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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通俗化为视角，考察1930年代都市化空间中的新文学发展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与通俗化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本书不但提出了这个颇有意思的问题，而且以193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之后，上海报刊的连载小说为具体研究对象。在爬梳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本书努力探讨上海各大报刊连载新文学小说与通俗文学连载小说的异同，以及画报类刊物的异军突起，对新文学通俗化与左翼文学“大众化”的关联也作了新的梳理，从而对19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转型作出了新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
从通俗化视角考察新文学存在场域在1930年代都市空间中的向下迁移，追索由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诸多具体文学现象的内外发生因由，为理解现代文学的雅俗互融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内容。——邵宁宁（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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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1930年代文学场域中变动最明显的市场化表现载体——上海报刊——来观察其刊载的新文学小说的生产和传播情状、内容和形式新变。
本书以通俗化为视角，一方面在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视阈之外重新审视“通俗化”概念，另一方面在历史语境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互动中，呈现1930年代新文学发展变迁的多重面相及其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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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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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海洋（1992—），女，黑龙江大庆人。齐齐哈尔大学文史学院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在《现代中文学刊》《南方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和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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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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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1930年代新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的转型
第一节1920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
第二节1930年代新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变
第三节“阅读大众”的兴起和新文学“通俗化”的展开
第二章 市民日报与新文学通俗化尝试
第一节《时报》：《激流》连载的曲折及其意义
一、《时报》的转型及所刊小说类型的变化
二、《激流》险遭《时报》“腰斩”新探
三、《激流》事件之于新文学通俗化的意义
第二节《时事新报?青光》：日报副刊对新文学小说的接纳
一、《时事新报?青光》“引入”新文学小说
二、叶灵凤小说：新文学通俗化的可贵尝试
三、《阿Q画传》：以市民趣味为导向的新文学图像化改编
第三章 左翼文艺刊物与新文学通俗化实践的努力及困境
第一节《大众文艺》：郁达夫与陶晶孙“通俗化”实践之歧异
一、前期《大众文艺》：启蒙视角下的“文艺大众化”
二、后期《大众文艺》：“文艺大众化”理论体系的确立
三、后期《大众文艺》：具有政化色彩的“文艺大众化”
第二节《北斗》：从“灰”到“红”的新文学通俗化实绩
一、《北斗》创刊背景及丁玲“文艺大众化”思想
二、《北斗》“文艺大众化”理论建设
三、《北斗》“文艺大众化”小说创作实践
第三节《新小说》：视觉化元素“包装”的新文学通俗化实践
一、郑伯奇大众化文学思想和《新小说》创刊宗旨
二、《新小说》所刊小说及其通俗化特征
三、《新小说》编排设计与读者反馈
四、《新小说》停刊原因及文艺通俗化成就
第四章 画报类刊物与新文学通俗化实验的丰富
第一节《良友》：“图—文”中新文学小说的“先锋”与“通俗”
一、《良友》小说由“旧”到“新”的转向
二、《良友》画报空间中的“新感觉派”小说
三、左翼思潮下《良友》社会批判小说的兴起
第二节《大众画报》：平民教育语境中的新文学通俗化
一、“知识灌输”宗旨下《大众画报》的市民化风格
二、画报空间中老舍的“京味儿”市民小说《柳家大院》
三、写实风格的“新感觉派”小说与画报内容的互文
第三节《小说》：“消费大众”与“消费”新文学
一、《小说》月刊：新文学通俗化的“点心”论之争
二、《小说》半月刊：漫画与小说中的新文学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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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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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节选）
19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自北京南移至上海后，原本以同人社团期刊为主导的新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不得不直面高度商业化的现代化出版市场。随着上海作为全国报刊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在都市文化场域内，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新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型。上海新兴市民阶层兴起，成为现代报刊最主要的受众群体。这一都市文化场域内的变革，不仅推动了新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更要求新文学在精英意识与媒介商业属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机制，从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而这就是本书以上海报刊小说为考察对象，从“通俗化”视角切入，探究1930年代新文学发展变迁的意义之所在。
1926年，中国首份综合性现代画报《良友》创刊，梁得所担任编辑后，恪守“普及教育，开导民智”的办刊宗旨。鉴于其时市民读者识字水平和文化程度有限，该刊创新性地采用“图像”这一直观的视觉传播形式作为主要内容载体。1927年起，《良友》画报刊发郁达夫、卢梦殊、叶鼎洛等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小说作品。虽然他们的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出现市民化倾向，关注底层市民生活以迎合市民读者，但其创作主旨与艺术手法仍然延续此前已有的创作范式，未有明显突破。1928年《大众文艺》创刊，在郁达夫主编期间，译介小说成就高，原创小说篇目少，但都难称通俗。该刊撰稿人基于启蒙立场，以其对生活的独立观察与批判思考，将其对战时现实的深刻体察转化为大众化的文学表达，在追求小说可读性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诉求。然而，这种期冀的实现必须以大众具备基本文化素养为前提，事实上，该刊所载新文学小说未能完全突破知识精英意识，达成与大众的有效互动，这就造成了其通俗化实践仅仅停留在创作主体的理想化构想上。而后在陶晶孙那里，“大众”被从阶级属性角度定义为以工农阶级为核心的社会群体。意识到其中文盲占多数，陶晶孙通过开设多元化通俗性文艺专栏，在展开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大规模讨论的过程中，探讨“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标准，并积极探索新文学通俗化路径，这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
