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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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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继承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各种遗留问题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从大历史观出发将清朝与民国时期（1642—1951）西藏地方具有代表性的 80 余方官印实物置于中央对藏施政和地方体制变迁的历史之中，以官印实物与钤印旧档和文献记载相互参证的方式，对这一时期官印产生的历史背景、体系、分期、类别、中央与地方的授印序列、官印名称与形制特点、用印规格与爵秩关系、权力结构与钤用范围，以及官印的启封制度、赍送方式、颁发礼制、管理规定、更缴流程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性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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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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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忠红，山东聊城人，史学博士，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理事，西藏自治区社科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专家库成员。主要从事西藏历史、民俗、文学研究及展览策划工作。近十年来，曾先后主持、参与西藏首届藏博会《金色宝藏展》《雪域瑰宝》《情满高原——西藏民俗展》《亘古探幽——史前展》《天上西藏——西藏文化艺术展》《梵天佛韵——西藏佛教艺术展》《妙相梵容——馆藏佛教造像艺术专题展》《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西藏文化巡展》等区内外大型展3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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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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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清代以前西藏地方官印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元代以前西藏地方的官印
第二节 元代西藏地方的官印
第三节 明代西藏地方的官印
第二章 清代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沿革
第一节 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的变迁
第二节 行政机构与职官设置
第三章 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授印
第一节 僧官印
第二节 俗官印
第三节 驻藏大臣及其属官印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授印
第一节 九世班禅及其所属职官、行政机构印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所属职官、行政机构印
第三节 驻藏办事长官及办事机构印
第五章 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自制官印
第一节 根据原授印制作的复制印和仿制印
第二节 西藏地方自制的名号印
第三节 西藏地方自制的职官印
第四节 西藏地方自制的衙署印和机构印
第六章 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官印的使用情况
第一节 甘丹颇章政权前期（1642—1750）西藏地方官印的使用
第二节 甘丹颇章中后期（1751—1951）西藏地方官印的使用
余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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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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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今中外，设官守土乃是国家行使主权、强化国家行政管理的关键性措施，而敕封授印又是历代中央王朝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因此，官印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中央授印被赋予了重大而特殊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地方统治者将中央授印视为“天下之大信”。