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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说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列的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近现代制度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过程，也是取西方近现代文明之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梳理自由主义的著作，作者李强深厚的学术素养、清晰的逻辑脉络，以及散文般的语言，使本书成为迄今为止介绍自由主义最好的作品。
相关阅读：
《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第三版）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社群主义》
《法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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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角度看，自由主义都是当今备受争议的学说，本书从自由主义的概念、历史、复兴以及基本原则四部分，系统梳理了自由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作者凭借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轻熟驾驭，以自由主义为线，向读者描绘了一张西方思想地图，并从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指出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其局限。
如果说一张好地图可以让我们知道整体、方向、位置、重要特点和我们起点、终点、中间的路径，并知晓如何去学习、组合、效法哪些人类诸贤的智慧，有了这种选择与组合的方式，才不至于将自己迷失。那么，本书试图梳理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理论内涵及其受到的批评的努力，因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度而成为了解自由主义及西方社会思潮最好的一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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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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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学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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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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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001
再版序言 003
导言 001
第一章 自由主义的概念 013
一、自由主义概念内涵的演变 015
二、自由主义研究中的歧见 019
三、自由主义：理论、政治派别与制度 024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历史 029
一、现代自由主义的古代渊源 031
二、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萌芽 042
三、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 045
四、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法国、美国与苏格兰的贡献 060
五、自由主义时代 088
六、新型自由主义 102
七、自由主义的衰落 108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复兴 117
一、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 118
二、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 124
三、罗尔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趋势 130
四、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 134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原则 143
一、个人主义原则 146
二、自由及其限度 169
三、平等的悖论 192
四、自由主义民主 211
五、自由主义的国家 231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247
一、梅斯特尔：来自保守主义者的批判 249
二、卡尔施密特：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大问题 253
三、当代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258
结语 自由主义的价值及其局限 263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75
初版后记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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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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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自由主义是活生生的主义，还是已死亡的教条
在21世纪之初讨论自由主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义还是已死亡的教条？事实上，这也正是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直到最近，西方学术界的共识似乎是，如果说自由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处于退却态势。人们普遍以为，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批判法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敲响了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丧钟。学术界这种共识可以从几本关于自由主义的畅销书的书名看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以及《自由主义的贫困》等等。A
然则，晚近以来，自由主义似乎又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最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一种可以被称作自由化的潮流。在西方国家，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念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与理论家手中发扬光大，对市场经济的复归以及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批评构成最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政治改革的核心。不仅美国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就连那些在“二战”之后很长时期持反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在最近改弦易辙，公开地或在事实上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第三世界国家，从拉美到印度，经济自由化已成为声势浩大的潮流。就连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选择了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目标。这种全球性的自由化潮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福山在其借以成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人类追求历史进化的努力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而告结束，自由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全人类都将朝着自由社会的方向进化”，这种自由社会的基础是“经验事实不可否认的存在于先进的工业化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关联”。
当然，福山的结论可能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若干年来，自由主义的理念不仅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再度成为显学，而且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使那些并不期望自由主义马上在全球胜利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毫不掩饰其内心的喜悦。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斯蒂文霍尔姆斯满怀自信地写道：“毫无疑义，自由主义不会在短期内独霸全球。权威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仍然存在，种族中心论正在兴起。但是，就目前的情势而论，无论从经济的，抑或军事的视角来分析，宪政主义民主制度显然比它的任何对手都有优越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C就连那些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不能忽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再度成为关注的中心这一事实。
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学术界关于自由及其限度、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产权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与法治等问题的讨论，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评价。
然则，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自由主义已成为许多人神往或批评的对象，但国内学术界迄今尚未有过系统梳理自由主义的著作。当然，研究或批评自由主义某一方面、某一发展阶段、某一代表人物的著作并非罕见，但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及其所受到的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才不揣浅陋，试图对自由主义作一番梳理，追溯其历史沿革，剖析其理论原则，展示其所受到的批评，从而力图显示自由主义的全貌。
不过，甫一动手，才认识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注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自由主义在表面上似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诸种意识形态之一，不少著作也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并列，称之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用一些西方学者流行的说法来表述的话，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
如果这样理解自由主义的话，那么，以自由主义作为一部著作的对象就很难说是审慎的选择了。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相当于勾勒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史；剖析自由主义的原则相当于概括并剖析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所遵循的最基本的理念；梳理自由主义所受到的批评相当于梳理西方现代文明所受到的批评。对如此庞杂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梳理与概括，确实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笔者知识的局限以及认识能力的局限，将使得本书关于自由主义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笔者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而已。这颇似盲人摸象。笔者虽力求客观平实，防止片面，但以一己之有限知识，探讨如此复杂之问题，只能是一孔之见。
第二，如何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正确评价，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其理论内涵纷繁复杂。对自由主义无论作整体肯定还是整体否定恐怕都是片面的。而且，有些原则最初虽由自由主义者提出，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但后来被人们认识到，这些原则所反映的实则不是自由主义一己一派之理想，而是现代社会或经济的要求。譬如，市场经济原则。过去很长时期，我们的理论界都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不可分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在我们进行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类似的例子已经有许多，而且将会有更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近现代制度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过程，也是取西方近现代文明之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涉及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作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这一过程需要许多人、甚至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绝非笔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鉴于这种理解，本书重点在于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剖析归纳其理论内涵。至于评价，笔者在自认为可以有所评论之处加以评论，而在难以把握之处则不敢妄加评说。不过，为了使读者对自由主义的缺失有所理解，本书专辟一章，介绍若干自由主义批评者的观点。
第三，研究自由主义不可避免会涉及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包含自由主义成分，其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传统中国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否有某种相似或兼容成分？这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素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态度纷呈，观点各异。就其主要观点而言，至少有两种主张。一方面，近现代不少启蒙学者在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对传统思想曾有过激烈批评，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并将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近现代以及当代不少学者或出于对理论问题的真正理解与新的解释，抑或出于文化自豪感，从传统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挖掘出自由主义成分，甚至直截了当称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为“自由主义”。
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了理解传统中国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除了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若干方法论问题。首先有一个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问题。许多概念本有其特定内涵，若抽去内涵而乱贴标签，对理解与研究问题并无裨益。如果我们注意人们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是否包含自由主义的争论，就会发现，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争论者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全然不同，所以才有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严复在论及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时，直截了当称之为专制主义，原因是在传统思想与制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权力界限，皇帝作君作师，在理论上可以支配所有的人，决定所有的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就是这一特征。与严复相反，孙中山在谈到传统中国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时，则强调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专制，不在于缺乏自由，而在于自由过度，造成整个民族缺乏纪律、缺乏凝聚力、缺乏国家观念，最终导致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软弱无力。
显然，严复与孙中山讲的都有事实依据，都包含着深刻的洞见。只不过二者所谈的并不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严复谈论的是，在正式的制度设定中，人民无法律保障之自由，皇帝无法律限定之权限。孙中山谈论的则是，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实际渗透、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今天讨论自由主义问题时，应该时时谨记分析哲学的一些基本道理，在语义、概念方面多加留意，以免混淆概念，言不及义。
除了需要厘清概念外，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还涉及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支流的问题。中国思想源远流长，学派繁多，其中不乏某些自由主义的要素。但这些要素是否构成某一学派或者某一思想家思想的主流，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剖析的问题。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尽管汲取了古代思想若干成分，但就整体而言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梁启超以及晚清不少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家中，亦可发现自由主义的因素。胡适被许多研究者称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近代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者”。除胡适之外，不少民国时期的思想家与学者都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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