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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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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但其讲述的方式是极具故事性的，作者尤其关注了特定社会及个人的故事，并对美国革命的全球性影响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美国革命虽然对殖民地土著民族反抗帝国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更为巨大的影响是，英帝国及欧洲大陆列强的殖民铁拳收得更紧了。全球列强的均势被打破之后，一个新的世界正被重启，由此促使英国以更强力的手段推进在亚洲的贸易扩张，并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清帝国。作者对这次中英官方交往的独到分析，无疑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鸦片战争的全球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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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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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为北美赢得了自由与和平，却给世界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它所引发的革命暴力和帝国镇压不仅波及了欧洲，也波及了南美洲、澳大利亚、非洲和亚洲；它不仅为现代早期的卓越帝国埋下了崩溃的种子，也为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全球主宰搭建了舞台。在这部杰出的史学著作中，马修·洛克伍德竭力去做的就是要厘清这段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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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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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洛克伍德（Matthew Lockwood），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201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18世纪英国及其帝国史、犯罪和暴力史、比较法律史、国家的形成和移民史，著有《死亡的征服：暴力与现代英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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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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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言 独立战争塑造的世界
第一章 英国的动荡
第二章 背叛、恐慌与回应
第三章 爱尔兰的叛乱、反动与宗派主义
第四章 霍雷肖·纳尔逊与西班牙美洲的帝国斗争
第五章 西班牙帝国的乱局
第六章 欧洲的衰弱与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征服
第七章 印度的冲突与囚禁
第八章 英属印度的诞生
第九章 罪犯帝国
第十章 流亡者
第十一章 非洲、废奴与帝国
第十二章 鸦片与帝国
第十三章 百年屈辱的开始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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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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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独立战争塑造的世界
1779年，伊莱莎·费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横跨欧洲，渡过地中海，穿过西奈沙漠，接着又沿着红海，乘坐一艘拥挤的轮船，在暴风雨中颠簸了几个星期，终于来到了阳光轻吻的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伊莱莎和丈夫历经艰险磨难，一心希望能在这片酷热之地找到平静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战争从大西洋蔓延到次大陆，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逃走了，留下伊莱莎和安东尼任由威廉·艾尔斯摆布。威廉·艾尔斯是一个英国罪犯，也曾是一名士兵，现在则为激烈反英的迈索尔的苏丹效命。当艾尔斯押送两人入狱时，伊莱莎·费伊一定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是怎么落到这个境地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数以万计的俘虏和难民——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印度基督徒以及无数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士兵——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并不在马拉巴尔，而是来自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源头：美国革命。
1781年5月18日，米凯拉·巴斯蒂达斯站在库斯科广场，双脚踏在儿子的血泊中，凛然无畏地等待着她的命运。她和丈夫领导的反抗西班牙帝国的行动失败了，现在，她就要在丈夫惊恐的目光中走向断头台。至少她不会看到丈夫被行刑时的惨状了。西班牙人的计划是，砍掉她的头颅之后，再将她的丈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作为西班牙复仇的象征送到秘鲁。她和她丈夫的死意味着本土反抗运动的终结，但是火花已经点燃，一双烈士已然诞生。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根植于美国独立的斗争中。
