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全二册2026版）
》
售價：NT$
545
《
大学问·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先生学术代表作）
》
售價：NT$
403
《
战争与人性
》
售價：NT$
332
《
品格之路 戴维布鲁克斯著《社会动物》《如何了解一个人》作者布鲁克斯经典作品 自我价值 心理学书
》
售價：NT$
449
《
可怜的东西
》
售價：NT$
398
《
霍布斯的政治科学及其起源
》
售價：NT$
398
《
百年星辰：寻找现代中国的大师
》
售價：NT$
500
《
情绪的真相：关于情绪的内在力量
》
售價：NT$
347
|
| 編輯推薦： |
1. 我国首部探讨20世纪俄苏文论在我国传播与接受问题的力作，观点新颖，视角多元，具有填补国内空白的性质，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 作者杨明明，长期从事俄苏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量级成果，领域专家。
3. 本书入选“上海交通大学文科成果文库书目”，专家推荐，业界好评。
|
| 內容簡介： |
|
20世纪俄苏文论中国化进程影响深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助力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以及促进社会思想解放变革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本书选取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洛特曼、利哈乔夫等文艺理论家作为研究对象，回溯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论对其的选择、输入、过滤、学习、改造与化用过程，考辨其特点与规律，总结其成就与缺失。
|
| 關於作者： |
|
杨明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以及多个省部级项目。独立完成并出版专著3部，教材2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200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和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2023）。
|
| 目錄：
|
导言
第一章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
第一节 中国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
第二节 日尔蒙斯基与奥波亚兹
第三节 钱钟书与奥波亚兹的差异论美学
第二章 巴赫金在中国
第一节 中国的巴赫金研究
第二节 巴赫金学派的话语诗学
第三节 巴赫金与“他者”洛谢夫：关于拉伯雷的对话
第三章 洛特曼在中国
第一节 中国的洛特曼研究
第二节 莱蒙托夫文本诠释
第三节 洛特曼与马克思主义
第四节 符号学视阈下的文化研究
第四章 利哈乔夫在中国
第一节 中国的利哈乔夫研究
第二节 《11—17世纪俄国文学史》研究
第三节 利哈乔夫与巴赫金：关于“笑”的对话
第四节 利哈乔夫的反欧亚主义与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自19世纪下半期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俄苏文艺理论开始被引介到中国，由此开启了其长达百年的中国化之旅。
纵观20世纪俄苏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五四”运动前后。倡导“文学革命”的陈独秀本拟引进近代欧洲文论，但是基于当时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任务，加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思想的指引下，俄苏文论迅速取代西方文论，成为这一时期外国文论译介的主流。此后，在左联的大力推动下，俄苏文论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中跃居首要位置。
第二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俄苏文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一方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另一方面，缘于20世纪上半叶左翼文论“深深的俄苏情结”，苏联文论被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典范，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高尔基等的著作均被系统译介，“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主流理论资源”。即便在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 中国文论也依然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论体系的深刻影响。
第三个高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学界仍在译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但译介重点已经转向了现当代西方文论。在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同时，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洛特曼等此前不未人知的俄苏文论流派和理论家们开始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此时的俄苏文论不再一枝独秀，而是被当作西方文论的一部分予以解读与接受。
百年来， 对20世纪俄苏文论的译介与学习，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文艺理论界对20世纪俄苏文论的接受虽然不乏“关怀现实、反思现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从自身现实语境、主观倾向与文化传统出发”，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俄苏文论的接受带有某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乃至工具化色彩。
有鉴于此，在当前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以20世纪俄苏文论中国化问题为切入点，回溯与缕析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论是如何对20世纪俄苏文论进行选择、输入、过滤、学习、改造和化用的，检视与反思在这场漫长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又是如何实现主体转换与新范式生成的；最终尝试对如何在保持自身的主体性、民族意识与本土意识的同时，持续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获取发展动力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根本性问题做出解答。
基于我国外国文论研究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中外文论平等对话的迫切需要，可以从以下两条路径对20世纪俄苏文论中国化这一命题展开探索：
