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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枭雄难为袁世凯，著史当如唐德刚，《袁氏当国》论说近代中国人物——垂帘听政而无术支配的隆裕太后，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的摄政王载沣，帝制回头泡沫王朝的悲剧人物袁世凯，建国蓝图的最高当国者孙中山，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宋教仁，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黄兴，从美国吹来帝制东风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始共和终帝制而误袁氏的杨度，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的“六君子”，国人眼里的大草包袁克定，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洪宪王朝的梁启超，泡沫战争里的蔡锷……
2. 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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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
民国开国前后，垂帘听政而无术支配的隆裕太后，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的摄政王载沣，帝制回头泡沫王朝的悲剧人物袁世凯，建国蓝图的最高当国者孙中山，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宋教仁，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黄兴，从美国吹来帝制东风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始共和终帝制而误袁氏的杨度，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的“六君子”，国人眼里的大草包袁克定，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洪宪王朝的梁启超，泡沫战争里的蔡锷……
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
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唐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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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唐德刚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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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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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民国开国史简论
第二章 项城不做虚君，遯初志在首相——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第三章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第四章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第五章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兼评古德诺教授
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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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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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民国开国史简论】
中华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公元1912年），1月1日（阴历十一月十三），夜10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曾为江苏省政协所在地），彩灯闪烁，军乐悠扬，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的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幼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世称孙中山。孙公自己使用的正式名字，以及见于当时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地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如上溯至传说时代，从公元前2206年夏禹的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一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封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由一家治一国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
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但以后的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
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
【项城不做虚君，遯初志在首相——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 2 月 14 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通过决议接受他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4月1日始正式解职，但从就职到辞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来。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2月13日下诏退位后第三天，也就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的第二天，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一章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他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就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出异议，对把南京作为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儿子袁克定和汪拜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没，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的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讲呢？原来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的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亿之众，上述诸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发生转型的启蒙期。在这个启蒙期中，占全国人口八成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能（wisdom）和机运（chance）。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过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这些知识分子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过程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躐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袁的独裁究竟是什么形式呢？我们要知道，袁是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 和帝制（monarchy）两个模式。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think
tank），都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模式（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也不合乎中国国情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绝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朽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他认为，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上也不限于袁氏，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以便于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恢复了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从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之处，便是大陆法系把行政诉讼和一般民事、刑事诉讼分庭处理。所以平政院事实上便是一个处理官民诉讼和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而肃政厅在制度上虽隶属于平政院，但在纠弹违法官厅或违法官吏的操作上，却是独立运行的。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其运作方式，颇近似于美国主持纠察克林顿绯闻案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Kenneth Starr）。据此新制，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其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后来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
同时，袁对海、陆两军军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上篇便曾说过，袁曾有意向赵匡胤看齐，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各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官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总之，袁氏在坐上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其恢复帝制时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图，则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铺平了帝制大道，万事俱备，所缺的只剩个皇帝的尊号了。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兼评古德诺教授】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氏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言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袁克定的确是个关键人物。袁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晚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样的think 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世凯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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