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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莫言论》唯一一本全方位深层次解读莫言创作历程及作品的权威著作，被誉为学术界莫言研究领域的标杆，从莫言初登文坛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涵盖莫言整个创作历程及所有重要作品。
国内权威莫言研究专家、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张志忠教授22年研究成果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认可并亲笔推荐，内附莫言亲自为本书所作的独家创作谈《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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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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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论》是莫言研究领域迄今最深刻透辟、最具系统性地完整阐释其创作历程及作品特质的权威专著，对莫言自登上文坛起至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同创作时期，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和剖析，是当下解读莫言创作不可缺少的必备书，也是唯一一本全方位深层次解读莫言创作历程及作品的著作。该书在莫言创作中的角色定位、地域特色、艺术手法、创作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特性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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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志忠 1953--
，山西文水人。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分别获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多年，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和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和评论，出版《莫言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迷茫的跋涉者》、《1993：世纪末的喧哗》、《天涯觅美》、《卑微的神灵》、《90年代的文学地图》、《求真之道》、《当代长篇小说论略》、《世纪初的漂浮与遮蔽》、《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等学术论著、教材、译著多部，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文史哲》“2003年度名篇奖”等多种奖项。
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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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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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的意义（增订版代序）（张志忠）
《莫言论》序（徐怀中）
引言
第一章·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后来者和幸运儿
生活与心灵的印记
乡土熏陶和“自修学校”
从想象的真实到真实地想象
第二章·“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
沉甸甸的荒凉和孤寂感
失乐园--一个永远的神话
高密东北乡--莫言艺术世界的建立
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各人头上一方天
第三章·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
生命的一体化和个体化
赋予物体一种魔力
生理与心理的转换和沟通
第四章·生命欲望--一个根本的动机
生命欲望，由生活的乏匮而生
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
生命欲望和人性探索的新角度
第五章·生命之光--爱情与死亡
没有爱情世界暗淡无光
在“人欲横流”的背后
美丽的死亡和艰难的诞生
第六章·红高粱--生命的图腾
种的退化之悲哀（一）
种的退化之悲哀（二）
红高粱精神的复活
第七章·悲剧是世界的形式
生命的痛苦与原罪
心灵的忏悔录
第八章·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的生命
生命与历史
历史的神化与神话
有限功利目的和实用理性
“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憧憬
第九章·感觉-生命-艺术
感觉的爆炸
感性--生活和艺术发展的新契机
生命的文学化和文学的生命化
第十章·艺术感觉面面观（上）
作品发生学探踪
“时间感和空间感改变了”
第十一章·艺术感觉面面观（下）
陌生化--感觉的重构
示范性的文体?
第十二章·叛逆与审丑--《欢乐》《红蝗》论
生活的叛逆与艺术的叛逆
现实中的梦魇
第十三章·阵痛的时代和希望的星光--《天堂蒜薹之歌》论
选择的两难和两难中的选择
独特的“农民法庭”
冉冉升起的星光
结束语·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思考
附录
感觉莫言
论莫言的艺术感觉
奇情异彩亦风流--莫言的感觉层小说探析
莫言的“恐惧”与“再探险”
莫言的九十年代进行曲
《透明的红萝卜》导读
附：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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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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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吃饭，是在参加中国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的活动期中。正在进餐，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在说了几句话以后，她突然说出一个特大新闻，她的话音未落，我就大喊一声：“莫言获奖了！莫言获奖了！”正在进餐的朋友们不禁振奋起来，我们纷纷为莫言获奖而干了一杯。
说来正巧。昨天我们在唐山的曹妃甸参观，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今天却开餐很早，六点就坐在餐桌前了。也是鬼使神差，刚摆上酒杯，我就提议，为预祝莫言获奖喝一杯。同桌饮酒者，既有莫言的最早的研究者李洁非和我，也有在《大家》编辑刊发莫言的《丰乳肥臀》的云南汉子潘灵。在餐桌上，莫言自然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焦点话题。然后，快到七点的时候，几个朋友都频频用手机上网，查看最新信息。再一次鬼使神差，我又非常偶然地在第一时间充当了这个信息的发布者。
在我们的圈子里，最早预言莫言会获诺奖的是柳建伟，就是写过《北方城郭》、《突出重围》的那一位。为此，时在军艺文学系主持教学的我，还专门请柳建伟就此话题做过一个专题讲座。他举出了几条莫言获奖的理由，我都非常认同，但是，个中情由，还是应该由他自己将其所预言率先发布吧。至于我自己，在莫言发表“红高粱”系列小说不久，我就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约，写出了研究莫言的专著《莫言论》，并且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就出版问世，可以说是对莫言进行了同步追踪研究。还在于我后来的一直关注他的创作。前些年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做了一个讲课录像，人家害怕我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录像室和一个冷冰冰的摄像镜头，会不会打怵。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说我是第一次在没有学生没有听众的课堂上讲课，我却讲得一气呵成，我实在是对莫言的创作烂熟于心啊。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获奖理由，现在能看到的是记者报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此语固然不错，但是语焉不详。我想，颁奖仪式上应该会有更为详尽的颁奖词。在我看来，莫言的创作，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高峰。
莫言创作的第一个特色，是他身为农民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特征。说起来，作为农业大国，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农业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农民充当了主力军。从古至今，乡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举足轻重、足以决定中国走向的社会力量。击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拿起武器的中国农民，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是冒死选择了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民，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的是那些抛妻别子走进城市忍受最低工资而含辛茹苦从事工业生产的中国农民。
