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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社会发展语言学

書城自編碼: 416802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語言文字
作者: 胡范铸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48612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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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社会发展语言学》是一部极具创新性、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力作。它超越了传统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与社会结构的描述性关联,深入探讨了语言在政策制定、国家治理、社会心态、文化认同、国际传播等核心领域的建构性力量与运作机制,提升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方法广度和现实关切度。胡范铸教授以其深厚的学养、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宏阔的学术视野,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社会语言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內容簡介:
社会科学历来或关注“描写”,或关注“阐释”,本书书名《社会发展语言学》,意在提出并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自觉地以语言分析为路径,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全书从“何为语言学”的讨论开始,根据对于语言学知识体系的重新认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何为“语言制度”,作为人权组成部分的语言权利如何在社会制度中获得恰当的安排?
何为“语言能力”,不同主体的语言能力如何获得、如何发展、如何保持?
何为“语言治理”,语言治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何为“语言文化”,如何以语言推进社会的现代化?
何为“语言景观”,当代语言景观建设何为?
何为“语言行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何以语言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何为“语言传播”,当今全球化语境中,语言为何传播、如何传播和传播什么,国际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
關於作者:
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CTTI智库)首席专家,华侨大学、韩山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等校特聘教授,中国修辞学会执行会长、上海市语文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主编、《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文化艺术研究》执行主编,《语言文字应用》《上海视觉》《青年学报》等多刊编委。

出版《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幽默语言学》等著作;发表论文两百多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六十次以上;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治学)等十多项;其决策咨询报告被中央领导机关评为年度优秀。
目錄
绪论
何为语言学: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格式化及其重新分析1
第一编 语言政策与语言能力研究
第一讲 “利益/情感/+认同/承认+权利/义务”驱动的语言政策决策树23
第二讲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46
第三讲 目标驱动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三问69
第四讲 何为“英语”,“英语”何为:语言政策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愿景74
第五讲 当代“汉字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的社会语言学思考78
第二编 语言治理与社会治理研究
第一讲 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89
第二讲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
——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103
第三编 社会称谓与社会结构研究
第一讲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重新认识
——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的考察125
第二讲 作为“事件”的流行语与中国“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
——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138
第四编 语言景观与流行语研究
第一讲 以景观为方法157
第二讲 “数字孤独”:数字景观中空间认同的断裂及主体的异化177
第三讲 “躺平”舆情:言行分裂中的社会焦虑和自我治愈195
第四讲 “学伴”指称的事件化、污名化及其社会动因207
第五讲 “资本”舆情:“存量时代”的语言标记?218
第五编 领域语言与话语分析
第一讲 关羽谥号隐喻:旧皇朝执政合法性和稳定性的符号化229
第二讲 药品标签信息无障碍化的分析框架与问题发现244
第六编 语言教育与全球发展研究
第一讲 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263
第二讲 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机缘和对策275
第三讲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中文全球发展”:“国际中文教育”观念史的考察288
第四讲 “接引语”:一个与中介语对应的二语教师语言分析模型310
內容試閱
自序
何为社会发展语言学,社会发展语言学何为
本书是多年以来本人社会语言学研究系列论文的一个选集,是本人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目标、问题、方法思考的一个回顾,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一种新的可能性“社会发展语言学”的探索。

何为“社会发展语言学”?首先就需要重新认识“何为语言学”“何为社会语言学”。如果依据“语言学概论”,语言学似乎是一个体系严密的学科系统;如果依据通行学科分类,社会语言学则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是,这一“分支”与“语言学”的关系却相当别扭。二十年前,在北京大学的国际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方言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新闻语言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法律语言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等也属于社会语言学,那么,请问,各种社会语言学研究有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现场一位来自荷兰的著名社会语言学学者立刻回应“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由得追问:“究竟是没有联系,还是你没有思考过它可能有什么联系?”于是哄堂大笑。会后反思,之所以会普遍出现一面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另一面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各种研究彼此之间“不可能有联系”的别扭,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学术话语体系对于“语言学”的规训与“人是语言动物”的现实产生了深刻冲突。理论模型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不过一种理论模型既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可能限制我们对于模型以外世界的发现。“手里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忽视了思想原料的巨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因此,他提出,要真正理解世界,就必须“用不同的例子滋养思想”。语言学同样如此。

社会语言学是结合社会变量考察语言现象的语言学。如果说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或关注语言现象的“描写”,或关注语言现象的“阐释”,或关注语言现象的“规范”,则当下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呼唤社会语言学学者思考:如何真正以语言研究为路径,有效推进个体的发展、群体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全球的发展?这既是社会语言学学者的应尽义务,更应该是社会语言学的根本目标。由此,我们提出了“社会发展语言学”的理论命题。