一是还原中国选择和接受20世纪俄苏文论的政治与历史语境，回顾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历程，勾勒其传播进路与接受轨迹，呈现中俄文论碰撞融合的图景与全貌；在此基础上，探究其是如何对中国文论发生影响的，中国文论又是如何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二是对20世纪俄苏文论的翻译、研究、阐发与应用，这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结构诗学、符号学等俄苏文艺理论流派，也包括列宁、卢那察尔斯基、赫拉普钦科、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普罗普、巴赫金、洛特曼、利哈乔夫等代表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立场，审视与反思其成就与不足，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书以文明互鉴为指导原则，着重考察新时期我国对20世纪俄苏文论重要思潮流派与代表人物的引介与研究，考辨其中的特点与规律，总结其成就与缺失。为此，我们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洛特曼、利哈乔夫等这些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广为知晓的流派与理论家作为研究对象，挖掘与评估其对中国当代文论话体系建构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同时，致力于通过中国视角、中国经验、中国学术话语来创新性、前瞻性地转化和融合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将其应用于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实践。
全书由导言、第一章“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第二章“巴赫金在中国”、第三章“洛特曼在中国”与第四章“利哈乔夫在中国”等章节组成，主要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译介与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此后的四十余年里，我国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出版译著6部，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虽然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弱化、对其的误读误用乃至过度阐释以至未能被中国文论充分有效征用以及等问题，亟需从原典翻译、拓展与转换研究视阈等多个角度掘进，从而大力推进其中国化进程。
第二，中国的巴赫金译介与研究。
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起步晚于俄罗斯和西方近二十年，但成就之高举世公认。中国学者不仅将巴赫金的全部著作译成中文，还出版专著五十余部，发表文章六千余篇，内容涵盖巴赫金的文学、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理论多个领域，堪称我国外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最为成功的实践案例之一。今后，我们仍将从民族立场与本土需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巴赫金理论及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检视，进一步挖掘其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将其更加精当地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当中，这些无疑都是我们未来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三，中国的洛特曼译介与研究。
我国对洛特曼的译介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已经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近三百篇，这些成果从文学、语言学、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对洛特曼的学术遗产进行了深度挖掘与系统阐释。但是，基于其思想演变的动态性与自我对话性，今后我国的洛特曼研究应该更多地从历时性生成与共时性阐析以及核心概念等维度入手，对已有研究拾遗补缺，以期构建一个更加优化灵活的创新研究体系，将我国的洛特曼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
第四，中国的利哈乔夫译介与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利哈乔夫首次以文学批评家和《伊戈尔远征记》译者兼研究者的身份被介绍到中国起，我国学界对其学术遗产进行了整体观照与多元探索，不仅翻译了他的四部著作，还从文艺理论、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知识分子观、道德教育思想等多个角度对其著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丰富了我国俄苏文艺学研究的知识体系。但是，相较于巴赫金和洛特曼，我国的利哈乔夫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空白点，有待于今后从其跨文化对话、文化生态学思想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等理路继续掘进。
20世纪俄苏文论在其中国化进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形塑与演进、社会思想解放与变革等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堪称中外文论交流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为此，我们要秉持主体性原则和中国问题意识，以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的眼光，对20世纪俄苏文论的译介、传播、研究与接受历程进行重构与价值重估，此举也不失为对当前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失语与重建、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全球化与本土化、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的积极回应。
一直以来，我国对奥波亚兹这一俄国形式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支的研究都从属于形式主义研究之中，尚未有独立的、整体性的专项研究。事实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与奥波亚兹的分野既源于俄国语文学历史上由来已久的莫斯科语言学倾向与彼得堡文学倾向的对立，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理论追求与实践逻辑。如果说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经布拉格学派最终走向了结构主义，那么，奥波亚兹在经历了苏联时期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之后，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的反思与重构，不仅修正了早期的一些不足之处，更是孕育出了巴赫金、洛特曼等多位集大成学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重大转向，我国学者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艺理论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一直罹患某种“失语症”，这一症候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当中也有所显现，这固然与该理论自身的异质性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作为接受者的我们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断裂与隔膜，加之未能完全立足于中国立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庞大学术遗产进行深入反思与挖掘，以至于在数十年间始终未能完成对其理论精髓更加充分的吸收乃至本土化改造，从而导致了现今这一局面的形成。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