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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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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思想史上，人类对自然态度的转变......没有比发现过去所带来的视角变化更深刻的了。”从17世纪起，人类不再以静态的眼光，而是开始以时间和演化的角度看待整个地球的变迁、宇宙的演化、人类社会乃至人性本身的变化。可以说，时间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革命。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宗教观的变化、地质学的革命、哲学观的变化是如何相联系的？本书是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也是各个人文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精彩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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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时间的发现》从科学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科学家是如何发展他们的历史观的，揭示科学发现和知识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历史关系，并进而揭示人类的时间观念史。
在书中，作者讨论人类时间观念的变化，从早期的中东编年史开始，经由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通过笛卡尔、维柯、康德、赫尔德和达尔文，最后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在历史中追溯我们关于时间变化的观念，比如人类如何认为地球过去的状态与现在的很不一样，这背后隐藏的时间概念是如何演变的？“在整个思想史上，人类对自然态度的转变......没有比发现过去所带来的视角变化更深刻的了。”本书即是对这方面内容的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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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史蒂芬·图尔敏（1922—2009，Stephen Toulmin）英国哲学家，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美国西北大学、利兹大学、牛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数学、科学史、伦理学和政治学，擅长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代表作有：《天界的结构》（The Fabric of the Heavens，与June Goodfield合著），《物质的构筑》（The Architecture of Matter，与June Goodfield合著），《人的理智》（Human Understanding），《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与Allan Janik合著），《诡辩的滥用》（The Abuse of Casuistry，与Albert Jonsen合著），《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Reason），以及《宇宙城邦》（Cosmopolis）
琼·古德菲尔德(1927—，June Goodfield)，英国历史学家、科学家，曾任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健康与生物医学中心的主任和鲁宾逊名誉教授。代表作有《想象的世界》（An Imagined World），《对科学与媒体的反思》（Reflections on Science and the Media），以及《生活的机会》（A Chance to Live）等。
译者简介：
张卜天，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西湖大学终身教授。译有六十余部著作，译文优美流畅，广受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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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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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言 历史推理问题
第一章 记忆与神话
编年史和谱系
神话和传说
第二章 无历史的科学
米利都的历史宇宙论
历史与哲学的分离
柏拉图的工匠造物主
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宇宙
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古典世界图景的局限性
自然史的开端
第三章 《圣经》的权威
基督教与历史
基要主义和寓意
新年代学
中世纪的世界寓意学说
千禧年之梦
第四章 自然哲学的复兴
世界的堕落
笛卡尔的数学哲学
笛卡尔主义的神学后果
创世的蓝图
存在的巨链
18世纪的普通观点
第五章 民史的复兴
历史批判的诞生
衰退还是进步？
时代的习俗
人性与社会变迁
社会契约的神话
进步的暗示
第六章 时间的创造之手
维柯：历史学的孟德尔
康德和宇宙演化
赫尔德与自然的发展
第七章 地球获得了历史
自然的世代
地质变化的事实
地质变化的动因
无定限时间的视角
历史的时间壁垒被打破
第八章 达尔文的背景
自然中有固定物种吗？
形态的时间序列
遗传问题
最后的僵局
第九章 生命有一个谱系
达尔文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物种起源》的创造
《物种起源》的结构
科学反驳
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学
第十章 历史与人文科学
对进步变化的承认
批判史学及其含义
人类的演化
自然的流变
第十一章 时间与物理世界
恒星的演化和化学元素
天文学与创造问题
真理、假说还是神话？
自然定律在变化吗？
结语：自然与历史
思想的演化
索引
