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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纪录和呈现了这个巨变时代，充满焦虑与乡愁的乡土中国。但《回乡记》不只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而是二十多双眼睛所看到的“二十多个村庄里的中国”；《回乡记》没有停留在“记”，而是站在费孝通、林毅夫、华生、贺雪峰、梁鸿等智者肩上，尝试解读巨变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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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但每次回乡，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曾经熟悉，如今陌生的故乡。是时代巨变，还是城乡中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焦虑不安？
《回乡记》以春节回乡见闻的方式，呈现了全国二十多个地区年味风俗、婚育嫁娶、乡村经济、村庄秩序的变化，记录和呈现了这个充满焦虑与乡愁的乡土中国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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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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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长期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著有《新乡土中国》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3，《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2004，《乡村的前途》2007，《什么农村，什么问题》2008，《地权的逻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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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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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第一辑 年味变了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再难也要回家过年
矿区日渐变淡的年味
时代变了，年味变了
当拜年逐渐沦为功利游戏
“家”文明，在厅堂，更在心中
第二辑 宗祠与祭祀
上坟：母亲的传统和归属体系
宗祠：一个家族的精神家园
巫婆与鬼神：科学之外的“科学”
第三辑 婚育嫁娶
早婚现象在农村为何普遍？
农村娶亲有多难？
儋州人与众不同的婚姻习俗
第四辑 故乡白描： 在熟悉与陌生之间 打工比在家里强 包工头的“准市民” 生活 被扭曲的“面子”
回乡见闻
变化的宴席，变化的村庄 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华北乡村 第五辑 谁在见证新农村？ 可怜天下父母心 陕南山区的“城乡二元家庭” 特色农业史，小农辛酸泪 新农村建设何以可能
第六辑 乡村公共品的困境 灌溉的故事：向理性和个体时代转型的乡村 农村修路难，难在何处 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悖论 在扶持与打击之间的乡村医生
第七辑 乡村治理的转型
骚动的村庄：经济开发背景下的乡村秩序 城市的扩张与地方势力的兴起
从暴力走向法治
第八辑 乡愁，挡不住时间的脚步
是什么改变了你，我美丽的故乡
回望故乡十年：在创伤中前行
乡愁是对记忆的补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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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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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对记忆的补偿
梳理家乡的历史是为了给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划定一个时空的经纬，以便知道我们一路究竟从
何走来，尽管我们不知将要走向何处。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社区的记忆走向外面的世界，并构成我们与之互动的基本参照系及价值观念的最初源泉，作为农家子弟，这一意义与价值的基本载体与单位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实际上是扩大了的村庄）。
我小的时候，大概有十岁左右吧，有一项很特别的能力，根据有限的信息（平时家人告诉的），推己及人，能够推出我们村几乎所有的人按照辈分我该怎么称呼他（她）们，直到现在，我姐姐有时候还要向我请教。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本领，但至少说明我几乎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那时，每个班级总有六七十个学生，但当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是那所小学，每个班级却只有几个最多十几个学生了。我总觉得，这些年来村里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以前可以用“一群群”来形容孩子的话，现在则只能用“一个个”了，村里再也没那么热闹，那么有生气了。这些年来，老人们一个个先后离世，村外的耕地里平添了一个又一个的坟头，年轻的女人们纷纷外嫁了，同时也娶进来一个个年轻的女子，生下了一个个小小的孩子，孩子们都在慢慢地长大，我却不大认得他们，他们可能更不大认识我。
村里的人外迁了一批又一批，他们也许还会回来，也许再不会回来。有那么多曾与我一起成长在村里一起记忆在村里的人，今生可能再不能相见。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死去，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注定要出走的人来说，故乡却再也回不去，因此乡愁只是一种记忆的补偿，它会为我们慢慢编织一个个美丽而温存的梦，梦里有泪却不咸，有花却不香。乡愁挡不住时间的脚步，我们毕竟回不到过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自己的故乡美，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找到它值得诅咒的地方，就当伤感徘徊在这陌生的熟悉与熟悉的陌生之间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故乡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故乡了。我们必须敬畏过去，我们也须敬畏现在，将来如何不得而知，故乡毕竟不在我们手中流转。
斟一杯浊酒敬故乡，为我二十余年的故乡情！
记录和呈现巨变时代的乡土中国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乡村的前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更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
进入21 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 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变得松散。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门子等超家庭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解体，依托于超家庭结构的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及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 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只生一个好、无论子或女”，已在大多数农村成为现实。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问题。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与此同时，现代性也通过国民教育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价值体系。
一方面是巨变，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地域之间差异巨大。这个差异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郊区与边远地区农村之间，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还表现在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北方农村之间。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是一个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长期在全国农村驻村调研。中心绝大多数师生来自农村，他们在农村调研，观察思考这个巨变时代的“三农”问题，投入了巨大感情。学术研究必须客观冷静。然而，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真正认识自己的家乡却很难，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只有到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村调研，看到了不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下有所差异的变化逻辑，才会对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家乡“陌生”起来。这样一种“陌生”起来的家乡认识，与仅仅回乡感受到的变化和引发的乡愁，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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