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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1.一部从宏观经济发展到城市经济振兴、区域产业转型的系统性著作。本书从世界经济宏观发展背景与中国地缘经济主张、应对策略展开论述，勾画出世界大国竞争格局。从中观、微观角度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分析解读，对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2.跳出固有理论体系和固化思维模式。打破固有经济发展思路和以经济学原理套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站在观察者角度，从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梳理地缘经济、城市增长、产业转型之间的逻辑。
3.洞察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把握经济发展机遇。逆全球化、第四次全球债务危机、地缘政治矛盾激化、货币“战争”等接踵而至……但危机中伴随着挑战和机遇，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能源革命，作者针对性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优势与短板，困难与挑战，挖掘新的发展机遇。
4.找出经济发展痛点，提出可行性发展方案。在土地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下降、城市蔓延等情况下，城市的增长弹性受到限制。针对此，作者提出城市应通过对增产要素的延伸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有效供给降低城市低效运作，为城市发展带来可持续发展动力，引导“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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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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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兴衰》是一本对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转型等具有实际指导作用和价值的经济学著作。作者结合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观察、实践和总结，以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通过对大量数据和案例的分析，整理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以合肥、杭州、苏州、佛山、长沙等城市案例和国际城市发展案例，以及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提炼出了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转型之路。作者打破了固有的经济发展思路和以经济学原理套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为应对逆全球化、全球经济衰退、地缘冲突等危机，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能源革命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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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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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荣华，经济学家、智库专家，长期从事城市增长与产业集聚理论研究，著有《城市的兴衰》。曾任报社记者、中国 500 强企业高管，是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现任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多地政府经济发展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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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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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地缘经济与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章?霸权主义与地缘经济 3
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6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6
群雄争霸 29
第二章?新霸权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37
新霸权主义 37
人类命运共同体 44
第三章?第四次工业革命 55
谁来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56
国家意志力 61
狭路相逢勇者胜 68
“三大链”的挑战 77
第四章?全球性债务危机 86
用货币不“信用” 88
第四次债务危机 93
额外剥削与霸权货币 97
第五章?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复苏 100
经济衰退 100
供应链危机 102
滞胀 106
第二部分?全球趋势与应对策略
第六章?社会重构与“大政府”回归 113
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114
疫情加剧社会分化 119
“大政府”回归 124
第七章?“双碳”大周期与能源革命 131
“双碳”大周期 132
第三次能源革命 137
重塑产业新格局 143
第八章?以“双循环”应对大变局 150
“双循环”的战略意义与历史实践 152
“内循环”的推动力 160
“外循环”的手段与货币工具 165
第九章?构建“国内大循环经济”三大维度 173
促进产业内部循环，提高抗风险能力 174
促进“三产”融合循环 181
促进供需市场循环 191
第三部分?级差地租与城市增长动力
第十章?马克思级差地租与城市、产业边际分析 199
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观点 200
城市级差地租与传统级差地租差异 204
级差地租在城市发展中的边际效用 208
第十一章?城市级差地租的形成与革新 239
XOD 模式下城市经济理性或非理性增长 240
土地财政的因循与革新 257
樊笼与革新 268
第十二章?城市增长弹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275
公共投入边际效用递减与结构性过剩 276
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增长关系 284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增长弹性分析 296
第四部分?产业转型方法与路径
第十三章?本土市场效应与产业集聚意义 313
本土市场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314
产业集聚的条件与方式 323
第十四章?产业转型、路径与干预 340
为什么要产业转型升级 341
制造业发展趋势 354
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精准干预 363
第十五章?区域产业转型、增长及孵化 397
区域产业形成过程及规律 398
如何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413
“孵化器”的演化、模式和意义 431
第十六章?产业孵化与实例分析 447
