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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奖获奖作品，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史”
日本知名社会学者小熊英二执笔、记录其父亲小熊谦二人生经历，反映了二战前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时代变迁，涵盖日本战前生活、战时经验以及社会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是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史”。
一部庶民视角的日本现代史，理解普通市民眼中的战争、社会与国家
本书展示了日本“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了解身处社会最底层、无法抵抗权力摆布的普通人，前往各种战场之前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如何努力生存？
从一位平凡的日本兵的人生审视二战的另一面，见证普通日本人对二战的反思
本书记录了一个普通士兵的所思所想、在战俘营的经历对战争的反思、对参战各方的理解、对同代人的看法，以及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中展现了二战宏大叙事之外、有血有肉的一面。
作者结合“史家”、“社会学者”和“人子”三重身份，对父亲深度访谈而成
本书既是口述史，也是社会史，作者父亲以亲身经历回应了“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战后的和平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等社会议题，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
新增年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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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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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来的男人》是一部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的著作。主人公小熊谦二历经年少征兵、在战俘营劳动、感染肺结核、赶上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以及向日本发起战后诉讼赔偿。本书既是口述历史，也是民众史与社会史。作者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展现二战前后的时代变迁、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以及个体命运如何受到大时代的影响，并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反思，形成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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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小熊英二（Eiji Oguma），日本社会学者。1962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现为庆应义综合政策学部教授。著作众多，其中《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于1996年获得三得利学艺奖，《“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于2003年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大佛次郎论坛奖，《1968》于2010年获得角川财团学艺奖，《改变社会》于2013年获中央公论社新书大奖，《活着回来的男人》则于2015年获得新潮社小林秀雄奖。
译者简介
黄耀进，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曾任职台湾中国广播公司、联合报系及“美国在台协会”，并曾兼任淡江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讲师。目前专事翻译，已出版译作近四十种，包括《乐在沟通》《与成功有约》《反挫》《谎言教父马多夫》《逆龄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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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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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梁文道）
国际版序
地图
小熊氏家谱
年表
第一章 入伍之前
第二章 前往战俘营
第三章 西伯利亚
第四章 民主运动
第五章 辗转的生活
第六章 结核病疗养所
第七章 经济高速增长
第八章 战争的记忆
第九章 战后赔偿审判
后记
附录 采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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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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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选摘）
梁文道
吴雄根，我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除了“百度百科”录有他的履历，剩下的讯息几乎全部都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本书有关。我看不见有任何中文媒体采访过他，也看不见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网民讨论过他的事迹，如果只有在互联网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话，那么吴雄根就是一个差一点便不曾存在过的人了。这也难怪，这位朝鲜族、中国籍，有过一个日文名字“吴桥秀刚”的老人，生在当年的伪满洲国，又在日本东京念过书，1945年的时候还被强征入伍“关东军”第515部队，战后又为苏联红军俘至西伯利亚的赤塔地区战俘营劳役，直到1949年才被送回已经变了天的中国。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经历不够美好，更是因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广为流行的主流论述都很难恰到好处地容下他的一生。从战后的政治运动角度来看，他是个问题相当严重的人，不只留学过日本，而且当过“伪军”，或许这是他那代东北朝鲜族人常常遭逢的命运；但是革命面前，是没有身不由己这回事的，所以战后他肯定还是要被判定为一个汉奸。虽然他早在在苏联做俘虏的时候就已经心向共产主义，一回来就献身革命建设新中国，可中苏交恶之后，像他这种在苏联待过的人则又有了替苏联当间谍的可能，必须反复检查交代好好监视。当然他是个受害者，他不是自愿跑去苏联，不是自愿加入关东军，更不是自愿生为“满洲国”国民。可是这种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够纯粹干净，不像那些被战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电影电视剧的凄凉角色，因为他毕竟在敌人那边待过，黑白不够分明。假如他生来就是个日本人，战后就应该和其他仍然生还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一样，最后会被苏联遣送回美军占领的日本，于是又会惹起另一种疑虑，怕他其实是遭到洗脑改造特地归日潜伏运动的“赤化分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过许多人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寻求正义，讨一个说法，至少让他这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话，他该向何处寻觅？
于是1996年，吴雄根到了日本，诉讼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这该是个大新闻，可是很奇怪，不仅保守的日本媒体少有报道，今日回看，当时便连中国媒体也似乎无人关注这个消息。比起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慰安妇”索赔事件，其实来自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原日本军人申诉数目更多，只不过这些人的诉求会使得热血简单的国族主义尴尬，不像“慰安妇”那么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对待，当他们不存在似的。
吴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失败。日本建制的说法是很简单的，它不只不赔偿这几十万当年被它强征入伍的外国人，甚至也不赔偿土生土长的日本兵，理由一贯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作者、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解释道：“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接着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所以，无论是“慰安妇”，还是被强迫从军的日本军人及其军属，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问”的方式了事。那么它为什么不“慰问”像吴雄根这样的外籍士兵呢？他们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这种大话打发？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时期诡谲的国际局势，且别说外籍士兵，就连“慰安妇”也不一定会受到韩国、中国台湾乃至于大陆等亚洲地区政府的支援。吴雄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找出250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虏与遗族，同时要求日本负责。可是这个团体的活动到了1992年就停了下来，因为“当年10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20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所以，没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媒体关注的吴雄根，一个人来到了日本。不过他居然找到一个日本人愿意和他共同起诉日本政府，成为亚洲各地对日赔偿诉讼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这个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亲，同为苏联战俘营归来者的小熊谦二。在法庭上，他说：
他（吴雄根）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搬送到苏联领土内的医院。1948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士兵的事实为他的生活带来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项理由所以不适用于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的人们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之后成为关东军士兵并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慰问，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受到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慰问，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个世代。
雄辩滔滔，小熊谦二还在他自己撰写的讲稿里引用了前欧洲殖民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案例，痛陈日本政府之过。这么看来，他应该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他却只有初中文凭，是一家小体育用品行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讲，甚至是“底层中的底层”。这位小熊谦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也许会在日本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场面：一个乡村少年应召从军，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头挺胸地对着送别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乡亲和邻居则会鼓掌叫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很多人还会挥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国旗，替他打气壮行。这些参军青年，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规规矩矩，严守军纪，无论何时都不忘“皇军”威仪。而养成这种年轻人的土地，是一个陷入狂热情绪的社会，人人爱国爱到头脑发昏；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鞭炮四响；若是坏消息开始浮现，他们就一脸肃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这就是战时日本社会的典型图像之一，将爱国、爱天皇以及战争这三者毫无困难地等同了起来，并且把这三位一体当成个人生命意义的寄托。如果你不赞成战争，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爱国；如果你不爱国，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读过一些研究，指出当时日本最爱国最忠诚同时也是对战争最狂热的，竟是一批低下阶层的年轻人。一来，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这些条件不利的青年苦无出路，眼前即是尽头，也许会渴盼军需经济带来的一时荣景可以惠及己身。二来，他们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自幼在校天天诵读充满着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洗脑洗得彻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身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以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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