1810年，英国首家印度餐厅“印度派咖啡馆”在伦敦乔治街开业。走进餐馆，顾客们会恍然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东方世界。客人们斜倚在竹藤沙发上，凝望着挂满印度各色风景和印度生活场景的壁画。当咖喱和调味米饭的香味从厨房飘来时，当印度草药和香料的味道与吸烟室中一排排华丽的水烟机散发出的芬芳烟草味混合在一起时，那些曾在印度工作和生活过的英国人——“印度绅士们”——一定会恍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半个地球之外的先前生活当中。
随着大英帝国的不断扩张，它插手的次大陆事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用这样一个餐馆来美化帝国首都拥挤的街道，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餐馆的主人却不是从摇摇欲坠的东方帝国强取豪夺后回来的英国富豪，也不是希望重现人生重要岁月中的景象与味道的英国士兵，更不是希望用远方运来的香料烹饪美食而拓展生活乐趣的商人。相反，正如《泰晤士报》一则广告所清晰表明的，这家餐厅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是迪安·马哈茂德和他的妻子。迪安是来自印度巴特那的穆斯林孟加拉士兵，而他的妻子则是爱尔兰的新教徒。大约二十年前，就是这个迪安·马哈茂德曾创造过另一个“第一”——1793年，他成为第一个用英语出版作品的印度人，出版的书籍正是他所撰写的《游记》。那么这个娶了爱尔兰新教徒女儿的马哈茂德，这个第一个用英语出版书籍的印度人，是如何在英国开设第一家咖喱风味餐馆的呢？这依然与美国独立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在1988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两个人在伦敦东南部埃尔瑟姆的圣约翰教堂的墓地上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站在墓碑前的那个男子是教区的牧师，两百年前，他的前辈曾在此主持了那场葬礼。另一个男人站在离墓碑更远些的地方，在冬日寒风的裹挟下，他陷入了对几百年前一桩往事的沉思中。他叫伯纳姆·伯纳姆，是一名运动员兼演员，而且也是澳大利亚土著乌伦杰瑞人的活动家。他从故乡澳大利亚开启了朝圣之旅，只为夺回一具尸体，并为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名。几天前，为了纪念英国殖民澳大利亚二百周年，他在多佛海滩的白色悬崖上插下旗帜，并发布了一场措辞犀利、悲情满满的宣言。伯纳姆·伯纳姆嘲讽了1788年英国的所作所为，同时，他宣布他将以土著人的名义向英国提出指控，并宣称从此之后，在英国的货币和邮票上将出现土著人的形象，“以表明我们对这块领土拥有主权”。不过他也承诺，“我们并不会为了纪念而将你们那两千多个头颅进行处理和存留，也不会将你们殿下的遗骸展览示众”，而这都是英国人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行径。
可是现在，当他站在澳大利亚土著同胞的安息之地时，他内心的凛然正义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怒不可遏的悲伤情绪。在一个年轻人的墓碑上，只简单刻着几个记录基本事实的文字：“以此纪念新南威尔士人耶默拉瓦尼，逝于1794年5月18日，享年十九岁。”当时的报纸也未能提供更多信息。《晨报》报道说：“与菲利普总督一起来植物湾的两个土著，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因为他的死亡而非常难过。”伯纳姆·伯纳姆和他许许多多的同胞们都希望，在英国首次将植物湾作为罪犯流放地的二百年之后的今天，耶默拉瓦尼的尸体能够最终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不过，耶默拉瓦尼并不会有什么象征意义的归乡之旅，也不会从此安息长眠，更不会成为纠正殖民错误的象征，因为牧师和活动家都不知道，在1988年的当下，埃尔瑟姆的教堂墓地的墓碑下根本没有尸骨。耶默拉瓦尼的骸骨早已踪迹全无。那么，这个年轻的澳大利亚土著埃奥拉人是如何被埋葬在伦敦郊区的教堂墓地——一个大英帝国罪恶的象征——中的？这个现代悲剧的根源也不只是在太平洋，甚至不在伦敦，而是在美国革命的余波中。
围绕美国革命的那些故事，是最跌宕起伏的；在历史上发出回响的人物，是最动人心魄、令人魂牵梦萦的。保罗·里维尔骑马穿过漆黑的马萨诸塞的街道，警告他的美利坚同胞英国人就要来抢夺他们的武器了；“自由之子”们伪装成美洲土著的模样，潜入英国商船，将那些赋税过重的茶叶抛进波士顿港；乔治·华盛顿带领衣不蔽体的士兵差点冻死在福吉谷，不过终得幸存；康利沃斯将军和他的残兵败将在约克镇向得胜的华盛顿投降时，演奏的曲子是《颠倒的世界》。这些赞颂勇武英雄、高贵牺牲精神的故事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从而掩盖了美洲海岸之外鲜为人知的革命战争故事和形象。
之前，大部分关于美国革命的相关记载，基本上都将注意力集中在1776年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上。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将目光局限在砸起巨大水花的石头上，而忽略了从震中辐射出来的滚滚波浪和层层涟漪，也就是关注了剧烈而迅疾的震荡，而非持久的回响。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一意孤行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更广泛影响。像米凯拉·巴斯蒂达斯、迪安·马哈茂德和耶默拉瓦尼的故事，便为我们了解战时的世界以及战争所缔造的新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与美国革命的故事相比，这些故事同样重要，同样是美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它们与华盛顿、杰斐逊、邦克山和约克镇的那些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勇武豪迈、闪耀着胜利光辉的故事相脱节而大多被遗忘了。
那些英雄传奇无疑是引人入胜的，但是它们使得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耳熟能详的、令人心舒意畅的美国革命故事上，歪曲了我们对美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全球危机的认知，更使我们对美国国家历史的理解呈现出相当危险的方式。美国例外主义理念，即认为美国是天选之国，拥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建构，从许多方面讲正是始于革命本身，而对这些神话般诞生的熟悉故事的一再讲述，使得例外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美国革命描绘为一个崇高的运动，认为美国革命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公正开明的社会，长久以来就是这种理念的思想基石。将美国的地位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观点，有时候的确会给人一种美妙的团结之感，但是它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执迷不悟的美国例外理念，导致了狭隘的沙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自私诉求。为了在外交事务中减少这种唯我独尊的孤立主义意识，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美国例外主义理念，向这种懒惰心理提出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奠基时刻的故事进行多方考量。
