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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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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中国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理性反思与评论的集子。如果文学界不允许批判，就让批判从我开始；如果文学界鼓励批判，就让批判从莫言开始。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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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编者列举了莫言醉心性描写、热衷写酷刑血腥、沉迷于丑恶事物、放逐道德评判、漠视女性尊严、语言欠缺修炼、叙事不知分寸、写作限于重复等九大“罪状”，却仍感意犹未尽。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编辑这样一部《莫言批判》之书实在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我们思考着，行动着，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
文学作者固然需要肯定、需要鼓励，然而我们以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若“捧”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遑论读者。
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那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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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斌（1979—），男，博士学位，副教授。2010年6月毕业于苏州大学，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学术交流》、《鲁迅研究月刊》、《江海学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阳予倩佚文辑录、研究与年谱长编》（12CZW06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阳予倩佚文研究与年谱补遗》（12YJC751032）。
程桂婷，女，博士学位，副教授。
2010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ZGW1101）、主持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疾病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11WX17）。编著：《苏州作家研究系列?苏童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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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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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红高粱家族》批判
江 春 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
——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得失谈
汪树东 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粱家族》
潘新宁 《红高粱》的失误及其原因
甘藻芝 倒错的“丰碑”
——评《红高粱家族》
第二章 《檀香刑》批判
徐兆武 极刑背后的空白
——论《檀香刑》的主体和主题缺失
马航飞 道德感的缺席与身体美学的泛化
——以《檀香刑》《兄弟》为例
李建军 是大象，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第三章 《丰乳肥臀》批判
蔡梅娟 对真善美的叛逆
——评《丰乳肥臀》
刘蓓蓓 李以洪 母神崇拜与“肥臀情结”
——读莫言的《〈丰乳肥臀〉解》
楼观云 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
——也谈莫言的《丰乳肥臀》
阎浩岗 “反着写”的偏颇
——《丰乳肥臀》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
覆及其意味
唐 韧 百年屈辱，百年荒唐
──《丰乳肥臀》的文学史价值质疑
第四章 《蛙》批判
李建军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殷罗毕 封闭在历史洞穴中的想象
——《蛙》与莫言暴力史观的限度
朱 威 进退维谷的民间反省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李 一 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从莫言的《蛙》谈起
第五章 《生死疲劳》批判
师力斌 才华的消费
——读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李云雷 华丽而苍白
——评《生死疲劳》
毛琴霞 做大作家岂能舍弃道德追求
第六章 《红蝗》《四十一炮》等批判
贺绍俊 潘凯雄 毫无节制的《红蝗》
李 钧 叙事狂欢与价值迷失
——评莫言的《四十一炮》
宋 昕 无力的炮声
——观莫言《四十一炮》中创作的滑落
常智奇 理论准备不足将使莫言没言
——读《断手》有感
第七章 性?欲望?媚俗批判
邓晓芒 莫言：乳恋的痴狂
孙玉双 媚俗：莫言近期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章长城 论莫言小说中的性别盲区
薛月兵 欲望?狂欢?迷失
——试论莫言小说中的欲望化书写
吴 刚 从颠覆历史到取媚世俗
——论莫言新历史小说的审美趋势
周景雷 莫言小说的困境与“堕落”
第八章 文化?审丑批判
王 干 反文化的失败
——莫言近期小说批判
罗慧林 当代小说的“细节肥大症”反思
——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
刘广远 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与审丑
第九章 心态?感觉及其他批判
朱向前 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
陈清义 论莫言小说的得失
梅琼林 对立与虚无
——莫言现象的哲学基点和艺术视角论纲
杨联芬 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
蒋 泥 莫言的文学世界略评
第十章 王金城的投枪
王金城 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王金城 从常态到变态：莫言小说的性爱诉求
王金城 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
王金城 消解崇高：莫言军事小说的文化解码
王金城 文本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与内因
王金城 理性处方：莫言小说的文化心理诊脉
第十一章 诺贝尔文学奖的蛊惑
李建军 直议莫言与诺奖
张 闳 莫言，或文学应该如何还债
蔡梅娟 要注意文学评价的民族立场
——从莫言获得诺奖说起
张涛甫 莫言热背后的冷思考
陈 辽 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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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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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议莫言与诺奖
（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将“世界性”和“全球性”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也许是为了补偿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轻忽和怠慢，竟然在12年的时间里，两次将该奖颁给身份不同的中国人。
