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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史念海逾半个世纪学术精华，收录史念海先生不同时期的学术著作40余篇。
2.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详解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读懂《大地河山》，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密码。
3.从远古先秦到宋元明清，深入探讨各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人类遗址、疆域范围、交通发展、城池营建、经济活动、军事布防、农牧业区域、民族分布、人口迁徙、环境变化等主题。
4.兼具较高的学术性和大众普及性，是一部普及中国历史地理知识，进而弘扬中国文化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地理学读物。
5.图文并茂，收录史念海绘制并经中国地图测绘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同时期历史地理地图10余幅。
6.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共同推荐。
7.大开本，双封面，烫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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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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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的通俗学术著作汇编。全书按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5个时期，共收录史念海先生不同时期的学术著作40余篇。这些作品内容涉及各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人类遗址、疆域范围、交通发展、城池营建、经济活动、军事布防、农牧业区域、民族分布、人口迁徙、环境变化等主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深入探究和全面解析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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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史念海（1912—2001）
山西平陆人，字筱苏。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与开拓者。
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加入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禹贡》杂志，并为杂志供稿。1941至1948年，辗转重庆、兰州、西安等地，被聘为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教授。1948年后，被聘为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
史念海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受顾颉刚引导，致力于沿革地理研究，使其转变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1937年与顾颉刚共同署名出版《中国疆域沿革史》，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成，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基本建立。另有代表作《河山集》一至九集、《中国的运河》，并有《史念海全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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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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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篇
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
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
蓝田人时期至两周之际西安附近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
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
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
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
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
论战国时期称雄诸侯各国间的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函谷关和新函谷关
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
秦汉三国篇
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
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
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
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
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
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
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两晋南北朝篇
分裂割据时期的疆土
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
所谓“五胡”的由来及其与汉族的杂居
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
鲜卑族的西迁及其所建立的政权
隋唐五代篇
隋代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隋唐时期的黄土高原
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迀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
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
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
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
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
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
唐代长安和洛阳
唐代交通研究
五代割据时期疆域概述
宋元明清篇
宋代疆域概述
北宋与各非农业民族建立政权时的农牧交错的地区
政治中心地的东移及运河的阻塞
元代疆域概述
明代长城所构成的农牧分界线
明清时期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大幅度推移
明清以来的森林
元明清三代的运河及国家的财富区域
康熙时期治理黄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鸦片战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地理与疆域
附录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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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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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史念海先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最近，四川天地出版社发来史先生的《大地河山》，让我给写个序。我是史先生的学生，就欣然答应了。我看着这部书稿，回想起在先生身边求学的日子，心里想说的话很多。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我还是在这里介绍一下史念海先生的学术生涯吧。