近年来，像加里·纳什、卡罗尔·伯金、霍尔格·霍克和艾伦·泰勒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弱化对美国革命的单一叙事，突出宣扬那些被遗忘的妇女、印第安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揭露建国时的矛盾处境和虚伪心态。尽管这样的记述提供了重要纠错方式，但是并没有完全颠覆美国概念的神话。他们依然使我们相信，尽管那些开国元勋在许多方面都有弱点和缺陷，尽管革命的福音没有在北美居民中平等分享，但是革命的目标和理想依然是美国呈现给世界的最好示范，而这也正是它所追求的。的确，这些作品致力于从更宏大的国际视角来阐释美国革命，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未能真正撼动美国例外主义的单一叙事。
从贾斯廷·杜里瓦奇和尼克·邦克尔那里，我们了解到美国革命有着全球性根源，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北美爆发的战争与欧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与美洲殖民地的关联一样密不可分。C.A.贝利、P.J.马歇尔和迈亚·贾萨诺夫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我们对战争后果的理解范畴，尤其是美国革命对大英帝国的影响。尽管这些贡献是开拓性的，但是许多关于革命的国际影响的记述依然仅仅局限在宽泛化的革命时代的范围之内。R.R.帕尔默、莱斯特·兰利、珍妮特·波拉斯基和乔纳森·伊斯雷尔的作品意义重大，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将美国革命置于共同的大西洋背景当中。但是，只关注美国斗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只关注这场斗争对法国、波兰、海地和南美洲的相似革命斗争的促成作用，这样的历史观不仅忽略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常常会强化美国革命是全球第一次民主浪潮的信念，使美国遗产的独特性更加确定无疑。
这些成果固然令人钦佩，也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仅靠解析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脉络并不能揭示整体图景。美国革命的很多重要遗产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与神圣国父们的言论与著作关系不大，与他们缔造的政府也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这场革命，无论是从地理发生角度还是意义影响角度，都有力地揭示出这个世界通常是悲剧性地相互关联，迫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相互纠缠的世界之中，而非将自己视为孤立的、特殊的天选民族。摘掉狭隘的民族政治的眼罩，打开理解的崭新视界，使我们意识到美国的建国时刻带给我们最为迫切的教训：美国的行动已经并一直产生着无法预见、无法想象的全球性影响。我们只有从更广泛的政治视角和个人视角审视美国革命的全球影响，才会打开这扇独特的却长期被忽视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到，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以及所有社会、经济、宗教和种族背景不同的个体的生命，都因为全球战争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挣扎与成功，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都是美国革命全景故事的核心构成。当我们把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去中心化时，我们对这场革命及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理解，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显然，尽管这场战争始于马萨诸塞，但是约克镇的投降之剑和巴黎的签字之笔，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相反，北美洲一个偏僻角落的抗税活动，最终可能结束在都柏林的街道中、秘鲁的群山中、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或印度的丛林中。18世纪，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国的一个火星可能会点燃一束意想不到的火焰，而这束火焰也许会吞噬全球，崭新的世界随之建立，各国力量达成新的平衡。西方新国家的诞生会为印度、澳大利亚、非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千年文明播下分裂的种子，并促进19和20世纪的超级大国——美国、俄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美国革命是帝国内部的战争，也是帝国之间的战争，当硝烟散尽，新的帝国巍然出现，旧的帝国要么被迫进行根本性改变，要么面临急剧衰落的命运。
1775年4月，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枪声响彻全球：从大西洋海岸到英吉利海峡，从中美洲到加勒比海，再到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一个无人能够预见，甚至几乎无人可以想象的崭新世界应运而生。美国和欧洲革命的支持者们，曾希望殖民地的起义能够开创一场全球运动，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可是，如果革命浪潮真的横扫全球，那么无国界革命的真正后果，以及它对制度的重塑和对生活的再造，将不会是任何人愿意见到的。在地图一角发生的争取自由的革命，却在更广阔的世界版图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给那些未曾拥有自由和独立的人带去了新的苦难和新的锁链。在法国、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从美国革命中吸取的惨痛教训被严苛地应用到实践中，激发了一场专制的反革命浪潮，大英帝国得以稳定并继续扩张，而法国和西班牙则走向毁灭性的没落。革命时代不仅仅是美国革命启蒙理想的产物，同时也是美国革命带来的恐惧、金融危机和独裁对抗的产物。