1931年，早已转型的《时报》欲将新文学小说引入连载专栏，革新专栏内容，强化其文学性，此举隐含着试图借助彼时新文学作家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报刊销量的商业考量。巴金长篇小说《激流》就是于此背景下，开启在《时报》长达一年有余的连载之旅，但因小说主题与日报市民读者阅读需求存在偏差，加之篇幅冗长、编辑失当等问题，该小说几近遭《时报》“腰斩”。即便如此，《时报》仍坚持刊载《春天里的秋天》等新文学中短篇小说达两年之久，对新文学价值观渗透至普通市民内部，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1932年丁玲依托《北斗》杂志，先后组织“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和“文学大众化问题”两次主题征文，进一步引导并深化文坛对“文艺大众化”理论内涵的探索。随后，丁玲在刊物上集中推出一系列深入反映工农生活的新文学小说，并创新性地引入“墙头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切实推进了“文艺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同年，《时事新报?青光》积极引入新文学小说《第二的母亲》《时代姑娘》等。叶灵凤在《时代姑娘》的写作过程中，既严格遵循报纸连载小说的文体规范要求，又充分考虑日报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使得小说连载期间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1933年起，《良友》画报刊载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试图在“图—文”关系中进行新文学小说“先锋”与“通俗”相融合的实验。同年《大众画报》在平民教育语境中，倡议将教育推向乡村，改变中国人普遍识字水平较低的现实，与此同时刊载了一批聚焦底层民众战时生活困境、心理创伤和精神蒙昧的图文并置的小说，试图以此践行其文化普及的办刊宗旨。1934年创刊的《小说》受文学商业化影响，以成为“独具一格之大众文艺读物”为目标，增加了一批以漫画笔法绘制的插图，插图的形式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于体现都市市民审美趣味的新文学小说。1935年，郑伯奇主编《新小说》，欲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学通俗化实验。该刊通过各种视觉化元素“包装”新文学小说，试图打破“文艺”与“通俗”的界限。同年，《时事新报?青光》再一次选择刊载叶灵凤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忏悔录》，这足以证明，叶灵凤为在新文学小说与报纸连载之间寻求平衡而创作的“新大众小说”，通过调整五四新文学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偏差”，积极探索新文学通俗化的有效范式。而后，连环画《阿Q画传》得以刊载于上海市民日报副刊，其亦可视为新文学小说通俗化实践的代表作之一，从中可窥见彼时新文学通俗化多重走向之一隅。
实际上，虽然左翼文艺刊物刊载以工农大众为目标读者的新文学小说，但该类刊物的实际受众仍集中于知识分子，这显示出该类刊物在读者定位上存在根本性矛盾。而这种结构性错位，是以该类刊物为阵地的新文学通俗化实践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画报类刊物将具备识字能力的都市市民视为目标读者，其图文并茂的新文学小说与都市市民的阅读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契合，这种契合或者说有机统一，成为新文学通俗化实践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左翼文艺期刊和现代都市画报这类专业性刊物，市民日报以其价格低廉和覆盖面广泛的特性，实现了预期读者（普通市民）与实际受众的较大程度的重合，凸显出了市民日报精准定位读者的优势。《激流》险遭“腰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当连载于市民日报的新文学小说与报纸读者的审美趣味存在明显错位时，新文学小说想要进入大众阅读视野之举势必难以实现。而叶灵凤两部“新大众小说”于报纸副刊的成功连载，亦证明：新文学小说在坚守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兼顾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融合通俗与先锋的写作手法，并严格遵循报纸连载小说的相关撰写要求，可有效推动新文学通俗化进程。
换句话说，1930年代新文学内部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以及新文学中心南移引发的新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型，都市阅读大众的分层及其阅读需求的多元化，这些使新文学不得不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作调整。因此，本书以左翼文艺刊物、画报类刊物以及市民日报及副刊三类现代化报刊为代表，考察其刊载的新文学小说与报刊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1930年代新文学通俗化实践在都市文化场域内的多元形态。然而，对以报刊为阵地的新文学通俗化实践而言，新文学小说的期待读者与报刊实际受众重合度的高低，可以说是新文学通俗化实践能否取得成效的根本标准。就实际而言，在1930年代，新文学通俗化实践大规模开展的基础条件，可以说是大力推动教育普及，提升市民读者的识字水平和文化素养。
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全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新的变动，文学创作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亦有显著变化。在此形势下，上海的文学场域再次发生变动，左翼文艺走向后方，海派文学占据“孤岛”文学市场。在彼时上海这一独特的时空场域内，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有机融合，张爱玲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手法上兼容并蓄，既汲取新文学的现代性表达，又融汇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技法以及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逐渐形成具有现代特质的新市民文学。而从其形成的物质性层面来看，1940年代以《万象》为代表的文学期刊，也并没有走上纯通俗文学杂志的道路，而是兼顾雅俗、融汇新旧。这或可概括为，新文学主动吸纳通俗文学，最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市民文学”。而另一方面，左翼文艺通俗化进程经过抗战文艺的洗礼，向中国乡土社会深度渗透，其受众主体从城市知识分子向广大农村民众，尤其是底层农民扩展。从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左翼文艺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文学与民间艺术形式，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解放区文艺范式。这种通俗化实践不仅体现为新文学主题内容的转型，更通过创作主体、艺术形式、生产传播机制等方面的系统更新，切实推进了新文学“目光下移”的现代性诉求，从而推动新文学的发展进入民族化、大众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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