清代与民国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颁发的每一方官印都是经过朝中议政大臣及相关院部集议，甚至是反复酌议后决定的。自官印名称的拟定到制印规格、赍送方式、颁发礼制、启封规定、执掌权限、钤用范围，直至官印缴销等各程序，都严格遵循着钦定制度和管理章程。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僧俗百官的授印范围依旧很大，包括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摄政、喇嘛噶伦、基巧堪布（清代文献又译作“总堪布”）、达赖和班禅经师、三大堪布、商卓特巴、蒙古汗王、第司、世俗噶伦（贝子、贝勒、郡王）、亚谿家族公爵等20 多个职官系统，涉及200 多位军、政、教僧俗大员。中央对西藏地方各大职官系统的授印形制迥然有别，即便是同一职官系统的授印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而入印文字的种类多寡、合璧形式、钤印范围则一直处于变换之中。这也是学界尚未意识和关注到的问题。开展以清代和民国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军、政、教僧俗百官授印的系统性研究，可逐渐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央授印的体系、风格全貌，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央治藏措施及西藏地方各项制度的变迁，从而更好地从中央授印的角度，诠释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社会政治、经济、佛事等诸多问题。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僧俗官员授印的数量、范围、规格与清代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基本政策却是一脉相承的，始终坚持着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原则，更没有放弃对藏主权。其间，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五世热振活佛，以及西藏达赖、班禅驻各地办事处职官均有授印。本书通过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颁发官印的系统性考证，详细阐述了这一时期官印的类别、名称、更名问题，以及制印材质、入印文字、钮式风格的流变。此项研究，不仅可以从中窥探到民国中央政府维护在藏主权的实践探索，而且可以明了西藏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动，还可以感受到西藏僧俗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过程。
其次，中央授印是地方官员行使国家权力时钤印公文的重要凭证。系统性地开展这一时期中央对西藏地方职官的敕封授印研究，是从事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研究，以及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治制度、职官制度、体制运行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对推动我国史学研究及其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中央授印制度与中央集权下的政治体制、职官制度相辅相成。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央授印颇具时代特色，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西藏地方的宗教名号、世俗爵号、军政职衔的册封制度及职官设置、爵秩品级等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例如，顺治十年（1653）三月初三，清中央政府同时开启了对蒙古汗王（固始汗）和达赖喇嘛（五世）两大职官系统的敕封授印。这不仅体现了西藏地方政教二势力对清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同时也透露出了清代初期中央施行“政教分治”的治藏主张。又如，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的如意钮金印。此钮式后被清廷确立为理藩院在册喇嘛授印的统一钮式，而汉、藏双体合璧，汉、满、藏三体合璧，满、蒙、汉、藏四体字合璧等多种入印文字的合璧形式，不仅体现了我国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藏地方官印的政治属性、宗教特性、地域文化性，以及西藏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敕封授印作为中央在藏施政的基本制度和重要方略，其授印规格、授印群体及官印的钤用范围，会因中央在藏治权的深度、中央与地方有关西藏治权和事权的划分、中央行政管辖权的有效性、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西藏地方的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局势，以及僧俗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呈现阶段性特征。这一研究，可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的认识。