从历史的观点考量，也许美国革命最神奇的事情并不是美国赢了，而是这场冲突的全球性影响。考虑到这场冲突波及了全世界，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众多列强纷纷与之抗衡，而英国面对国内和帝国范围内的暴乱、起义及入侵的威胁，却没有遭遇被彻底摧毁的命运。英国不仅避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甚至比任何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对手都表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发展成为帝国霸权。战后的英国不但没有摇摇欲坠，反而因致力于美国危机引发的复兴与重建使国力得到加强。因此，美国革命根本没有延缓大英帝国的崛起，反倒是促成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19世纪英国的扩张，实际上是以在美国革命中的损失为前提的。战争迫使英国以崭新的、集权意识更加强烈的、等级观念更加森严的专制姿态来思考帝国命运，从而使英国无论在国内还是遥远的帝国领土上，都加强了控制力度。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中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在1776年至1789年采取的反革命措施。同时，美洲殖民地的丧失改变了英国对于帝国的认知。美国的战争给了英国人重新想象他们帝国的空间，那个一度被视为腐败丛生、道德败坏、伦理混乱的帝国，要成为国家荣誉、道德榜样和文明典范的先驱。如果没有美国战争的经验，19世纪的英国便不会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信念。
当大英帝国从内部稳定下来时，美国革命却破坏了英国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主要对手的稳定局势。法国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国家破产、走上革命道路的惨痛代价。西班牙的胜利则是以其在美洲的属地属民的分裂与纷争为代价的，并由此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击垮了其复兴帝国的企图。美国战争期间及战后，澳大利亚、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对东欧局势过于关注，对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行为失去了阻止与破坏能力。在印度，像迈索尔王国和马拉地帝国这样曾经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强国，也遭到美国革命的致命打击，错失了抵制英国统治的最后良机。英国的境遇似乎自相矛盾：虽然其在美国战争中落败，却因此强化了帝国政府对英国、爱尔兰和印度的统治，扩大了帝国在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且削弱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其他主要对手的力量，为全球帝国霸权铺平了道路。
如果以1775年的目标为衡量标准的话，当时英国依然希望保有其在北美的殖民地，那么英国的最终败北，初看上去无疑就是一场失败。但是事后回望，从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全球霸主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其实是无与伦比的成功，是英国面对巨大的挑战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的绝好证明。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所有主要对手的联合夹击，它也因此遭遇了一些麻烦，失去了大西洋地区的一些领地，但是它最终还是抵挡住了挑战，巩固了海洋霸主的地位，强化了对加勒比海的控制，扩大了在印度及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并给予了对手沉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美国革命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因它而起的英国胜利和世界灾难，也许意义同样重大。
本书主要讲述英国是如何“赢得”美国革命的。尽管如此，本书不仅仅是英国如何逆转危机的胜利者叙事，也不仅仅是勇敢的英国佬续写征服西班牙无敌舰队或者“为不列颠而战”的英雄业绩和传奇故事。相反，在帝国纷争、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中，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给英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与对抗的表象之下，隐藏的却是无数生命和制度发生颠覆性改变的事实，这种改变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出回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地球居民而言，根本不会关心这场在英属北美暴发的内战，更不会关心这场战争所激发的思想与情怀，对他们来说，美国革命就是一场灾难：它带来的不是崭新世界的诞生，而是熟悉的古老世界的死亡。对于南美、印度、澳大利亚、非洲和克里米亚等地区的人民而言，它意味着急剧衰落的开始；对于像西班牙、中国、奥斯曼和荷兰这样的旧帝国而言，它则为世界强国的谢幕提供了最宏大的舞台；对于印度和爱尔兰而言，它是20世纪中叶之前它们为寻求自身独立而发出的最后一枪；对于法国而言，它则成为混乱与血腥时代的触发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美国、英国和俄国享受到了令其他国家望洋兴叹的积极果实。