最早的那一次，就不去说它了，现在单说最近的这一次。
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莫言呢？
根据“诺奖”评委会10月11日公布的“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的说法，是因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在我看来，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而且在处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其言直，其事核”的写实性——即清代学者蒋彤所说的“文洁而事信”和“无虚假无疏漏”的“坚实”，是对“白描”技巧的倚重，是紧紧贴着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来刻画人物，是追踪蹑迹地追求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和真实感，是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那么，莫言的小说不仅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定势可能做或愿意的事。
2000年3月，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说，“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从这种莫言多次使用的“骄倨傲暴”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意孤行的独断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是写作领域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的谦虚态度、平等精神和文化教养。从人物的角度来看，莫言所选择的，是一种异化的、外在化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形象遮蔽人物形象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话语压倒人物话语的叙事方式，——人物完全被淹没在作者自己的话语狂欢的洪流里。2005年，莫言在香港的题为《我怎么成了小说家》的演讲中说：“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就算小说写作的确“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小说家也不能毫无边界地描写感觉，不能将人物写成完全“感觉主义”的动物。然而，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就是让作者的感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觉，从而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让人物变成作者自己“感觉”的承载体。《天堂蒜薹之歌》第六章这样写金菊的心理和行为：“想起夜里的事，她心里怦怦地跳，血往脸上涌。她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他身上，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他的脖子，并且贪婪地吞咽着被他脖子的灰垢污染成咸汗味的口水。她咬住他脖子一侧那根粗大的动脉时，感到它强有力地搏动着。这澎湃的搏动令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她咬着它，舔着它，用两片嘴唇夹着它。她感到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这时她说：高马哥……高马哥……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了……”这里所写的人物的几乎每一个动作和心理活动，都是夸张的、怪异的、不真实的，完全出于作者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是作者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了人物。我们无法想像，“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知道这样的想象，实在太诡异、太不同寻常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这种卡通画式的简单，是莫言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特点。例如，在《红高粱》里，余司令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干儿子”（实际是亲儿子）：“他拿过一只酒盅，放到我父亲头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宁手枪，走向墙角”；“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这样的叙事，显然是对席勒的《威廉?退尔》的简单化模仿。在席勒的作品里，瑞士的民族英雄退尔拒绝向奥国总督盖斯勒用来侮辱瑞士人的那顶“帽子”敬礼。盖斯勒的手下认出退尔就是放走牧人鲁特赫德的人，罪不可赦。盖斯勒在退尔的儿子头顶上放了一个苹果，只要退尔用箭射中苹果，就可以免罪。神箭手退尔一箭射中。最后，盖斯勒死在退尔的箭下，瑞士民族获得了解放。在这个故事里，退尔是被逼无奈才向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然而，在《红高粱》里，没有任何人把酒盅放到余司令儿子的头上，并强逼他拿枪射击，——他之所以有如此疯狂的举动，完全出于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冲动，即证明自己的儿子是否“有种”。这种幼稚而疯狂的行为，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议的。虽然它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毫无关系，但在西方读者的“误读”中，却有可能被错会为《三国演义》中的传奇英雄的壮举，有可能被误解为神秘莫测的“中国性”和倜傥不羁的“中国气质”。
在《檀香刑》的第六章，孙眉娘这样在月光下抒发自己对钱丁的爱情：“鸟，鸟儿，神鸟，把我的比烈火还要热烈、比秋雨还要缠绵、比野草还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玉雕琢成的嘴巴叼起来，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让他知道了我的心我情愿滚刀山跳火海，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的门槛让他的脚踢来踢去，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胯下的一匹马任他鞭打任他骑。告诉他我吃过他的屎……老爷啊我的亲亲的老爷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鸟啊鸟儿，你赶紧着飞去吧，你已经载不动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树繁花浸透了我的血泪，散发着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一树繁花就是我的千言万语，我的亲人……孙眉娘泪流满面地跪在了梧桐树下，仰望着高枝上的鸟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红嘴白牙间吐露出呢呢喃喃的低语。她的真诚感天动地，那只鸟儿哇哇地大叫着，一展翅消逝在月光里，顷刻便不见了踪影，仿佛冰块融化在水中，仿佛光线加入到火焰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场景极为相似的画面，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夸张而煽情的告白，既不“真实”，也不“感人”；既无“中国性”，也不“莎士比亚化”；它是对“魔幻”技巧的过度利用，是一种纯粹主观化的虚假描写，并无多少美感和诗性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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