产业孵化的“合肥模式” 448
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竞争分析 479
其他地区产业发展模式 499
后?记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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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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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经济的逻辑
三年前，我从企业转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样一来，便为创作提供了方便。一方面有更多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研究，把碎片化思想梳理成理论体系并结集出版；另一方面由于政务班的培训课程，我与各地各级政府接触较多，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信息反馈。教学工作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件孤独甚至落寞的事情，正因为这种思绪的偶尔存在，我变得特别敏感，对真相的探索、对逻辑的思考、对未来的憧憬更为积极、主动。
我是从事宏观经济学和城市增长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以在教学工作中常常会去倾听那些来自基层的心声，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职位虽有高低之分，但表现出对工作的积极性及对知识的渴望一般无二。刚刚从事教学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把自己的思想、认知与学生分享、交流是最主要的工作，毕竟自己在发达城市从事过较长时间的经济工作，对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经验和见解。可时间一久我便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是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与学生工作中的现实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为每个区域存在不同的要素禀赋，如果用一个特定区域的实践经验或传统经济理论去指导不同区域的发展，显然有些不切合实际；其二是学生的认知被传统经济模式固化，很难走出藩篱，对外部价值链与内部增长动力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狭隘的官本位思想层面，或者处于极端的自我否定之中。这便使我萌发了去写一部从宏观到区域振兴、产业转型，再到要素集聚与孵化等的系统性的著作的想法。这部著作延续了我写《城市的兴衰》的习惯，跳出了固有的理论体系，完全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梳理、分析、总结经济兴衰背后的地缘经济、城市增长、产业转型等之间的逻辑。
1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叫大溪沿的村庄，村里各种物资主要由供销社或每周上门一次的货郎担提供。供销社主要供给生活日用品及耕种所需的农资产品，而货郎担则供给妇女儿童热衷的小杂货品，比如女人的头花和梳子，小孩的糖果和玩具。所以，货郎担对于我来说是微观经济的启蒙。
印象最深的是鸡毛换糖，鸡毛是村里的要素资源，糖果是来自外部的产品供给，两者形成的交易关系既是供给也是需求，比如货郎担需要村里的鸡毛作为供给，而村里的孩子也是需要糖果、食品作为供给，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双向流动，给一个简单的交易过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鸡毛或鹅毛的供给受传统节庆影响，端午节、重阳节是村里最为隆重的节日，家家户户杀鸡宰鹅，这样一来供给量在特定时期就非常充足。货郎担在节庆日后的几天来到村庄，摇着拨浪鼓喊着“鸡毛换糖”，村里的小孩便拎着鸡毛一拥而上。货郎担在集中供给的情况下意识到买方市场更具有主动权，所以就会降低糖果兑换羽毛的比率，以降低羽毛的供给价格。这就得出一个结论：羽毛供给越大，换取糖果时的价值就越小。有些小孩拿到糖果犹豫不决，有些小孩在家长的陪同下质疑换取的数量不足，而货郎担总会轻描淡写地喊上一句：“没糖了，不换，不换了！”于是， 又有一帮人挤上前愿意接受更少的糖果来兑换。于是，前面那些犹豫、质疑的人便只能悻悻地接受了交易条件。母亲常问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鸡毛换糖的条件？”我说：“鸡毛不会坏，等村里没有多少鸡毛的时候再拿去换。”母亲听到我说的话，总会骂上一句：“你这孩子鬼精鬼精的！”事实如此，村里的鸡毛变少只是一个周期性问题，只要抵住诱惑熬上两周，就能换到更多糖果。当然鸡毛的增值部分并非货郎担的折损，而是那些急于兑换的人所产生的贬值部分为我提供了价值转移。
2
我父亲曾是一名从事夏布（苎麻编制的布匹）交易的商贩，从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风光了好一阵子。早年他用 6瓶“全良液” 从乡镇企业办换得一本业务员工作证，然后凭借“同志”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跑买卖。他从老家农民手上收来夏布，然后揣着工作证把货物卖给大城市的供销社，以此赚取差价，成为县里第一批“万元户”。后来父亲的“工作证”失灵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韩国和日本对夏布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跑到了改革开放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去找客户。当他在旋转餐厅转了三天之后终于碰上了做外贸的韩国人，从此开启了他的高光时代。直到 1998年，当我认为自己或许是个“富二代”的时候，父亲的生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出口货物一去不复返，他陷入了“破产”危机。那一刻，我听到了第一个宏观经济名词“金融危机”。我很纳闷儿，金融危机与我父亲的货款有什么关系？父亲说，货给了别人，对方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所以货款就收不回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生产、交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后来我才知道那次金融危机已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金融危机，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就已经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此后几乎每 10年就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自从 1971年美国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便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凌驾于信用之上的“信用”货币，各国的货币发行效仿美元，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当货币沦为强国政治与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阴谋工具时，危机便像早已准备好的陷阱，随时等待猎物的光临。在此环境下，泰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陷入金融危机，所以这样一对比，父亲不过是沧海狂澜中的一叶扁舟而已。
3