再次，清代西藏地方的官印体系已十分完备，主要由中央授印和西藏地方自制官印两大部分构成，且中央授印与地方自制印在职官序列中衔接紧密。四品以上军、政、教僧俗官员的任命，由清中央政府敕封授印，五至七品官员的用印则由西藏地方政府或主管大员颁发，同时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联合颁给任职执照。至1793 年，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授印范围已覆盖了四品以上军、政、教僧俗大员。另外，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自制官印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根据中央原授印复制或仿制的自制官印；二是西藏地方政府为五品以下官职颁发的自制印。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及四品以上僧俗官员，通常会根据中央政府颁发的授印复制或仿制各自的名号印、职官印，少则一方，多则数方。复制中央授印是根据原印的文字、尺寸、钮式、台级、背书等信息一比一复制；仿制中央授印则是根据原授印制作印章，通常仿制印的尺寸、钮式、质地等均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而仿制印的入印文字则常用藏文、蒙文、八思巴字、梵文等文种译写，也会对原有官印文字的内容进行不同程度地修饰或简化。因此，这类印信也就成了清代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自制官印的一大宗。
近40 年来，西藏地区各文博单位、旧有收藏单位以及档案部门纷纷通过举办展览，出版图录、画册等形式，让部分官印的实物史料和档案史料逐步走出“深宫”，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文博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我国西藏地区的文博事业整体起步较晚，缺乏对藏品实物的系统性研究及量化分析，从而导致了各文博部门及旧有收藏单位对展览、展示工作的推进力度十分有限。目前，西藏各文博单位及旧有收藏单位已公开的官印实物史料与实际藏品数量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且不成体系，根本无法满足史学界对官印实物史料的研究需求。这也使得我们始终无法系统廓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授印的体系与演进轨迹，无法厘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授印制度与中央在藏施政和西藏地方体制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无法深入窥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授印制度的风格全貌，从而导致在很多著述中出现了中央授印与西藏地方自制印相混淆、不同时期的同一职官印相混淆，甚至是官印名称的记载、翻译不统一等诸多问题。
近年来，作者先后主持、参与《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展》《雪域瑰宝——西藏文物联展》《天上西藏——西藏文化艺术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文物联展》《历史的见证》等区内外大型展览策划项目30 余项。因工作需要，近10 年内主要从事西藏地区多家文博单位的历史文物类的展览策划及文物建档工作。其间，陆续收集并整理了西藏地方各时期的官印实物400 余件，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上千条，这也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本书以官印实物、钤印旧档和文献记载等多种史料相互参证的方式，将清代与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官印统一置入了中央政府治藏措施和地方行政体制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对授印的历史背景、拟定名称、形制规格、文化特质、刻款内容、启封时间、赍送方式、颁发礼制、管理制度、钤印范围等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考证，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和最大限度地呈现清代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授印体系、授印规格、演进轨迹、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揭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以及中央授印与治藏措施、西藏地方制度演变的内在联系等问题。