所谓“社会发展语言学”,是目标导向的语言学,是自觉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社会语言学。从这一目标出发,可以发现各种新的重大问题,可以设计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更可以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本书的绪论试图从思考“何为语言学”这一“元问题”开始,提出“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现象的系统性思考”,其中的“语言”可有不同的理论假设:可设定为一种“符号体系”,也可设定为一种“社会制度”;可设定为一种“行为过程”,也可设定为一种“行为能力”;可设定为一种“生理机能”,也可设定为一种“人机过程”……由此形成了各具特点又彼此渗透的一系列研究范式。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目标,会发现不同的问题,更需要不同的方法设计。由此而言,社会语言学同样是看似彼此没有牵连,其实内蕴着对“语言”不同假设的,结合社会变量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范式。

对于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说,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制度,其核心问题就是何为语言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语言制度如何与其他社会制度有效衔接?作为人权组成部分的语言权利如何在社会制度中获得恰当的安排?由此,《“利益/情感/+认同/承认+权利/义务”驱动的语言政策决策树》在语言学界第一次提出了“语言政策决策树”研究,并试图建立一个“利益/情感/+认同/承认+权利/义务”共同驱动的、基于“平衡”原则的、包括“主体—目标/语境/问题/方法—政策内容—政策输出/评估”全过程的语言政策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或许能够为我们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一套基本原则。

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行为能力”,其核心问题便是“谁的能力”和不同主体的“语言能力如何获得、如何发展、如何保持”。由此,《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第一次提出:所谓“语言能力”,就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包括“个体语言能力”“种群语言能力”“机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一种机构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其国家发展的能力,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笔者进一步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目标驱动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三问》《何为“英语”,“英语”何为:语言政策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愿景》《当代“汉字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的社会语言学思考》则对语言政策与语言能力研究做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那么,“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模型,就是“运用语言分析、媒介分析、政策分析的一系列技术(方法),研究语言的传播何以影响公共知识、社会信仰和政治行动(问题),以促进不同的利益集团达成信仰互文、政治协商、社会共识(目标)”。而《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则具体分析“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从危机预防、危机应对到危机善后全过程的语言治理。

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文化”,其核心问题便是语言如何构造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以语言推动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重新认识——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的考察》第一次提出,“称谓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身份分类”,现代中国的称谓系统其实包括了两类:一是“规制性身份系统”,二是“自发性身份系统”。《作为“事件”的流行语与中国“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则专门讨论“十字架等级制”这一“规制性身份系统”的构建和崩裂及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景观”,其核心问题便是何为符号景观,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符号景观何为。《以景观为方法》提出:景观即主体以感受、制作、想象等各种方式在与客体的互动中生产出的一切有意义的形象。在语言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存在着“景观性”,尤其是“社会景观”的生产问题。如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也是一种“述说”,更是一种社会景观,不但“述说”着集体性的“焦虑”,更构造出一种“社会现实”。《“数字孤独”:数字景观中空间认同的断裂及主体的异化》由此专门讨论了数字景观生产中的主体困惑,而《“躺平”舆情:言行分裂中的社会焦虑和自我治愈》《“学伴”指称的事件化、污名化及其社会动因》《“资本”舆情:“存量时代”的语言标记?》则分别以“躺平”“学伴”“资本”三组流行语为样本,剖析了流行语这一社会景观内蕴怎样的社会焦虑和意识形态危机。

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行为过程”,其核心问题便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何以语言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关羽谥号隐喻:旧皇朝执政合法性和稳定性的符号化》以古代关羽谥号演变为样本,考察了旧皇朝权力架构的本质和如何以政治修辞去构建其执政合法性的过程。《药品标签信息无障碍化的分析框架与问题发现》则以当代药品标签的无障碍化为样本,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结构的要素分布+语篇结构的排列方式+符号模态的形貌修辞”的话语框架分析模型。

如果把语言看作一种“传播过程”,则其核心问题便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语言为何传播、如何传播和传播什么。《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强调汉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不应该只看作“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更应该看作“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机缘和对策》根据特大疫情后的全球语境做了进一步分析。《从“对外汉语教学”到“中文全球发展”:“国际中文教育”观念史的考察》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中文全球发展”的概念,明确指出“国际中文教育就是以中文为媒介、以全球治理为理念、在国际上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必须走出只关注“教学”“教育”的思维定式,在“语言使用”“语言服务”“知识生产”“思想交流”中推进中文发展,在中外协同的全球治理理念下推进中文发展。《“接引语”:一个与中介语对应的二语教师语言分析模型》则从对二语教师语言的重新认识开始,提出了一个与“中介语”相对应的新范畴“接引语”。

本书只是笔者部分研究的合集,许多相关的成果或因已被收录于《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或因文体限制(如笔者“话语生态研究”公众号的推文和各类决策咨询报告)不宜收录,或因文集篇幅限制而难以一并呈现,只能展示笔者对于社会发展语言学的初步探索。
真正以语言研究为路径,有效推进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愿与诸君共勉。