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中，农民却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得到什么表现。《水浒传》被解读为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但是，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真正出身农民的却微乎其微，不过是打渔的阮氏三雄、种菜的张青罢了。晁盖、宋江、卢俊义、林冲，都和农民沾不上边。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占据重要的位置，名作迭出，大家纷起，就是其标志性的特征之一。而每一位大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视角。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立场和鲁镇——未庄风光的精彩描绘开启先河；蒋光慈作为革命作家瞩望着革命风暴席卷的“咆哮的土地”；沈从文在喧嚣嘈杂、人欲横流的都市怀念清纯的湘西世界；赵树理以乡村工作干部的目光发现和报道着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雄浑的笔力考察儒家文化的乡村形态……
莫言呢，在乡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以切身的乡村体验、丰盈的生命感觉和内在的农民本位的立场，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篇章。如莫言自述所言，“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见《文学视野之外的莫言》，《广州日报》2002年09月15日）从其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到其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到21世纪以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乡土气息和农民本位，一直是贯穿其30余年创作的一根主线。他写乡村生活的苦难与神奇，写乡村生活的贫困与饥饿，更从中写出中国农民在沉重悲凉中迸发出的蓬勃坚韧的生命力、创造力，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黑孩、上官氏、西门闹等率情任性、卓尔不群的农民形象。请注意，我这里强调的是后者。如莫言所言，“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有追求才有特色》）
莫言创作的第二个特色，是以一种独具的生命感觉和神奇想象将心灵的触角投向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获得超常的神奇感觉能力，以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幻觉的体察入微和奇特显现，更新了我们对似乎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的体验，创造出全新的意象、画面和审美情境。法国学者丹纳在《论艺术》中阐述作家的感受能力，“一个生而有才的人的感受力，至少是某一类的感受力，必然迅速而又细致……这个鲜明的个人所独有的感受不是静止的，影响所及，全部思想和机能都受到震动。”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的艺术感觉是以生命意识、生命本体为内核的，生命的充分开放性和巨大的容受性，表现为感觉的充分开放性和感觉的巨大容受性。开放的感觉，没有经过理性的剪裁、删削和规范，而是以其每一束神经末梢、每一个张大的毛孔面向外界的，这样的感觉活动，带着它的原始和粗糙，带着它的鲜味与腐味，泥沙俱下、不辨泾渭，具有朴素、自然、纷至沓来和极大的随意性。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在感觉中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生命的骚动的世界，这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一个农业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属于人的世界。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是创造活的机体，都是自然生命的诞生、成长、繁盛、枯朽的运动。万物皆有生有灭，有兴有衰，都以自己的生命活动同他人的生命活动一起参加世界运行，既作为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环境，又作为人们的劳动对象，在几千年间与人们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且，作为农业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不仅是有生命的，还是有情感有灵魂的。丰收的粮食，好像在酬答人们辛勤的汗水；驯化的禽畜，似乎能理解人们美好的心愿；在人类自己的创造面前，人们惊呆了，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赋万物以生命的神灵主宰着人和自然的命运。这也是我所说的莫言的农民本位的重要方面——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表了农民，他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也是地道的农民式的。这表现在若干方面。例如，他的修辞方式，总是在人—植物—动物之间进行换喻。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一段经典描写：“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这时更变得如同电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萝卜像阳梨，像麦芒，像人的眼睫毛，而且充满了动态的生命。例如，《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在遭受不公正的处决死后，投入六道轮回，变猪，变牛，都是乡村中常见的家畜。而《红高粱》中，红高粱成为狂放不羁、尽情尽兴的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生命象征。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在论述生命一体化的观念时说道：“在科学思维中，生命被划分为各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彼此是清楚地相区别的，植物、动物、人之间的界限，种、科、属之间的区别，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消除的。但在神话思维中，人们对此却置之不顾，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卡西尔《人论》）这和莫言表现出的农民式的感觉世界的方式非常吻合。
还有，莫言的创作，一直是在不倦的艺术性的探索中进行的，而且卓有成效。如果说，在《红高粱》的时期，莫言明显地得益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迪，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要“逃离这两座高炉”，要创造具有充分的本土性的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是接地气的，他所在的胶东半岛，是古齐文化的蕴藉之所在，神奇、浪漫，富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远绍司马迁，紧接蒲松龄。越到后来，他对艺术民族化的自觉和探索的力度越发强烈。他的重要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创新性。《檀香刑》将地方戏曲的“十字句”唱词结构融入作品的语言构造，而且将作品分为“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其胆魄可嘉。《生死疲劳》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语言上是文白杂糅。《蛙》的结构方式是多文体并置，既有书信体，也有剧本式，在艺术的表现力上，做出了很大的拓展。
还要啰唆几句的是，莫言获奖，不但是对作家的辛勤耕耘和艺术才华的肯定，也是对新时期文学的高度褒奖。莫言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是一个灿烂的星群，如老一代的王蒙、张洁，“50后”的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阎连科、张承志、韩少功、张炜，“60后”的余华、苏童、毕飞宇等。近年来，屡有中外学人出面贬斥中国当代文学，对其表示极大不屑，这伤害了我们的情感，也给文坛带来困惑。究其实质，大多是以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所致。其实，在普世的价值与民族的禀赋的融汇上，需要把握恰切的尺度。排斥外来的东西，曾经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造成过严重的损害，而忘却民族本性，也是要不得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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