由于作者的学识有限，资料收集困难，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清代以前西藏地方官印的历史沿革
清代以前，西藏地方官印经历了由“擦擦”印模蜕变到史前印章、藏文入印后的唐代吐蕃官印、宋代分治时期的官印、元代萨迦时期的官印、明代帕竹时期的官印等多个发展阶段。从发展的历史沿革看，各时期的西藏地方官印无论是体系构成、政治属性、文化特点、钤用方式、钤盖范围，还是其形制风格，均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纵观历史演变，清代以前西藏地方的官印发展主要形成了两大趋势。一是信仰文化入印后的世俗化。自吐蕃时期起，佛教、苯教文化中蕴含着辟邪、纳福、护佑之意的象征性动植物符号被大量移植于印章的形制装饰中，甚至是官印的名称也有吉语和祝福语。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西藏印章史，并成为西藏地方独具特色的印章文化特质。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僧俗百官的授印图文和钮式也在不同程度上汲取了这一文化特点。二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紧密化。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教僧俗百官的敕封授印，不仅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逐步完善了西藏地方官印的体系门类。因此，元代以后西藏地方官印的文化性与丰富性，是多元一体下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汇、交融的结果。而中原地区的篆刻艺术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西藏地方自制官印的风格特点和演变规律。
第一节 元代以前西藏地方的官印
元代萨迦以前，西藏地方的印章发展经历了由“擦擦”印模的蜕变到史前印章、藏文入印后的吐蕃官印、宋代分治时期的官印等三个阶段。
一、西藏印章的起源初探
西藏印章起源于何时，在中外印学研究中始终是聚讼未了的棘手难题。目前，学界多采用“述而不作”不下结论的稳妥办法，介绍西藏古代印章则从吐蕃时期的出土或传世印章说起。可是，自藏文入印以来，西藏本土印章的形制一直承载着护佑教法、护佑政权、护佑安康之意。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与内涵就像基因一样贯穿了整个西藏印章史。因此，它成了讨论西藏印章起源时非常重要且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书对“擦擦”印模与早期吐蕃印章实物在初始功能、阴刻方式上的一致性，以及在钮式造型、印面图像、钤盖载体、使用范围等方面表现出的诸多文化共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由此得知西藏印章脱胎于4 至5 世纪的“擦擦”印模。
印章的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宗教、艺术秩序化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印章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应用。那么，印章起源于何时？印章起源有什么样的背景与条件？印章的雏形又有什么样的功能特征？中西方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知与界定可谓相差甚远，这种差异性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印章的定义、功能及文化外延等多种问题的研判。可见，印章起源这一追根溯源的问题始终是造成诸多问题存在巨大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外印章研究的重要内容。
藏文入印后，吐蕃时期的用印记载和印章实物成为探讨西藏印章起源的重要内容。关于吐蕃印章的材质与使用，在传统藏族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近现代的史料发掘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文献史料的发掘与研究。20 世纪40 年代，根敦群培在《白史》一书中首次临摹了敦煌藏文写卷P.T.1083 号卷的“大将军敕令之印”和P.T.1085“亨迦宫敕令之印”。第二，金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20 世纪80 年代，王尧在《吐蕃金石录》一书中，翻译了吐蕃赤松德赞时期谐拉康甲、乙二碑的用印和其他用印a。第三，考古文物史料的发掘与研究。20世纪初，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和田、米兰吐蕃戍堡遗址采集、盗掘出土吐蕃时期印章4 枚并公布在《西域考古图记》a《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b二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2016 年第11 期《考古》中发表了《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发掘》一文，首次公布了出土于西藏朗县列山墓的一枚吐蕃时期骨质塔钮印c；2018 年血渭一号墓出土了一枚“甥阿夏王之印”，系赤德祖赞时期吐蕃赐给墀邦公主之子莫贺吐浑可汗的官印d。第四，专题及综合研究。20世纪80 年代初至今，我国史学界、翻译界、收藏界、文博界等多学科的学者涉足了吐蕃时期印章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都绕过了吐蕃印章的溯源问题，或“述而不作”不下结论，或仅从出土或传世的吐蕃时期印章介绍西藏古代印章。