因此，美国革命无疑起到了重塑世界的作用，只是这种重塑完全背离了理想样貌。在大多数关于美国革命、关于战场和论战的记述中，充斥着高贵将军和开明政治家的伟岸形象，为这个本质上肮脏血腥、混乱无序的时代蒙上了体面的带光环的饰面。然而，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套背景和人物却像一层阴影，向普通民众掩盖了一个被彻底颠覆的世界。这场帝国内战的暴力余威，影响了上自国王议员，下至穷人罪犯的各色人等，影响了从波士顿、费城到伦敦、加尔各答和植物湾的世界各地——这才是全球性美国革命的显著特征与重要遗产。本书首次讲述了这些被遗忘的个体的故事，展示了个体与机构、地方与全球是如何不可逆转地交织纠缠在一起。美国革命依然是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其造成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18世纪末激增的无数日记、书籍、报纸和信件中，反映和讨论的都是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的战时经历，而穷人的声音，普通男女的挣扎与胜利则几乎总是只字不提。不过，如果仔细认真地翻阅档案，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他们微弱的声音。本书呈现的就是数以百计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揭示了战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巨大后果。具有帝国色彩的美国革命永远地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蹂躏了无数社区，迫使成千上万人跋涉到遥远的他乡开辟新的家园。他们在那里苦寻机遇，遭遇毁灭，陷入牢狱，甚至命丧绞架。其中一些人则挣扎着要摆脱帝国的桎梏，像米凯拉·巴斯蒂达斯、迪安·马哈茂德和耶默拉瓦尼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便被命运抛到革命所缔造的世界中，饱尝被束缚、监禁和流放的苦难。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第十二章：鸦片与帝国
1792年11月6日，在弗朗索瓦·亨利·德拉莫特的海军间谍活动引发了普拉亚港战役的十一年后，在波士顿·金经过佛得角群岛前往塞拉利昂殖民地去开启新生活仅仅几个月后，在普拉亚湾温柔的海浪中，停泊着一支同样不同寻常的船队。一艘是从南塔基特来的美国捕鲸船，在前往南太平洋捕鲸海域的途中暂时停靠在佛得角。在四艘大船上，象征着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三色旗在微风中啪啪作响。这些船只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港口装备完毕，配备的水手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些法国的船只把自己假扮成捕鲸船的样子，可是他们的衣物及其他相关物品却出卖了他们，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并非仅仅是捕鲸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们都是走私者，从事的是与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的违禁品贸易。在另外三艘停在普拉亚港的船上，船员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凝视着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圣伊亚哥岛—那起伏交错的山峦，目光中透出无法遏制的愤怒。这些都是英国船只。尽管大英帝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与美国兄弟们战火不断；尽管当美国开始向更广阔的国际贸易世界进行扩张时，他们与美国船只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相遇，不过此时他们的怒火却并非针对美国船只，而是指向了其他地方。法国和英国再次仓促开战，但在1792年11月，距离双方公开的敌对态势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英国特遣队中的许多人尽管看着法国三色旗时是一副既恐惧又蔑视的复杂神情—那三色代表的不过是混乱、骚动与暴力而已，但是有一艘法国船却引发了英国人的勃然怒火。那艘船就是以极具革命精神的名字命名的“自由”号。
英国船只上的许多人都认出了“自由”号，或者至少认出了它从前的模样。这艘飘扬着法国国旗、取着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名字的船只，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库克船长的不朽战舰。库克船长的“决心”号已经从象征帝国雄心的战舰变为令人唾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走私船，这种变化足够令一些人从痛苦到绝望。约翰·巴罗坐在他那艘名为“印度斯坦”号的有利位置上，这样写道：当我眼睁睁看着与那位伟人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物体堕落成这个样子时，我内心无比羞愧，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想，如果有人看到他出生的房子，他曾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房子，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目的，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被拆解，却根本无动于衷的话，那一定令人鄙视。“决心”号就是库克船长的房子，出于对他的敬重与怀念，我会让不朽的库克船长的房子静静地停靠在码头上，直到船板一块块被时间慢慢风蚀。
约翰·巴罗遇到再现江湖的库克船长的“决心”号时表现出了戏剧性的激烈反应，这也许是可以谅解的。巴罗根本没料到会与法国和美国的船只一起停靠在普拉亚港，他和他的同伴们之所以前往太平洋，是因为身负极其重要的帝国使命，就如同当年的库克船长一样。“印度斯坦”号、英国皇家海军“雄狮”号和双桅船“豺狼”号担负着重大使命，他们受大英帝国国王之托，首次前往中国，与中国皇帝进行第一次官方外交会晤。在由美国战争所缔造的世界中，英国被迫转向东方去寻找被殖民地叛乱所中断的帝国繁荣。印度将成为英帝国皇冠上的璀璨明珠，但是越来越不可否认的事实显示，英属印度的生存能力取决于英国与中国迅速发展贸易的能力，取决于维持与拓展这种贸易的能力。正是为了促进这种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贸易，约翰·巴罗和他的同伴们才会身处佛得角群岛之中，并在这里为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和依然缥缈不定的未来陷入沉思。
自从1635年起，英国就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葡萄牙人早在1513年就踏上了这个“中央王国”的海岸，而且很早他们就占领了位于珠江口的、被称为澳门的岛屿，并从那里开始进行贸易活动。正如“中央王国”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中国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间位置，或者说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使得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和相关的贸易活动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鄙夷不屑的姿态，其外交关系也都是基于这样的明确认知：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卑微的恳求者，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中央王国的，而中国屈尊卖给他们的任何货物都是恩惠和福泽，中国从不需要与他们互惠互利平等地交换任何产品。