺“反修”、毛泽东“十二月批示”和
他亲订《毛主席诗词》出版
从“一月会议”到“六月批示”
“假整风”“假批判”
所谓“阎王殿”
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及其他
胡乔木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党员会上传达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扬报告的意见（附几点说明）
理不清的思考
附：中央关于加强文艺战线的指示（根据邓小平指示代中央起草，
1964年4月14日稿。后来因形势急剧变化，此事未完成）
谈十七年的文艺运动
——在“中国当代文学讲座”上的讲话（1980年7月）
又一次“假批判”?到卫戍区见周扬、林默涵
附：补记
筹办刊物，抓创作?批林批孔
批《水浒》、批宋江
“周扬一案”……
“三中全会”前夕的两次文艺会
附：读者来信
《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
听胡耀邦讲话，请胡耀邦讲话
“务虚会上闷雷几声”
新的聚会新的分歧
围绕“人道主义”“异化”的两次大批判
从王震与臧克家的一次通信说起
关于首次发表毛泽东致周扬的信
“我和毛主席”
——周扬“回忆录”的有关材料
周扬说“三十年代”
附l：王学文同志谈有关“两个口号”争论的一些情况
附2：周立波长子周健明同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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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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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胡风是在1983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了为“胡风集团”平反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三卷本《胡风评论集》，当时交我终审，在编好第三卷时，胡风写了《〈胡风评论集〉后记》。后记中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对一些评论著作当时发表、出版情况作了说明。其中有些问题我不熟悉。社里几位主要领导人传阅后也拿不准（当时心有余悸也是一个因素）。这时中宣部文艺局来电话查问《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回忆录一事。社领导决定将《后记》事一并请示中宣部。编辑部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五个问题：
一、涉及胡风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无从查考，或不是我们编辑部所能负责查考（如谈到他1931年加入日共和1936年经冯雪峰同志介绍参加中共的事）。
二、涉及周总理对茅盾《子夜》所作的批评，既无从核对，也不宜发表。
三、涉及有影响的文艺界人士（包括领导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他们所作的评价的文字多有不妥（如言及茅盾为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先锋》写稿事，认为茅盾“得到了国民党的好感”；认为田间落入形式主义窠臼是因为“服从组织的要求”；对穆木天自首叛变后的具体表现；对张天翼作品的否定评价，以及对路翎作品的高度肯定评价等等）。
四、涉及许多作者虽隐其名而文艺界人士一望可知的人物（如邵荃麟、冯雪峰等），对他们的指责是否符合事实均有待于一一核对。
五、一些观点与提法不正确（如认为“社会主义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把文艺界领导人称之为“有势者帮派”等）。这个报告送上去后过了几天，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约我去传达了贺敬之等部领导的意见。大意是请胡风考虑修改后发表。
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我和牛汉一起去胡风二十四号楼新居拜访。
我坐在胡风左侧，望着他宽大丰满的前额，像见到所有文学界前辈一样地尊敬。几十年来，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尊敬所有文学前辈，对他们二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没有多少感性知识，更谈不上站在某一方，只想得到他们的教诲，向他们学习。作为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又参与了不少对这些前辈作家的批判、斗争，整理他们的材料，有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今天，我又以这种身份坐在当代一位大理论家的身边。二十九年前，在“青年宫会议”上，我看到这位老人，他激动地作了两次长长的发言，当时他是怀着自己的三十万言书的意见能得到支持而发言的。二十九年过去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似乎没有因付出血的代价而有所长进，仿佛在一个地方转圈圈。今天，我来同这位理论家来谈的还是二十九年前或者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存在的问题，而且并不是文艺理论本身的问题。我想，如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位老人和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会有更多的理论著作留给我们这些晚辈学习、探讨。而现在只能重复谈论一些老问题。我趁机表达了我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之后，原原本本地转述了出版社的考虑和中宣部的意见，作者愿意修改。我就同牛汉一起与老人告别。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的机会。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严肃的思考。
“胡风事件”是建国以来文艺界最 大的一次冤案。不少文章研究“胡风事件”为什么由文艺思想论争和小集团问题转为反革命政治问题。这个经验教训要放在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大背景里考查。涉及社会制度、决策者的作风等等。有的文章把这次事件的偶然性归结为与舒芜交出个人之间的通信有很大关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其实在开始批判时就定下调子。1955年1月（舒芜通信材料是5月发表）中央关于批判胡风的报告的批示就把“胡风集团”的性质定为“反党反人民”。5月13日发表舒芜所整理的材料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第二批材料仍用同样标题。这已经把“胡风集团”的性质定为“反党”，即属于政治问题，在我国“反党反人民”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第三批材料发表时才用“反革命集团”字样。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出版毛泽东写的序言中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由此看来，舒芜的材料发表前后在提法上并无重大区别（即“反党”）。“胡风事件”不是孤立的。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归结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细节，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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