“吐蕃印章至少受到了汉地和西方印章文化的双重影响。”e这一观点是分析唐与吐蕃时期印章实物在形制、尺寸、分类、使用等几个方面后得出的结果，学术视野开阔，十分难得。但该文对藏文入印之前的吐蕃印章及吐蕃印章出现的时间上限问题并没有论及，也没有追溯吐蕃印章的起源点。如果以“贞观八年（634），其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f为时间节点，吐蕃时期及以后的印章，其文化性与丰富性确实是多元一体下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汇的结果。尤其是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系统性册封，这对元以后西藏官、私印的体系建设、风格特点的形成，甚至是演变，均具有导向性影响。那么，藏文入印之前的吐蕃印章呢？吐蕃政权初期（633—650）、部落联盟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吐蕃，印章是什么情况呢？第一，如《根敦群培文集精要》载：“囊日伦赞时代苏毗小邦首领森波杰已有玺印。”旦增南达在《藏族古代史琐议》（藏文）一书中辑录了李迷夏的王玺之印，并将象雄文的玺印内容释读后转写为“Kha tshan pa Shang Lig Shi ra tsa”（统御世界之王）。根敦群培的《白史》和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吐蕃赞普传记》中亦记载了象雄王妃赞蒙赛玛噶的用印。这些印章是否受汉地影响呢？第二，奥雷尔·斯坦因在新疆和田、米兰吐蕃戍堡遗址采集或挖掘的吐蕃印章，为8 世纪中后期甚至9 世纪初期的遗物。据王尧、陈践等学者研究，在吐蕃占领西域各地时，吐蕃简牍文字也似出于下级军官和吏员之手。c同时，杨公卫（尼玛扎西）在分析西域契约时又指出，与汉文契约相比，古藏文契约则更具有官方特点，它的见证人多由数位官员担任。d并且，担任契约见证人的吐蕃占领区官员多数使用圆形印。由此可见，吐蕃时期印章是方是圆并不能作为官、私印划分的主要依据。奥雷尔·斯坦因在西域所得的吐蕃印章，或许是吐蕃占领米兰时期的基层藏族官吏印章，也或许是具有官、私并用性质的印章。这也说明，吐蕃占领西域时，其印章的使用范围已深入基层，职官设置与职官印体系更是十分完备。
（一）中外印章起源研究启示
1. 起源诸说
西方学者将印章起源追溯到距今7000 多年的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尽管这一时期的印章还不具备戳记载体的复制功能，尚处于印章雏形期，但多数西方学者通过对印章纹饰多样性的研究，认为彼时的印章因具有一定标识个人身份的功能，即是最早的印章。显然，标识功能是西方学者追溯印章起源点的依据。
我国中原地区印章的起源之说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神话起源说，即中国古玺起源于上古时代的“黄龙送玺”“凤凰送玺”等天授神话。
二是外来起源说，即认为中国古玺源于古巴比伦地区苏美尔人的陶圆筒印章。b
三是巴蜀起源说，即中国古代玺印起源于巴蜀古印。c
四是殷墟起源说，即中国最早的玺印为安阳出土的三件铜玺。d
五是陶拍、陶戳起源说，即印章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拍、陶戳。e
随着考古活动的推进，早期印章实物和相似物不断被发现，这也推动了学界对印章起源问题的再认识与再探讨。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拍、陶戳、陶质印模（主要是印制陶器纹饰的拍打工具）等引起了印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因陶印模与印章的初始功能相似，许明农认为陶拍就是“陶工所用的戳印”f。对此，钟雅伦、李学勤等学者也提出土陶印模、陶拍与印章起源或古玺有联系。g“擦擦”印模与吐蕃印章的关系就如同中原陶印模与印章的关系，其初始功能极为相似，并且“擦擦”印模与吐蕃印章之间还表现出在形制特点、钤盖方式、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因此，本书认为，复制与戳记不仅是印章的初始功能，还是印章的溯源点。集中考释“擦擦”印模与吐蕃印章的文化共性便成为吐蕃印章溯源问题的关键。
2. 功用诸说
印章的功能变化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大英博物馆出版的7000Years of Seals将印章的功能解释为“证实（凭信）或保证”h。我国中原地区印章的功用经历了陶业制作的“印用”、商贸往来的“信用”、政治典礼的“权用”、书画鉴赏和雕版印刷的“泛用”等多个阶段。印章的使用范围也同样经历了从私用到官、私并用的发展过程。