这不仅仅是沙文主义。事实上，自从郑和的宝船驶过几大海洋，寻找奇珍异宝和皇家贡品的时代以来，世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清朝（1644—1912）的统治下，中国对自己辽阔疆域之外的事物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对于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和在澳门的欧洲商人，他们也都漠不关心，如果说真的注意到了，那投来的也是充满怀疑的目光。只要是商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会得到信任。他们的真正本质就是穿越边境的越界者，是给安全的边境带来风险的人。因此，沿海的人口受到严密监控，而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也受到严格管制。
尽管清朝官方对贸易持不信任态度，但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却日益增长和繁荣，到18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贸易帝国的中心。在英国和美国，中国及其极具异国情调的产品，成为时尚界的宠儿。中国风成为顶级的时尚，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都在社会精英的客厅中层出不穷。从工匠到贵族的所有人，都大口小口地喝着茶，中国茶叶迅速把咖啡挤到一边，成为英国的首选饮料。受到追捧和赞赏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产品。当时的人们对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物都痴迷不已，包括这个国家本身。传教士和法国哲学家的渲染与赞美，为中国罩上了令人艳羡的光环，而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就象征着稳定，象征着理性的政府和正直的道德。中国当时风靡一时，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国与“中央王国”之间的贸易会持续增长、永葆繁荣。
然而，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乾隆皇帝从前还允许英国在多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后来却颁布法令，将所有欧洲贸易都局限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港。而且，限制还不止于此。从那之后，欧洲商人将不再被允许在中国的领土上居住。他们不准与中国人交流接触，也禁止学习中国的语言，只能在10月到来年3月的短暂贸易季节进入广州进行商业活动。此外，英国的商人还必须在澳门等待，直到贸易季节的船只抵达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广州的工厂从事商业活动。进入广州之后，所有的贸易都要在一个小型而封闭的、由中国商人组成的商业联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联盟被称为“十三行”。十三行名义上由十人组成，由政府的官员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由国家授权的垄断组织，在一个通商的时代，十三行是唯一能够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会。这也是西方商人唯一的合法联络点，同样也是欧洲人发泄抱怨和不满的唯一渠道。十三行对于价格控制、关税征收和贸易流动均有决定和控制作用。
正如我们所见，由于更高的价格，新的关税转嫁给英国和美洲的消费者，大大刺激了茶叶走私，使其在整个18世纪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一些国家全部的对中贸易就是围绕向英国领土走私茶叶而展开的。为了降低走私茶叶的价格，支撑摇摇欲坠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该法案首次允许公司将茶叶直接运往北美，而不再需要先到伦敦将进口的茶叶进行拍卖。《茶叶法》还退还了东印度公司部分或全部的关税，将《汤森法案》所规定的关税负担转嫁给美洲消费者，并威胁要把在伦敦拍卖会上买下大宗茶叶进行批发的美洲商人毁得倾家荡产。
作为回应，极具反抗精神的殖民地人民把中国的产品扔进了波士顿、纽约和安纳波利斯的港口中，随后爆发的战争将日渐强化的危机彻底转变为一场全面灾难。许多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被切断，为了支付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库消耗一空，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摇摇欲坠，处于崩溃的边缘。1783年和平到来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贸易由于信贷和货币短缺而几近瘫痪。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而且这种逆差仍在不断增长。这使得英国政府官员和公司董事们夜不能寐，被财务崩塌的噩梦所深深困扰。问题的根源是，欧洲的需求和中国的市场供给之间存在根本性失衡。欧洲人需求中国人能提供的一切商品，而中国却几乎不需求任何欧洲带到中国来准备交换茶叶、丝绸和瓷器的东西。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英国商人被迫用白银来购买茶叶，于是英国的铸币很快就枯竭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用于交换中国商品的白银达到三百万两（一两白银相当于约四十克）。然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种贸易失衡已经膨胀到难以为继的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一百四十万磅白银。
