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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观中国千年传统文化之流变
察中国历史政治变革之得失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作者在抗战期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全书分为上下两编,最初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40年、1944年出版。上编《中国文化史》共十八章,分门别类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流变;下编《中国政治史》共三十六章,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历代政治的变革、朝代的更迭。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通史著作,自出版以来长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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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吕思勉
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近代史学家,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他是史学界公认的史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曾通读数遍,也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等诸多领域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吕思勉一生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著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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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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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它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秦始皇所行的,正顺着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锺、鐻(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
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辩》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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