藏文入印后，吐蕃不仅私人用印普遍，官印更是被广泛用于颁布诰敕、发布文告、制定法典、护持盟誓、征收财税、驿递文书、签订官契等多个领域。吐蕃时期的印章也因制作目的、使用范围、官私属性、形制特点、钤盖载体、文化内涵不同而具有复制、示信、标识、象征、封物、护佑等诸多功能。其中，护佑功能是吐蕃印章最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这种护佑功能是通过特有的印章钮式和图文内容来承载寄托的。通常，吐蕃时期的佛教印使用佛塔、莲花、造像、吉语、咒语及带翼狮子等内容作为图、文、钮入印，承载佛教护佑功能；苯教印则以雍仲符号、大鹏鸟等具有苯教代表性的符号入印护法；吐蕃时期的世俗百官印颇受佛、苯宗教文化的影响，因此印面多以图文并茂形式呈现，印文以职官名、衙署名为主，图纹或钮式中会植入出世神兽、入世瑞兽、吉语或吉祥符号等内容作为护佑政权的象征；相对于官印或宗教印而言，吐蕃时期的私印护佑形式较为灵活，可根据不同的宗教文化信仰和个人喜好选择。元代以后，历代中央政府颁赐给西藏地方的宗教名号印、世俗爵号印，其形制依然充满了护佑色彩。至今，西藏仍有不少人认为，佩戴印章或塔形印模具有护佑平安、辟邪纳福的作用，也许这正是吐蕃印章“护佑功能”的传承与演化。
3. 名称诸说
“印”在中外多种语言词汇中均有动词与名词的兼作之意。动词的“印”指复制印记，“凡印之属皆从印，按也”a。名词的“印”指具有复制印记功能的具体物件。如“印”在英文中为“seal”，拉丁文中为“sigillum”，巴列维语中为“muhr”，古埃及则曾用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b，在蒙文中为“Tamgha”，在汉文中为“玺”“玺节”“印”“章”“印章”“印信”“记”“宝”“关防”“图”“图章”“图书”等，具有各种异称。
在藏文词汇中，有关“印章”的名称和写法多种多样，但每个名称的词性和使用方式具有因时而异的背景与含义。
（1）Phyag rgya，即印章。
（2）Phyag tham，即印章。
（3）Sug rgya，即印章的敬语，亦指手印。Sug 在藏文中是手的敬语，rgya 即印章。
以上三个词为同义词，均有“印章”之意，同时有“手印”的意思。
（4）Dam phrug，即小印章，一般指尺寸较小的印章（如私印）或关防印。
（5）Thel tse，即印章，是一种口语化的印章称谓。
（6）Bka’rtags，即盖印，具有“加盖”和“钤印”的意思。
（7）Dra brko，即仿造、仿制、复制印。
（8）Dam，即印章。根据使用者身份不同又可分为多种名称，如Srid dam，即摄政使用的印章；Bka’dam，即噶厦使用的印章。
前三个藏文印章名词，在敦煌文献和吐蕃碑文中出现较多，是吐蕃时期的常见写法。a 关防印始见于元代，所以，“Dam phrug”应是萨迦时期出现的藏文名词。第8 个名词“Dam”及结合使用者身份衍生出的“Srid dam”、“Bka’dam”等词，应为清代甘丹颇章时期的名词与写法。从藏文词汇中有关“印章”的名称与写法可以看出，西藏印章的发展有可能经历了宗教印、政教印、政治印、专用印等几个阶段，也说明西藏印章的起源深受宗教文化影响。
（二）吐蕃印章脱胎于“擦擦”印模的可能性分析
“擦擦”本是梵文中的一个拟声词译音，源于用模具制作小型泥塑佛像或佛塔时，因挤压或按捺所发出的声音，后成为西藏地区出于供奉或装藏目的而制作小型泥塑佛像或佛塔作品的专用名词。
“擦擦”印模主要有覆钵式和平面式两种：前者为脱模制作，后者为捺印制作。覆钵式“擦擦”印模是一种内部阴刻图像或文字的深凹形脱模模具，脱制时需要将印泥在模具内充满并多次挤压，脱制出的佛像是一尊多面像或多尊连体像。平面式“擦擦”印模，印面一般为单面，制作时直接将印面按捺在印泥上，印出平面佛像、佛塔或经文等内容的“擦擦”具有浅浮雕感。杜齐（Guiseppe Tucci）认为，“擦擦”本身具有“真相”或“复制”的意思。b 可见，追求功德信仰是制作“擦擦”的主要目的，但“复制”是“擦擦”印模类似印章的主要功能。
1. 覆钵式“擦擦”印模的传入与使用
《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雅隆尊者教法史》等多部藏文古籍记载，4 至5 世纪吐蕃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擦擦”印模等一批佛教宝物始传入我国西藏。有文记载说是五种，包括经卷（两部）、宝塔、弥札手印和“观音咒塔印模”；有文记载说是六种，包括经卷（三部）、宝塔、弥札手印和“观音咒塔印模”。《西藏王统记》记载，“观音咒塔印模”即“十一面如意宝观音菩萨的陀罗尼咒印模观音像”。a 由此可见，此时传入西藏的“擦擦”印模，在形式上是十一面覆钵式的，在内容上是一种初传的观音法相，时间上看，这应是西藏地区出现最早的印模记载。
有关这些佛教宝物的来源到底是天降还是人为，《尼泊尔教法史》解释说，它们是由印度班智达（又译班第达）罗洒措和藏族翻译师黎特司带到西藏的，因为当时赞普拉脱脱日年赞不懂梵文，所以班智达和译师将经典和法像等物留在宫中。”b《尼泊尔教法史》的解释至少有两方面的合理性。一是早期佛教传播者在语言、文字受限的异域传教，携带这种小型的佛教膜拜物，以直观的方式进行传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二是这批“天降之物”之所以被称为“年波桑哇”（意为“威严神秘”或意译为“玄秘神物”），是因为西藏人不能解释它的来源和目的，但又觉得珍贵。
这也说明，当时的西藏人不懂梵文。天降“年波桑哇”的之说，显然是早期佛教传播者迫于苯教的崇天心理及苯教在吐蕃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暂时无法被动摇的附会之说。关于这些宝物的下落，《汉藏史集》载，这些奇异之物，就安放在宫殿顶上，用供神之物和蓝色玉石等供养。c 东嘎·洛桑赤列在《东噶藏学大词典》中解释，这些圣物后来在公元8 世纪赤松德赞时期，修建桑耶祖拉康大殿外左侧的白塔时作为装藏放在佛塔里了。d 可见，“擦擦”模具与其他宝物作为佛塔装藏是早在8 世纪时吐蕃就有的习俗。
2. 平面式“擦擦”的出现