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小说是《三国演义》，书中忠义、信义、情义、道义如同一段段慷慨壮歌，读来令人热血澎湃。但是里面的阴谋、狡黠、无知、贪婪、懦弱也让人唏嘘不已。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民间风水先生，讲起话来有些故弄玄虚的感觉。据说一本《三国演义》被他读了数十遍，我常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诸葛亮那么聪明也没有帮刘备一统天下？”外祖父每次都故作神秘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时机未到却烛尽光穷。”我一脸“鄙夷”地看着他，只当他是职业习惯。长大之后，觉得这个世界比起小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世界如同一张巨大的面具，面具下面一层扣一层的还是面具，有看似慈眉善目的，有看似刚正不阿的，有看似满目狰狞的，也有看似一脸邪魅的……各种表情五花八门，难分真伪。在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的兴衰看似是正义或暴力引发的更替，但更多的是制度与经济层面上的因循守旧，导致国家最终难以承受外来的狂风暴雨及内部的矛盾冲击而衰亡。
翻开历史的宏伟篇章，自哥伦布 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文明与野蛮这张相互交织的大网便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在讴歌人类璀璨文明与孜孜探索精神的同时，却发现背后尽是杀戮与暴虐。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殖民者在他发现美洲大陆后携带枪炮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血雨腥风中数千万人的生命灰飞烟灭。几个世纪以来海上硝烟不断，西方列强每一次发动战争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抢夺资源，控制海上贸易。从 15世纪到 20世纪，世界海洋霸主之争分为三个阶段：15、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纪，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之后海洋霸主地位被美国长期把持。
西班牙是海上第一个霸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曾自豪地说：“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鼎盛时期，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各大洲，面积超过 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俄罗斯领土面积的1.75倍。当然，西班牙的崛起除了因为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得益于其“乱伦”式的政治联姻。但是这种联姻关系并不绝对可靠，一方面是“诸侯国”一旦出现暴政就会引发革命直至蔓延到整个政治体系。荷兰是反西战争中的最大胜利者。西班牙对“诸侯国”的暴政引发了荷兰等省份起义，1581年尼德兰等省份起义，正式宣布废除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统治，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省是起义省份中最大且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便称为荷兰共和国。到了 1609年西班牙无力再战，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因此，荷兰逐渐接替了西班牙成了17世纪的海上霸主，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到了 17世纪中期，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海洋贸易造就了荷兰的极度繁荣。但此后，荷兰逐渐丧失了先辈们的开创动力，享受安逸，深陷“荷兰病”之中。让荷兰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优势在欧洲持续战乱中也丢失了，最终荷兰被英国击败，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英国之所以能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洋霸主，主要是因为拥有完整的生产体系与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形成有效且大规模的供需市场。英国在当时无论是手工业生产还是国内消费市场都领先欧洲各国，尤其是绝对的市场规模让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想得罪英国而失去固有市场。相比之下，荷兰除了是经济强国，并没有可以遏制他国的手段。到了 18世纪，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再次成就大英帝国的辉煌，也助长了英国海外扩张的野心。从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短短 40多年时间，英国由一个经济殖民大国逐渐向军事殖民大国转变，打破了东西方力量平衡，中国因此经历了百年之屈辱。从表面上看，清政府是败在英国人的枪炮之下，但实际上是败给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此后美、德两国开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河，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之后再次引发群雄争霸的局面，世界战争不断，哀鸿遍野。工业 1.0让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工业 2.0让美、德、日等国瓜分了世界红利，工业 3.0美国再次掌握主动权，成为“世界领袖”。中国已经错过多次工业革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自然会奋力直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也是国家意志力的体现。
创新产业孵化，建设孵化器只是第一步，也可能是最简单的一步。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地缘冲突等接踵而至，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依靠别人是最不可靠的，我们只能向内激励自己，踏踏实实来搞自己的产业革命了。好在历史一再证明，当我们决定独立自主发展某一项被国际垄断的技术的时候，我们总能突破难关，实现飞跃，打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编者按
从创业孵化到产业孵化
中国“孵化器”项目从数量上来看已经足够多了，小到众创空间、双创示范基地，大到国家级创新中心等，大大小小的“孵化器”数千家，算是名副其实的“孵化器”大国。但是从孵化成果和质量来看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的“孵化器”呈现“空心化”，有的则成了“二房东”角色，还有的始终在低端徘徊，所以有必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引导技术孵化、创业孵化逐渐向产业孵化过渡。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1年工作要点包括：要提升创业孵化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在重点领域推进产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建设，引导创业孵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安徽等地也明确提出产业孵化，将创孵平台打造成产业创新平台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战略。
