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思想的启蒙
回到美国之后，罗洛·梅从1934年至1936年在他最初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农业与实用科学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且在该校负责编辑一份学生杂志，但此后不久他就被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录取为学生。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比他早10年曾在同一所神学院学习过。但是和罗杰斯当时的想法不同，罗洛·梅进入神学院并不是想当个牧师，而是想从神学中探讨关于人类本性的根本问题。在协和神学院期间，他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已很有名望的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可以说，正是与二人的交往，让梅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也正是通过与蒂利希的终生友谊，梅才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和神学思想，特别是了解了源自欧洲的索伦·克尔恺郭尔（S?ren Kierkegaard，1813—1855） 和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保罗·蒂利希原是德国人，曾在德国柏林、马堡、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大学教授哲学和神学，着重研究和分析当时欧洲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宗教文化、历史意义以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等。蒂利希非常关注人类的精神自由和存在的意义，并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观点提出强烈批评，因而在1933年被德国纳粹开除教职，也不允许他在德国的大学里任教。他后来自嘲地说，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德国非犹太人学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极力劝说他移居美国。来到美国后，蒂利希应邀担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相信宗教问题起源于人类的困境，因而研究宗教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用意义。蒂利希是美国存在主义神学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向怀疑者传教的使徒”受到美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尊重。1955年，他从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随后被哈佛大学聘为大学教授。1962年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该校为他专门创设了一个神学特别教席。
蒂利希的教学和讲座涉及人生意义的探索性对话，因而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他的两本畅销书《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和《信仰的动力学》（Dynamics of Faith，1957）展现出对人类存在状态和精神价值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着许多存在的困境，当我们面临死亡、精神上的罪疚感和无意义的人生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存在的焦虑。只有使自己全身心地参与到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一个人才能获得存在的勇气，这种参与包括得到别人的承认，最终达到自我认可等。我认为，这是蒂利希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对人类价值存在的经典论述。蒂利希虽然是一位神学家，但他的这些思想，在现代心理学、宗教、存在主义哲学这些本来在学术上相互隔绝的学术思想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理智的桥梁。
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期间，罗洛·梅经常听蒂利希的课，和他一起探讨神学、宗教及哲学问题。蒂利希成了罗洛·梅的良师益友，而且他们两人保持了30多年的友谊。罗洛·梅不止一次地表述过他对蒂利希的感激之情，称颂蒂利希是他的“朋友、导师、精神之父和老师”。在罗洛·梅的早期著作《咨询的艺术：怎样提供和获得心理健康》（The Art of Counseling: 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1939）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我还要对保罗·蒂利希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他那广泛的学识和对人类本性充满挚爱的深刻洞见使我获益匪浅。”a我们从罗洛·梅所使用的许多术语中确实可以感受到蒂利希的影响，例如核心、勇气、意向性、生命力、无意义的焦虑等。但罗洛·梅认为，他所用的术语更主要地应归功于他自己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解，他之所以提到蒂利希，是为了阐明或支持他自己希望提出的某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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