插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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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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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然成为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成就，是人类进步的唯一体现。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对中国而言，现代科学的传人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全方位的重构。如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业已融入中国人的主流文化血脉。
科学首先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通过科学来认识西方文明的特质、思索人类的未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明末以降，西学东渐，西方科技著作陆续被译成汉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一批西方传统科学哲学著作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始终阙如，那就是对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深入理解和反思。应该说直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研究科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着手系统译介早已蔚为大观的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时至今日，在科学史这个重要领域，中国的学术研究依然严重滞后，以致间接制约了其他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缺乏深入认识，对科学的看法过于简单粗陋，比如至今仍然意识不到基督教神学对现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莫大的推动作用，误以为科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客观“自然规律”，等等。此外，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从属于理学，也导致这门学科难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
有鉴于此，在整个20世纪于西学传播厥功至伟的商务印书馆决定推出《科学史译丛》，继续深化这场虽已持续数百年但还远未结束的西学东渐运动。西方科学史著作汗牛充栋，限于编者对科学史价值的理解，本译丛的著作遴选会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科学现象置于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从思想史和观念史角度切入，探讨人、神和自然的关系变迁背后折射出的世界观转变以及现代世界观的形成，着力揭示科学所植根的哲学、宗教及文化等思想渊源。
二、注重科学与人类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关系。在现代以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很少脱离对宇宙本性的理解，但后来科学领域与道德、宗教领域逐渐分离。研究这种分离过程如何发生，必将启发对当代各种问题的思考。
三、注重对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技术绝非只受到赞美和弘扬，对其弊端的认识和警惕其实一直贯穿西方思想发展进程始终。中国对这一深厚的批判传统仍不甚了解，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也毋庸讳言。
四、注重西方神秘学（esotericism）传统。这个鱼龙混杂的领域类似于中国的术数或玄学，包含魔法、巫术、炼金术、占星学、灵知主义、赫尔墨斯主义及其他许多内容，中国人对它十分陌生。事实上，神秘学传统可谓西方思想文化中足以与“理性”、“信仰”三足鼎立的重要传统，与科学尤其是技术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神秘学传统，我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的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
五、借西方科学史研究来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反思。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科”、“技”背后的“术”、“道”层面值得深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
在科技文明主宰一切的当代世界，人们常常悲叹人文精神的丧失。然而，口号式地呼吁人文、空洞地强调精神的重要性显得苍白无力。若非基于理解，简单地推崇或拒斥均属无益，真正需要的是深远的思考和探索。回到西方文明的母体，正本清源地揭示西方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发展过程，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愿本译丛能为此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尚未完成的思想转变。自1800年以来，无限时间的发现打破了之前世界观的基础，甚至比之前无限空间的发现更为不可挽回。新教自然神学所基于的自然世界的静态框架已经被逐步拆除；到目前为止，原子和分子“不可消除的特征”（麦克斯韦认为它们最终证明了“测量的准确性、陈述的真实性和作用的公正性”）已经溶解为数十亿年的时间流动。正如柏拉图一直暗示的，永恒只属于概念世界。 时间的这种发现有四个方面。首先，它迫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的纯粹范围——人们可能会对此进行猜测，但在18世纪之前，这是永远无法证明的；第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世界究竟有多古老，因为我们也渐渐了解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过程，这些发展过程的时标提供了我们对过去的最终度量；第三，这些过程在每一个层面都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和重复的，另一种是累积的和逐渐的——任何历史研究，无论关于人还是关于自然，其核心问题都是区分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起作用的普遍因素和产生于之前历史阶段、因此只在时间发展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的条件因素；最后是动机问题：在人类历史中，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为自己重建当事人的理由、恐惧和野心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动机。 