英国希望能纠正这种破坏性的贸易失衡，挽救东印度公司，使其避免破产的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在中国需求量很大的产品：这是一种可以在英国扩张的领土印度种植的产品；一种可能会重新填补东印度公司金库的产品；一种可以支付其在次大陆建立的领土帝国运营成本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是鸦片。亚洲的精英们消费鸦片的历史由来已久，长达几个世纪。鸦片是通过在印度自然生长的罂粟植物上切口来生产的。黏液通过这些切口冒出来，把这些黏液刮掉，煮成浓稠的糊状，之后再团成球形以便运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它一直向被称为“公司贸易商”的私商出售许可证，这些商人便得以从印度购买鸦片，并将其运到中国出售，换取银两。随后，这些银子被寄存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那里，用以交换信用证。公司的官员就用这些银两购买茶叶、丝绸、瓷器和其他在英国销售的商品。在美国革命开始后的几年里，这种新的“三角贸易”对取代因战争而中断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起到了推动作用。1773年到1790年间，英属印度对中国的鸦片年出口量翻了两番，达到六十万磅甚至更多，给英国的毒品贩子和中国的消费者造成了严重后果。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在18世纪60年代实施严格管制，所以英国打算弥补战争期间基本损失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更无法使萎靡不振的东印度公司重新焕发活力。如果《减税法案》想要成功地打击走私、提高税收，那么首要条件是出售到英国的茶叶价格稳定。为了保证英国的价格稳定，在广州购买茶叶的价格和关税也必须保持稳定。只有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关系才能确保这一点。同样，如果要让印度、中国和英国的三角贸易呈增长之势，要使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再度财源广进，广州的贸易就必须正常化。怀着无法阻挡的决心，英国盼望那支一瘸一拐驶进佛得角的船队，能够承担起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建立永久性外交机构的任务，确保令人厌恶的广州制度就此终结，并使中国向英国开放其他港口，降低对英国贸易征收的关税。如果这些都能实现，那么鸦片就能给英国换回白银，英国或许还有凭借贸易征服世界的机会。
“印度斯坦”号、英国皇家海军“雄狮”号和“豺狼”号于六个星期前，即1792年9月26日离开了斯皮特黑德。这些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是英国海军中最好的战船。“印度斯坦”号据称是东印度公司体积最大、速度最快的商船，而“雄狮”号则代表着18世纪晚期海战的最新装备。登上这些象征着英国力量与技术创新的人，同样也是精挑细选的，他们既需要有极高的外在威望，又需要有极强的实践能力。这支船队的领导是伊拉斯谟·高尔爵士，他是一名海军军官，美国战争时期曾在印度洋战区服役。外交使团同样由能力极强、经验丰富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来担纲。两个人都曾长期为帝国服务，都有着耀眼卓越的经历，而且都在美国革命的战争中有出色的表现。
乔治·马戛尔尼于1737年出生于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后来为实现服务大众、扬名于世的远大抱负而移居伦敦。在伦敦，他与埃德蒙·伯克、塞缪尔·约翰逊、桑威奇勋爵和影响力极大的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哥哥霍兰德勋爵成为朋友，加入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俱乐部。如此高不可及的人脉关系，使得马戛尔尼在仕途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功。1764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他便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担任沙皇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特使。英国与法国之间的“七年战争”开始之后，年轻的马戛尔尼便直接被赋予了与俄国结盟，合力对抗法国的外交任务。他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沉着冷静、魅力无穷，具有使当权者青睐有加的天赋能力。他成功地达成了商业条约，使英国商人在俄国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也成功地阻止了美国特使弗朗西斯·达纳的努力，使他无法与俄国达成类似条约。然而，马戛尔尼却未能与叶卡捷琳娜达成他所期待的军事同盟。叶卡捷琳娜坚持认为，英国同意协助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是同盟的必要条件，以为日后俄国人侵略土耳其奠定基础。
马戛尔尼在圣彼得堡的成功虽然喜忧参半，但是并未妨碍他的发展。1769年，他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首席部长，1775年被任命为英国在加勒比的属地格林纳达、格林纳丁斯群岛和多巴哥的总督。他到达西印度群岛时，美国战争刚刚开始，而他自己很快也受到战火波及。1779年，战败后他被迫将岛屿交给德斯坦伯爵领导的法国军队。马戛尔尼作为战俘曾在巴黎被短暂关押，之后荣升为贵族，又再次被派往印度，担任马德拉斯的总督。在前往次大陆的过程中，马戛尔尼没有逃过日益全球化的战火侵扰。1781年抵达马德拉斯时，那里正受到海达尔·阿里军队的威胁。作为马德拉斯的总督，马戛尔尼从未对军人有过完全的信任，因此他与艾尔·库特爵士和斯图亚特将军发生了龃龉，这两位将军在英国和迈索尔的战争中担任英军指挥官。他解除了斯图亚特的指挥官职务，将其抓捕并遣送回英国。之后，马戛尔尼改变了策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弥补武器的失利之处。1784年，他成功地与蒂普苏丹进行谈判，签署了《芒格洛尔条约》。尽管他与迈索尔暂时取得了和平，但是由于与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争执反复不断，使得马戛尔尼于1785年被迫辞职，并于1786年返回英国。斯图亚特由于自己被解职而感到万分耻辱，他在伦敦等候着马戛尔尼，并迅速向他发起了挑战。马戛尔尼接受了挑战，两个男人在泰伯恩收费公路附近会面，意欲通过决斗来解决争端。马戛尔尼手臂受伤，但是经过在爱尔兰的短暂休养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于1791年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任务。
马戛尔尼显然是中国使团团长的不二人选。到1792年的时候，他的履历已经相当傲人了。他曾在几个重要但艰难的外交岗位任职，表现得出类拔萃，多次取得切实有效的成果。作为一名印度官员，他离职时财务状况良好，丝毫没有违规或不当之处—这种功绩是相当罕见的。他与沃伦·黑斯廷斯当时因治理英属印度而受到公开讨伐的窘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因清秀过人的仪表和温润如玉的举止而受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青睐。现在人们就希望他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专制君主的熟悉与了解，推动英国在乾隆的宫廷中取得重大的进展。