史念海字筱苏，1912 年8 月6 日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太臣村。他的学术生涯可以追溯到在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大学时代。那时，他加入了顾颉刚先生创立的禹贡学会，并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受到顾先生和陈垣校长的赏识，毕业后留在禹贡学会工作。1936 年，他在顾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疆域沿革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谋划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史先生和顾先生撰写这部著作，就是要唤醒国人的国土意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北平，对顾颉刚及其禹贡学会进行迫害。顾先生逃出北平，南下宣传抗日，史先生也不得不离开禹贡学会，回到山西老家。次年，山西平陆被日军占领，史先生便追随顾先生到甘肃平凉等地从事历史教育，又到重庆北碚中央编译馆绘制历史地图，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鉴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他对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了《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及《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壁坞》等论文，希望国民政府妥善安置从敌占区逃出来的人民。他还对运河历史地理进行深入探讨，并于1944年在重庆史学书局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希望政府重视运河的作用。这些成果，已经突破了沿革地理的藩篱，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抗战胜利后，史念海先生应辛树帜先生之邀，到兰州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讲中国古代史课程。辛树帜先生说史念海是“一个诚诚恳恳的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态度比较科学”。1948 年6 月2 日，兰大发生“六二”学潮，国民党右翼唆使部分学生殴打史念海先生，准备将他沉入黄河。史先生只好离开兰州，到国立西北大学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这一时期，他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战略》《清代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行政体系》《中国历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等论文，还撰写了《秦汉史讨论》书稿。这些论著在当时多未发表或出版，但说明史先生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
1949 年5 月，西安解放，史念海先生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先后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运用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使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基于这种认识，他一方面致力于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致力于学科领域的开拓，产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史先生对历史时期的气候、水文、地貌、植被都有研究，但他关注的重点是黄河与黄土高原历史地理问题。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他就撰写了《古代对黄河中下游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等文章，70 年代中期，他对黄土高原暨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发表了《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黄河在山陕之间》《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等数十篇文章，出版了《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及《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等著作，对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黄河流量的变化，黄河在中游的侧蚀、下切，黄河在中游的堆积及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史先生对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等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他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侧重于都会与政区，先后撰写了《西汉郡国考》《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等数十篇重要论文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他对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侧重于农业地理、城市地理、交通地理和人口地理，先后撰写了《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的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代的交通道路》，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等著作。对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侧重于战略要地和古战场，先后发表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陕西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等重要论文，收入《河山集》第四集的论文多与此有关。他对历史文化地理也有独到的研究，发表了《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等论文，开拓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范围。所有这些，开拓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领域，提升了研究水平。
在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开拓研究领域的同时，史先生还特别注意研究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积极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