“ 产 业 孵 化 器 ” 也 称 为“ 企 业 加 速 器 ”（Modern Enterprise Accelerator，简称MEA），与企业孵化器、技术孵化器、创业孵化器等相比，其根本区别是关注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要素供给体系，形成一个目的性更强，产业逻辑更为缜密的结构体系。一般情况下，产业孵化器的设计是依据区域产业目标而形成的，区域政府根据辖区内的生产要素和产业基础、目标体系进行产业链设计，并形成等级划分，依据产业等级与重点攻关项目展开一系列资源整合，形成政府资源、企业资源、高校/科研机构资源、中介服务资源等多螺旋模式的创新生态体系。产业孵化器的运作方式一般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构建“联合创新平台”。顾名思义，“联合创新”是通过多方主体的核心力量相互交叠形成的多边关系，各方主体在共同目标和机制下形成强大的“共振效应”。其最大的特点是精准、高效，因为在共同的目标作用下能形成一种潜在的共识，集中力量解决焦点难题，进而使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楔子”，插入产业链环节中的各个薄弱环节，促进产业链不断向高端环节攀升。在此过程中，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金融等联合主体必须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形成“多螺旋”组织。（如图 15-4）
以合肥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例，这家具有市场和行政多重属性的机构在过去的 20年时间里为合肥产业发展创造了诸多奇迹，是合肥产业集聚能力的重要支撑。从运作主体上来看，研究院是由当地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属地相关企业及不同形式的金融机构联合组成的，政府发挥行政的力量为运营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时也以公信力作为信用背书，整合资源。高校及科研机构通过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支持实现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中介或金融机构在政府的信用背书下为重点企业提供资金贷款、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资金或相关知识的支撑。企业是技术的需求方，也是技术向价值转化的平台，是实现价值及价值回报的核心主体，通过政府的制度红利得到技术与资本的支持，从而实现更大价值收益，进而把价值收益转化为税收反哺政府。所以，各大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当前，“联合创新平台”已经成为各区域政府实现赛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要手段。
二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流程。从区域发展现状来看，产业转化虽然对经济有依赖，但经济也并非产业转化的绝对因素。因为从生产组织来看，从产品设计、研发、转化，再到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是高度协同的关系，在同等条件下如果能充分利用整合优势，并把优势发挥到最大作用，就能形成溢出价值，就能形成竞争优势。合肥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一直是长三角乃至中部省会中较弱的城市，但是从 2012年以后，合肥市的产业集聚能力越来越强，并在 2020年进入万亿级城市序列。
回顾合肥市的发展，关键因素是有效发挥了技术转化向产业转化的作用。从创新集聚走向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是要打通组织流程，否则再强的经济实力也发挥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比如浙江省，从经济规模与国家科研院所的数量来看都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一直以来基础研究转化，以及科学装置与尖端突破比较薄弱，其中的原因各有说法，但有一个原因各界已基本形成共识，那就是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的流程不畅。导致这种不畅的原因通常有两种。一是研究目标不明确，研究人员的成果供给与区域产业不匹配，导致研究成果向外部流出。这一点西安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表现较为突出，很多研究成果不能属地转化，只能流向其他地区。研究目的不明确从本质上来看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也就是属地高校/科研机构不了解区域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区域产业与属地研究部门沟通不畅导致信息不对称。二是区域政府罔顾产业发展逻辑，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整合资源，导致高端产业失去了升级的动力。在此背景下，浙江省采取了及时补救措施，在 2017年 9月份成立了之江实验室。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
团联合成立的，三方按照 5∶2.5∶2.5的比例出资。这是浙江省创建的第一家混合所有制新型研发机构，目的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集群的整条通道，期望能够成为科研领域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承载浙江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
从浙江省的现状来看，相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在科技创新上一直存在明显的短板。之江实验室围绕前沿科学设立基础类研究项目，针对“卡脖子”技术进行重点攻关，目的是补齐浙江省的科技短板，为创新能力提供重要支撑。之江实验室的建设虽然只比合肥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晚了 5年时间，但却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 2016年前，逆全球化现象还没有全面爆发，全球化分工与国际合作为技术溢出创造了条件，一些高精尖领域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较大突破，大大缩减了区域技术转化周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到了 2017年 1月份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加大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技术溢出这条路基本被堵死，所以此后的产业发展道路几乎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上，这对于实验室或“孵化器”发展来说显然增加了难度。所以，之江实验室的定位与合肥中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的定位有所不同，之江实验室聚焦区域产业优势，通过网络信息、人工智能、互联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整合发展来实现突破。
从创业孵化到产业孵化，最大的区别就是技术赋能，前者倚重成本赋能，后者更倚重技术赋能，基于中国产业现状，一方面要通过制度优势促进创业孵化，另一方面要集区域力量甚至是国家力量来促进产业孵化，所以高端技术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这一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都一样，比如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都承载着国家使命，依靠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实现协同创新，最终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优势高科技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壮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
——选自郑荣华《经济的兴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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