考虑到这四个方面，我们现在可以解决本书开始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合法地将自然的发展称为“历史”？在我们四个方面中的三个方面，解释时间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人类的久远年代，就像自然的久远年代一样，已经远远超越了亚当和夏娃。人类的习俗和制度，如同生物物种和星系，已被证明是持续发展过程的临时产物。时间中反复出现和累积的要素之间的对比给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带来了问题：时间中的每一次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过去新特征的基础上，并为未来创造了可以依赖的新的新奇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时间发展都包含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都为其后继者创造了一个新的起点，“演进”——与“进步”相区别——是不可避免的。 仅在一个方面可以在人类事务的过程（狭义的“历史”）和传统上称为“自然史”的自然的时间发展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这种区分产生于动机问题。即使是人类及其社会的故事也不能完全用人类的动机来解释：除了罗马人及其竞争对手的计划和激情之外，罗马的演变（改编自柯林伍德自己的一个例子）还涉及其他许多因素——坎帕尼亚不断变化的生育率，北非的气候变化，彭甸（Potine）沼地致疟蚊虫的数量不断增加，等等。尽管如此，正如自维柯以来具有历史头脑的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可以与前人达成同情的理解，而对于蚊子或岩层却不能指望达成这种理解。在文化和习俗差异很大的地方，这可能非常困难；但是，当我们成功地理解了祖先们的选择和决定时，无疑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历史观，这与地质学、宇宙学或演化生物学中向我们公开的任何东西都大不相同。 也许，即使在这里，这种区分也不再是绝对的。随着动物行为学改进了我们对动物行为的理解，我们也许会对在卡皮托利诺山上嘎嘎叫的罗马的鹅的愤怒情绪有同样的洞见。毕竟，人类的动机并非完全独特。于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人类历史（有意）以人为中心。罗马史家之所以对卡皮托利诺山的鹅的动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人类城市的影响：我们可以让鹅自己写自己的“鹅史”。
将自然和人类放在一起，我们现在认识到，几乎在所有方面，目前的状况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过去自然发展而来的。诚然，我们的论述仍然存在时间的间断。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远，就会到达一个无知之幕，在这个幕上，我们只能投射出在我们自己头脑中形成的先验形式的理论。我们可以对地球上生命的可能起源进行一点推测：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从人类之前的群居状态演变而来，我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推测。然而，已经取得的成就远比有待完成的工作更加困难，有理由认为，我们知识中最糟糕的空白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在其他地方已经取得成效的方法来填补。例如，生命的起源不再被认为是先验论证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去问“生命是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还是在过去某个特定的时刻创造的？”这个问题，而是问：“单细胞生物的基本成分是通过生命起源以前的环境的什么一系列缓慢变化而产生和存活的？”这种重新表述并不是徒然的，因为奥帕林、尤里和卡尔文等人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紫外线似乎能从合适的气体混合物中形成复杂的化合物，卡尔文甚至提出了原始“自然选择”的观点，它有利于后来的细胞和生物体最初积累化学原料。 将世界的整个时间发展视为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产生进一步的收益。随着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开放，问题和方法出现了惊人的连续性。当动机问题并不重要时，无论在不同的世纪还是在不同的历史科学中，我们重建过去所凭借的历史推理都显示出共同的形式。让我们考虑实验在历史中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要对过去直接进行实验。然而，目前进行的实验和观察经常表明事情可能如何发生，甚至实际如何发生。今天，卡尔文和他的合作者们遵循布丰在18世纪建立的传统，他们关于辐射对气体混合物的影响的实验与生命起源的相关性类似于布丰关于冷却金属球的实验与地球起源的相关性。这类研究为科学提供的间接证据就如同对杀人犯的子弹所作的弹道学实验为刑事调查提供的间接证据。确定犯罪可能是如何实施的，是决定犯罪事实上是如何实施的重要一步。同样，在人类历史中，今天进行的观察和实验对历史的间接影响可能与对地质学和天文学的史前时期的间接影响相同。中世纪的集体狂乱是由麦角中毒，也就是吃一种由特定的生病谷物制成的面包引起的吗？大规模失业和忍饥挨饿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拿破仑死于砷中毒吗？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越能将当前的知识与过去的证据相匹配，就越能改进对之前人类历史的理解。 历史理解来自于利用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将当前的关系模式与我们所知道的之前事件相匹配。因此，历史不连续性的观念在人类领域和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无启发作用。政治史中的“革命”概念具有与自然史中“灾变”概念相同的缺陷。只有当我们学会将政治或地质变化（无论多么迅速）背后的齐一性与我们自己时代所熟知的过程或活动联系起来时，才能把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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