如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治理黄河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有人主张只在黄河下游进行工程治理。史先生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1984年5 月，他在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办的《调查和研究》第199 期上发表了《森林地区的变迁及其影响》一文。后来他在《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数据，提出“必须退农还林，退农还牧”的主张。他还撰写了《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理黄河的方略》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论文。这些文章不仅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对广大干部群众恢复黄土高原自然生态的信心起了鼓舞的作用。又如，20 世纪90 年代，西安严重缺水。史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向陕西省政府提出关于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明确提出：“历代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了河水流量的变小，使水源不足。”希望通过加强森林植被、涵养水源、保护生态环境等举措，“真正做到了忧人所不能忧、虑人所不及虑”。这些主张对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史念海先生不愧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他的研究成果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本书所录的46 篇文章就是从史念海先生所撰写的300 多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其中先秦部分11 篇，秦汉三国时期7 篇，两晋南北朝5 篇，隋唐五代11 篇，宋元明清10 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广泛，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方方面面，都是史先生在这些领域的开拓性成果。当然，这些文章是从20 世纪30 年代到90 年代陆续写成的，行文风格不尽一致。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对文章的写作背景有所了解。这样，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学术价值，并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王双怀
2024 年12 月31 日
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
几十万年以前在祖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了人们活动的踪迹，那时还是在旧石器时代。经过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们留下来的遗迹也就更加繁多了。
旧石器时代人们的文化遗存，发现较早而且著名的，当数到中国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和用具。它们分别发现于北京的周口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无定河上源红柳河（也就是沙拉乌苏河）的旁边。在鄂尔多斯及其附近的地区除过发现河套人的遗物外，还有很多地方也有遗物的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无定河流域的横山、米脂、绥德及榆林的油坊头、鱼河堡，距离无定河稍远的地方还有神木永兴堡、吴堡宋家川以及府谷县和准格尔旗。由这里往东，黄河东岸的河曲、离石及保德诸县都曾有所发现。河套以西的地区，如内蒙古的三圣宫，宁夏的中卫县和银川附近的沟水寨、万巴拉寺、灵武的水洞沟，以及甘肃的庆阳和酒泉，也都有若干的遗存。甚至远在长江的三峡沿岸都有所发现。根据遗物推测，这些地方可能都是古代的人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旧石器时代人们的骨骼化石和文化遗存在近年还不断有所发现。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了所谓资阳人，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了所谓丁村人。在山西境内除丁村以外还有不少的发现，如和丁村同在汾水流域的文水曹家崖、交城范家庄、旧曲沃里村西沟，以及朔县后圪塔、宁武县、平定枣烟、榆社东圪塔、阳城固隆、垣曲担石山，左云冯家版，都有丰富的遗物。另外汉水上源的梁山、吉林榆树的周家油坊、辽宁的建平、淮水下游泗洪县的下草湾，还有南方广西的柳江、来宾的麒麟山，广东曲江的马坝，也一样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遗址和遗物。
当然这种发现还远没有止境。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新的遗址是会不断发现的。仅就这些发现的遗址已经可以知道：从几十万年以前起，祖国的土地上不仅已有人类的活动，而且他们分布的范围还是相当广远的。近若干年来帝国主义所谓的学者一直狂妄地鼓吹人种西来的学说，一些资产阶级数典忘祖的人们也跟着学舌。他们的狂呓随着这些具体的遗址遗物的发现已经完全破产。
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直到目前发现的还不算很多，已经知道的有内蒙古自治区的扎赉诺尔，哈尔滨附近的顾乡屯，还有广西桂林和武鸣的苞桥、芭勋、腾翔等地，在陕西朝邑、大荔附近的沙苑地区也有不少遗物的发现。发现的地区虽然说不上很多，但是它们却同样分布在祖国的北边和南边，使人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地区的中间可能还有很多的遗址将会继续被发现。
在这样悠久的时代中，人们是怎样克服自然环境的困难，继续生存下去的？实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固然，像中国猿人那样，他们已经知道制造石器，并且能够使用火。不过他们为了找寻和采集食物，还是到处游荡。游荡的范围当不至于过远。就以中国猿人而论，他们显然长时期占据着周口店的山洞，作为防御野兽的袭击和保护自己生命的处所。后来山顶洞人的住地虽已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仍然没有脱离洞穴的规模。就是麒麟山和马坝遗址，也一样和洞穴有关。中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地方也还是在洞穴里面，广西桂林武鸣的发掘就是实际的例证。当然这种洞穴的发现并不能解释为那时的人们已经到了定居的生涯。虽然如此，当时的文化已经不断有所进展，确是事实。
即以山顶洞人来说，他们已经有了简单的衣着，并且还使用了装饰品。据说他们曾以海蚶之壳，磨成大孔，用作饰物。在他们的装饰品中还有厚蚌壳。甚至在人死之后，在掩埋尸骨时，并以红色的赤铁矿覆盖于尸骨的近旁。这些东西据说都不产于山顶洞的附近，其中远的或者要在数百里以外。当时不可能有交换行为，他们怎样获得这种介壳和矿物，已不能确知。即令出之于掠夺或其他间接的方式，都可以说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较中国猿人的时代为广大，而不再区限于狭小的区域了。
中国猿人选择周口店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显示出他们已经在设法利用自然。周口店附近有小河，有原野。不论怎样说，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周口店山洞附近的小河正是他们饮水的来源。山下的原野本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中国猿人大可以在这里使用他们原始的粗糙的石器，尽其力之所能，设法猎获像马、牛、鹿、犀牛等较易捕得的野兽，作为他们的食物。a后来山顶洞人的居地虽较中国猿人为高峻，但仍然依赖山下的小河作为他们饮水的来源，因而在饮水之时，似至少非经过半公里的山坡不可。山顶洞人生存的时代已较后于中国猿人四十多万年，利用自然的能力自然也较中国猿人为高明，他们不仅利用小河的水流以供饮用，他们甚而还知道在小河附近的池沼捕捉鱼类，以供食用。他们捕捉鱼类的方法和工具虽已无由考察，他们所遗留下来的鱼骨饰品，实足以证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水流条件乃是远古的人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周口店如此，其他地方也应该是一样的。发现河套人化石的处所，也是距离河水不远的地方，附近还有较大的湖泊。就是水洞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样有一条小河在它的附近。顾乡屯的遗址还是在一条称为温泉河的岸上，而扎赉诺尔的遗址却已在呼伦池的近旁。如果以汾水流域的丁村和里村的遗址来说，情形就更为明显。里村还处于汾水支流釜水的河谷旁边，e而丁村却是位于汾水的边沿上。就他们的环境来说，丁村人所遇到的情况和中国猿人还大体相似。古代的人们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居住的处所，并不是毫无用意的。
应该指出，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人们的住址虽然有遗迹可寻，但当时的人们还过着到处游荡的生活，并没有定居下来。古代的人们从到处游荡的生活到定居的阶段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这自然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到处游荡是为了找寻和采集食物的方便，如果能够生产食物和储备食物，定居就可能有了条件，接着又驯养动物使它们变成家畜，从而发展畜牧业，进一步更有了原始的农业，人们就逐渐会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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