覆钵式印模传入西藏的时间为公元4 至5 世纪；平面式印模何时传入并使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多数学者认为，“擦擦”是公元10 至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由阿底峡大师传入的，并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托林寺作为佛塔装藏物和供奉物被大量制作。因此，天降“年波桑哇”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家们的认可，阿里托林寺及其附近所收集到的“擦擦”及印模一直被学界认为是西藏最早的“擦擦”和印模，详见图1-1。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在对都兰县热水乡吐蕃墓地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时，从墓地的塔基中清理出了大量“擦擦”。根据塔基上堆积的地层和塔的建造材料、构造分析，青海考古研究所许新国研究员认为，出土“擦擦”是与吐蕃墓葬同时期的遗物，且出土的佛塔、佛教造像“擦擦”目前所知至少有5 种，均以黄色泥土制成，除一种覆钵式塔为脱模法制作外，其余都是在泥片上按印制成。张建林教授根据“擦擦”实物，分析了吐蕃时期墓葬“擦擦”的两种制法，其中一种便是按印制成的平面“擦擦”。b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认为，“考肖图遗址内出土的擦擦，首次将其年代提早到8—9 世纪，代表着最早出现的擦擦类型”。a 同时期考古发掘出土的“擦擦”，还有青海省乌兰县大南湾遗址中发现的泥质“擦擦”，亦是吐蕃时期遗存。多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吐蕃时期“擦擦”，足以影响学界对“擦擦”起源的认识。
可见，平面式“擦擦”印模早在公元8 世纪时已有使用，示例详见图1-2、图1-3。平面“擦擦”的功能按印复制，这与奥雷尔·斯坦因在新疆米兰地区盗掘的早期藏文浅浮雕封泥印的功能如出一辙，仅有的区别就是印面的具体内容与复制后的具体功用不同。
（三）“擦擦”印模与印章的文化共性
“擦擦”印模自传入西藏以来，在钮式造型、印面图像、钤盖载体、使用范围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流变，在一定程度上为印章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奠定了使用基础。这一演变从“擦擦”印模与早期印章之间所呈现出的诸多文化共性中可以看出。
1. 钮式造型
佛塔作为象征佛陀真身与精神的建筑物，早在前吐蕃拉脱脱日年赞时期就已与“擦擦”模具一起传入西藏。目前，8 至19 世纪单件佛塔题材的“擦擦”印模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均有发现。吐蕃时期，佛塔常被作为印章钮式使用。截至目前，国内外可见的吐蕃时期印章实物有8 枚，其中2 枚便是塔形钮印章：1 枚为新疆和田采集的B.D.001.b 骨质塔形马纹印（见图1-4），1 枚为列山墓出土的骨质塔形马纹印（见图1-5）。这2 枚印章通体呈塔形，基本保留了吐蕃时期的佛塔造型。吐蕃时期的塔形钮印章与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出土的覆钵式塔形“擦擦”（见图1-6）相比，无论是从塔基的分层看，还是从塔基、塔瓶、塔刹的造型与比例看，基本属于同款。
2. 图像题材
图像印（又称“肖形印”）在四大文明及五大原生语言地区均有发现。这类印章因具有印章的标识性与复制功能而被西方学者列入早期印章的范畴。本书通过吐蕃时期的“擦擦”图像与印章图像的量化分析发现，莲花化生题材是这一时期“擦擦”图像和印章图像的常见内容。例如，图1-7是乌兰县大南湾遗址出土的吐蕃时期陶制“擦擦”印模示意图，入印内容是佛教中的莲花化生图d；图1-8 是一枚佛教印，印面图像也镌刻着莲花化生图，只是在印面的中间增加了藏传佛教中常见的喜旋纹。这说明，吐蕃时期的“擦擦”和图像印有着典型的文化共性。另外，藏文入印后，吐蕃时期的印章开始以图文合璧的形式呈现，入印图饰的主题以佛教、苯教文化中的各种奇异灵兽、植物、吉语、咒语，以及文字系统化后出现的宗教祷告词为主。这也说明，吐蕃时期的印章纹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本书认为，图像印是印章史上的早期发展阶段。
3. 钤盖载体
吐蕃时期的印模不仅制作“擦擦”，还常用于“印沙”法事活动之中，即“以木刻或铜铸之佛和塔形像印于纸上、净沙上或虚空中……纸本绢画属于‘印佛作法’”c。由此可知，“印沙”法事活动中所使用的“擦擦”模具，其材质既有木质的，也有铜质的，印制的媒介可以是净沙、纸张、绢画，甚至是在虚空中，不拘一格。因此，唐代吐蕃时期的“印沙”模具也开始出现不同的镌刻形式。首先，净沙中使用的印模主要用于脱佛、脱塔制作，这类模具通常有印纹较深的阴文，类似覆钵式的“擦擦”模具和早期的封泥印；其次，纸、绢类中使用的印模主要用于钤盖或复制佛、塔、经咒等内容。所以，这类印模通常印文镌刻较浅且为阳文，类似平面式“擦擦”模具和印章。由此可见，“印沙”活动中钤盖媒介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印模印文篆刻从阴文向阳文的转变，即“在盖印对象从封泥向纸张的变迁中，发生了阴文向阳文的转化”。新疆米兰吐蕃戍堡遗址发现的封泥印文，就类似图文凹刻较深的“擦擦”印模。可见，无论是“擦擦”印模还是吐蕃印章，其钤盖载体均经历了从泥印到纸绢印的发展过程。郑如斯、肖东发先生在《中国书史》中说：“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a可见，他们已把佛像印模看作图像印的一种，一语道出了佛像印模向印章乃至雕版的演变与过渡。
4. 使用范围
