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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提出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曾留学美国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哪有帝国主义？”尽管当时他为此饱受抨击，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邓小平领导的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养，胡适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大陆日渐复兴。真相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版本”，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将20世纪90年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理由归结为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或民族屈辱感，则失之简单。 中国对《凡尔赛和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3。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起义百年之后，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为了从当代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我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黄克武和张海鹏等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1911年的革命。通过寻本溯源，他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思考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以及对百年后中国人的意义。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5，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 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18世纪，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会（Dominicans）的裁决，否决了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教会提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实践是偶像崇拜，一切对圣贤或祖宗的虔敬行为与崇拜魔鬼无异。两个世纪前，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仁在有教养的儒者身上发现“共生”关系，提出对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与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 法国汉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很敏锐。他写道，从早期耶稣会士、伏尔泰式的法国哲学家或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著作的棱镜中看中国就如同见到海市蜃楼。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为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思考法国时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评法国朝廷为古代政权，“效忠国王”（法国宫廷官员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们也将这一概念安放在中国头上，尽管大部分法国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熟悉那里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从耶稣会士的中国游记中提炼出一套先进的官僚体制，也是由宫廷官员侍奉皇帝，但这些中国官员忠诚且机敏。 于是，中国艺术风格在欧洲宫廷中流行开来。关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利玛窦的著录与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中的描绘大相径庭。据后者所述，赛珍珠之父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苏和安徽农村待了10年，“据他自己计算，共使10个人皈依”。利玛窦努力使精英官员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国传教士则在穷苦人中传教。 19世纪晚期，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经海路抵达中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苏伊士公司及其商业代表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为到1500年时欧洲的几大未来帝国握有全世界10%的领土，创造出40%多的财富；而到1913年帝国时代臻于顶峰时，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领土，共创造出全球80%的财富。 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 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写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来数代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来华使节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位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政治更正确。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1904年，年轻的法国医生维克多·塞加朗（Victor Segalen）驶向远东，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度过了不寻常的14年，其间写下《论异国情调》（1951年）一书。在书中，他说“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证明”，人总是容易被所有“异国、意外、奇异、神秘等”的东西吸引，“一切都是‘另一个’”。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介绍米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摄影作品（史泰德，2006）的书中说道，异国情调是无知的一种类型，因此带来莫名的震撼。进而，“摄影具有文本记录的真实功能，既承载了异国情调，也部分地将其瓦解”。 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读者朋友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种风格化照片的范例。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中国艺术史学家巫鸿对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30—1899，其作品见本书72—87页）的大量照片说明作了巧妙的解构。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下扮演妻子，一下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通过这些照片，本书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为资料，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诸如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 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化遗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馆手中，急于买回文物的做法却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国人尚很普遍的“受伤害感”，不论他们是否赞同官方定义的“爱国主义教育”。花费近九千万人民币在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宫殿装饰用的一批兽首便是一例。每一件从中国“掠走”的文物出现在拍卖会上，都说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还握有难以计数的文物。心理学家乔纳森·W·斯库勒（Jonathan W. Schooler）认为人的大脑分割不同的信息给左右脑—左脑用图像思考，右脑用语言思考；还有一些本能记忆，起源是文化的而非全然科学的。 本书希望通过展现1911年前后看得见的历史，让文字与图像都能出现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素来对“东方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外交事务评论人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在新近一篇题为《多重的中国，多重的美国》（Multiple Chinas, Multiple Americas）的文章中写道： 作为教师，我们每天都面对不恰当的对比、套路化的描述、过度的恐惧、对事实有选择的雕琢以及泛泛之言所带来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发现”中国所用的范式仍然左右我们的观念。泾渭分明的是，一些人积极地看待其中国经验，愿意访问中国，帮助中国发展；而另一些人则视中国为威胁。作为教师和公民，我们应当远离盲目憎恶和过度夸赞这两个极端。 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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