这是一项无比重大的任务，因此马戛尔尼需要一大批忠诚的官员。使团由九十五名成员组成，但是选择使团的副指挥，他最重要的助手和顾问，一旦他遭遇不测便会接管使团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人事决定，也是他必须要做的选择。马戛尔尼最信任的人莫过于他的老朋友乔治·斯当东，而他也欣然加入了使团。斯当东也是爱尔兰人，1762年移民到格林纳达，之前他曾接受过医生培训，也因为行医而赚足了钱，使自己成为声名显赫的地主。1776年，马戛尔尼以总督的身份抵达格林纳达时，斯当东已经是该岛最有声望的居民了。这两个都有着文学头脑的爱尔兰人很快成为好朋友。1779年法国攻占格林纳达时，斯当东痛失一切财产。因此，当马戛尔尼在1780年被任命为马德拉斯的总督时，斯当东简直是喜笑颜开地接受了秘书一职。无论在格林纳达还是在印度，斯当东都证明了自己的非凡能力，他凡事都可出谋划策—正是斯当东与蒂普进行谈判达成了条约。于是，当马戛尔尼被任命为前往中国的大使时，他根本就不假思索地选了斯当东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在斯当东确定为使团二号人物之后，其他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人选也全部选派完毕，分别承担赴中国使团中的多重任务与分工。因为根本找不到汉语水平足够承担翻译工作的欧洲人，斯当东只好转而在那不勒斯中文学院中去寻找会说汉语的人。那不勒斯中文学院同意让两位新获圣职的中国牧师李雅各和周保罗为他们做翻译，跟他们一同回到中国。他们知道，中国不会同意他们在中国境内旅行，因此他们请了两位画家，即威廉·亚历山大和托马斯·希基为他们提供有关中国的图画资料。其他成员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内科医生、一名实验科学专家、一名钟表师、一名乐器制造师、一名园丁、五名德意志音乐家和由乔治·本森中校率领的由五十人组成的军事护卫队。为了给中国朝廷搜集和准备大量礼物，约翰·巴罗被选为大使团的审计官负责该项工作。巴罗于1764年出生在兰开夏郡北部的一个贫困家庭，但是他对数学、科学和航海非常着迷，这种天赋使他最终得到了格林威治一所学校的数学教师的职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乔治·斯当东，这位前格林纳达的种植园主正在为儿子寻找家教。由于斯当东的资助，巴罗在使团中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一职位将成就他的辉煌。
旅程一开始就出现不祥之兆。船队在“清新的微风”中离开斯皮特黑德，但是正如在英吉利海峡中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微风迅速演变成一股邪恶的飓风，迫使船队驶入图尔巴伊。大家在那里百无聊赖地枯等了两天时间，直到天气变好再次出发。当顺风再次刮起，船队从图尔巴伊出发，沿着法国海岸向南行驶，穿过比斯开湾一路抵达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端的菲尼斯特雷角。在菲尼斯特雷角，海水异常平静，船只便转向西南方向，驶向亚述尔群岛链条上云遮雾绕的马德拉岛。无论前往美洲还是亚洲，亚述尔群岛都是欧洲船只必经的航路点，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日益增长的商业潮流都被吸引到这里。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葡萄牙能够拥有这些岛屿是无与伦比的理想状况，因为葡萄牙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的盟友，是唯一一个在美国革命中加入英国阵营的欧洲国家—尽管加入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葡萄牙控制这些群岛还有其他好处。这些群岛为英国船只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休息和补给场所，却不需要英国为此投入巨大的基础建设和防御资金。亚述尔群岛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海上强国所控制，也不太可能成为发动袭击的战场，不会对英国与亚洲的贸易造成破坏。英国在对美战争的痛苦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占有土地会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而占领海洋则会带来财富。
船队从马德拉岛出发，驶向加那利群岛。这段航程为期四天，一路非常舒适，在他们抵达之前的整整一天之中，特纳里夫岛那举世闻名的山峰便一直耸立在眼前。圣克鲁兹的港口充斥着前几次战争中丧命的鬼魂—1797年，纳尔逊上将就是在这里失去了手臂—同时也弥漫着无比紧张的诡异气氛，似乎随时会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淖之中。西班牙总督尽力想维持和平，但是一艘横冲直撞的法国护卫舰却差一点引发了战斗。他们以为驶来的英国中队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和法国终于开战，于是便开枪射击，“炮火像倾盆大雨一样密集猛烈”。英国人对这种“高卢人追求自由的纯粹精神”感到无比震惊，但是伊拉斯谟·高尔爵士的克制阻止了对方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对于巴罗来说，这只是证明法国人虚伪的又一证据而已，再次说明在美国战争期间，法国、美国和“武装中立联盟”指责英国行使海上霸权、实施海上暴政，纯粹是莫须有的污蔑。巴罗怨愤地说，法国人“在指责英国在海上行使霸权与暴政时声音最响亮，但其实完全是法国人在海上行使霸权，这真是全世界的灾难。他们在大陆上的行为就足以证明，他们在控制海洋上将会行使多大的权威”。巴罗和他的同伴们是为了巩固海洋统治、维持海洋贸易，才来到了特纳里夫岛。
使团中的博物学家和艺术家使得中国之旅有了人类学考察的味道。这并非意料之外之事。对一个地域的农产品与商品的了解，可以为研究其开发潜力提供信息；而该地域人民的详细信息则有助于了解其贸易与商业潜力。因此，巴罗和他的同伴们一有机会，就会大胆地寻求相关的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业和社会信息。在特纳里夫岛，他们就进行了这样一次旅行，他们爬上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山峰，使得当地人“授予”了他们“疯狂英国人”的绰号。他们被困在山峰上，那里气温不到零度，寒冷异常，而且还有暴风雪的袭击。
在佛得角，英国人则受到炎热的侵袭，当地的贫困程度也让他们大为震惊。不过，最令他们震惊的却是非洲人对这个昔日葡萄牙殖民地的控制程度。圣伊亚哥主岛的总督是葡萄牙人，驻军司令是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在美国战争中他曾效命于美国军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人，比如牧师、法官、海关官员、民事行政人员、商人、士兵，甚至于其他诸岛的总督，则全部是非洲人。这一事实不禁使这支探险队回想起当时在塞拉利昂附近海岸建立的那个新殖民地，那个由前奴隶组成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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