吐蕃时期的西藏印章，其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并不局限于钤盖纸绢类的公文，还应用于封泥、石碑等多种载体。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印章使用范围主要有以下5 种情况。
一是作为契约文书封泥印使用。米兰吐蕃戍堡遗址、麻扎塔格遗址、尼雅遗址等，均发现过8 至9 世纪吐蕃时期启封或未启封的钤盖着藏文封泥的简牍遗物。封泥的印面有圆形、方形、椭圆形等多种样式，部分封泥还留有印台和印文两截不同层次的痕迹—与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都兰考肖图遗址出土的塔形“擦擦”类似—且封泥周边也有钤印时翻出的泥浆。由此可见，吐蕃时期的封泥印已有印台，而且印文阴刻较深。这说明，吐蕃时期封泥印的镌刻和钤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早期“擦擦”模具的影响。虽然西藏本地暂未发现吐蕃时期的封泥遗物，但对在新疆各地所发现的这批吐蕃官方简牍封泥研究，完全可以弥补对吐蕃时期封泥使用问题的认识。
二是作为寄存封物印使用。松赞干布在位时期，通过政治联姻方式对周边诸部兼并攻取，南征北战不断扩大吐蕃疆域，他的同胞妹萨玛噶嫁给象雄王李迷夏为妃。赞普曾派补金赞芒琼探望萨玛噶。临别前，萨玛噶说：“可将此物，献上赞普。”她以一件盖有印信之物，交于芒琼。赞普启封视之，乃是三十余块上等松耳石。赞普寻思再言曰：“此似说‘吾等若敢进攻李迷夏，可佩此松耳石。如不敢攻者，如同妇女，当戴巾帼也’。”于是王臣皆急作准备，遂将李迷夏国政摧毁。b 文中并没有具体描述萨玛噶使用的印章是什么形制和内容，但根据文中描述可知，公元7 世纪时吐蕃印章具有封存信物之用。
三是作为护持盟誓印使用。盟誓是西藏苯教文化中常见的一种心理制约方式，延续至今。吐蕃时期所立的盟誓碑建立在赞普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通常具有将盟誓内容昭告天下的示信特性。赤德松赞在位时期（798—815）所立的两座谐拉康碑（甲碑和乙碑），石碑通体镌刻了赤德松赞授予娘·定埃增的盟书誓文。谐拉康碑甲碑碑文载：“盟书誓文，明白勒诸石上，四周封以大印而覆盖之。”谐拉康碑乙碑碑文亦载：“将誓文勒诸石上，四周盖印护持。”a甲碑碑文还记载了诏敕盟书正副本三本盖印加封后的收藏方式，以及置放在盟誓文龛内的副本开启程序和要求。从碑文记载可知，印章用于盟誓有三种方式：一是在石刻四周盖印护持（在两座谐拉康石碑中未见印文，但同时期的工布第穆石碑基座上阳刻着一排雍仲符号，也许正是加盖印章永固护持的象征），二是盟书誓文以雍仲之印加封，三是盟书誓文开启后盖印加封。另外，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发掘的“法王皇帝圣旨碑”残碑上也发现一枚镌刻了“圣称四川左布政之印”9 个汉文篆书的大印印迹。b 而北京一处藏文石塔塔基上，也可见镌刻印文的痕迹。在“法王皇帝圣旨碑”和塔基上镌刻印文应是源于吐蕃时期盟誓碑上盖印护持习俗。
四是作为钤盖公文印使用。吐蕃印章用于钤盖公文，在敦煌吐蕃藏文写卷上有大量的印迹可见。吐蕃时期已设有派专人护送信使和加盖印章的专门机构。飞马（飞狗）图案之印发自军镇，而飞鸟图案则发自王廷内府。c告牒中使用的印章有带翅蹲狮子印章（阳文），有展翅鸟图像印文、藏文（阳文）印文，戒律书卷上钤盖的是牛或马图像与藏文（阳文），官吏呈请状中印迹是人物图像和藏文，印上角有雍仲符号（阳文），会盟告牒上印迹是展翅飞鸟图像和藏文（阳文），新疆米兰出土文书上印迹是人骑飞马图像和藏文，契约文书或甘结中一般官员或百姓则使用祥云纹、花朵纹或雍仲纹印章。可见，印面图形是区别发文机关级别与公文紧急程度的重要标志。
五是作为辟邪、祈福印使用。自古以来，吐蕃印章无论是印钮、印台、印面等外在设计，还是内在的隐喻、寓意，所呈现的文化特点都始终难以脱离宗教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苯教、佛教中的吉祥符号，要么雕刻成印钮，要么镌刻在印面上，均具有祈福、禳祸、护持等含义。所以，西藏印章不仅具有钤盖政教公文的实用性，还可以寄托辟邪、祈福之意用于装饰和佩戴，也有在新生儿舌面上加盖印章的习俗，用以祈祷新生儿安康。
印章起源关系到印章使用时间的上限问题，中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追溯可谓众说纷纭。综观诸说，显然不论什么样的称谓、什么样的钮制、什么样的图文内容、什么样的形制，只要具有捺印、戳印或翻印出印文（含图、文或图文并茂的印迹）的复制功能，它就有印章的基本属性。把吐蕃印章的起源与“擦擦”印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不无道理，因为“擦擦”印模和印章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具有诸多文化共性。通过吐蕃时期印章实物特有的佛塔造型钮制、浮雕式封泥印迹及所呈现出的苯教、佛教文化内容等元素，分别与覆钵式“擦擦”印模的塔形形制、平面式“擦擦”捺印的复制方式、“擦擦”实物印面内容的对比分析可知，印模和印章始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吐蕃宗教印基本没有脱离“擦擦”印模的形制母体。这足以说明，吐蕃印章发展有着从宗教功能到政教功能转化的趋势，直至吐蕃中后期，吐蕃印章在本土文化的滋养下发生了质的蜕变，由原来的宗教主题内容逐渐延伸至军政、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并渐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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