第四讲 何为“英语”,“英语”何为:语言政策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愿景
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语言政策不但关乎个人的发展,也关乎社群的发展,更关乎全人类的发展;而语言政策的制定,不但需要关注当下的“场景”,也需要看到远方的“风景”,更需要注意未来的“愿景”。(胡范铸,2023)

21世纪,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纪,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像一个村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互相需要、祸福相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更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实践。由此,我们需要有以下认识。

一、全球化的时代离不开全球化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基本工具。一个社区的沟通需要社区通用语,一个国家的沟通需要国家通用语,全人类的沟通也需要全球通用语。我国有56个民族,据《中国的语言》,我国现有130多种语言、30多种文字,其中,现代汉语普通话不仅仅是汉族的“民族语”,更是全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

而人类的全球化步伐一旦启动,也就迫切地需要沟通世界的世界语。本着跨越语言、种族、地域等种种界障开展全球交际的目的,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发明创立了一种人工语言“世界语”(Esperanto)。这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人们的国际交流。可是,这毕竟是一种人工语言,只是一种辅助语,无论就人类的知识生产、情感传递还是意志表达而言,都无法全面承担真正的全球通用语任务。
那么,哪种语言才能成为全球通用语?

二、英语不仅仅是“外语”,更是“全球通用语”
在语言政策的讨论中,“外语”“英语”时常混用,“学习英语”被认为就是“学习外语”,同样,“学习外语”通常也被认为就是“学习英语”。其实,两者相关而不相等。

的确,“英语”最初只是一种民族语言,但是,经过了300年的发展,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真正的国际通用语。目前,根据海外“民族语言志”网站,全球第一语言使用人数英语是3.80亿,汉语13.46亿,西班牙语4.85亿,阿拉伯语3.73亿,印地语3.45亿,葡萄牙语2.36亿。(Eberhard,Simons and Fennig,2023)尽管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使用人数最多,联合国规定的工作语言也有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6种,但真正在全领域的意义上承担着“全球通用语”功能的其实只有英语。

就全球知识生产而言,全球出版物的85%是用英语出版的;而据“SCI”统计,全球顶级的数千种学术期刊中,95%以上使用的是英语,其他各种语言合在一起不足5%。就全球跨境流动而言,更是几乎100%会遇到英语场景,其他语言无不只是地方性的存在。就全球治理而言,跨文化的国际文件几乎都需要英语文本,当两个非英语国家签订法律文本时,常常会特别约定,以英语文本为准。

有人认为,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英语的这种强势地位将不断减弱,其实,这是完全忽视了语言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可以说,没有石破天惊式的超级事件发生,语言的发展将继续显示明显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根据“民族语言志”网站十年前的数据,当时世界各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者第二语言的国家为154个,而最新数据显示,已经发展为170个。(Eberhard,Simons and Fennig,2023)

有人据此称之为“英语帝国主义”。如果说“帝国主义”意味着“强权”“侵略”,那么“语言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可疑的,它常常过于夸大了一种语言的文化上的功能。语言的确与文化有关,但一种语言完全可能包含其他多种非“原生态”的文化,正如今天的汉语并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思想成就,而是包含了56个民族的思想成就,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结晶;同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今天的英语也不仅仅荷载了英美文明的成就,其实也包含着世界各国文明包括中华文明的思想成就。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彼此“沟通”,在于推进全人类的知识生产、行动合作、和谐发展,忽视这一根本特性就可能滑入一种语言民粹主义的“话语陷阱”。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必须认识到,学习英语的意义,不只是学习一种“外国语言”,更是学习“全球通用语”。

三、“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呼唤我们更多地关注“外语”
全球化时代必须充分关注全球通用语,不过,与此同时,法、俄、西、阿等联合国工作语言、世界各国的官方语言乃至其他一般意义上的“外语”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一方面,我们越是强大,越是需要向全世界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越是强大,就越有责任和义务关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而无论是“全球学习”还是“全球关注”,全球语言的学习与研究都应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的高等院校竭尽全力,已经陆续开设了100个以上的小语种专业,但这并不够。全世界现存的语言有5000—7000种,对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对所有的语言都加以关注,但仅仅关注其中的百余种语言显然也是不够的。如何培育、蓄积更多的语种人才,对于我们的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的设计都带来了挑战。

四、全球中文发展必须给予空前的重视
关注世界各国语言、正视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并不等于说可以弱化对于我们自己语言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全世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孔子学院官网“全球孔院”最新数据,目前全球共有153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其中149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孔子学院462个)。此外,全球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学校也已经设立4万所以上,更有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文已经足以能与英语并驾齐驱,更不意味着已经可以取而代之。全球中文要想真正获得持续的大幅度发展,第一,需要中文世界能够真正持续生产出大批领先世界的思想成就;第二,中文世界能够真正以空前开放的心态包容全世界的思想成就,吸纳全人类的文明果实。

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伟大愿景,更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的伟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就个体而言,需要同时关注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全球通用语言的学习;而就国家而言,必须构建一个民族语言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政策、全球通用语言政策乃至全球外语政策连贯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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