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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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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既是古生物学家，更是兼具中英文文采的翻译家、科普作家、科学史评论家素质的、文理相通的多面手。本书通过不同体裁的文章，在展现科学和人文水乳交融的优美之时，细润无声地呈现出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这一主题脉络，为青少年读者和所有对科学和人文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场精神美食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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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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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除中、英文学术论文与专著外，著有多部中文译作和科普图书，荣获“中国好书”“十大自然好书”“桂冠童书”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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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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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糊涂闯进门
1983年，我投到美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李力葛瑞文(J.A.Lillegraven)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收到录取通知书不久，他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在开学前的那个暑假，必须提前去黄石公园地区参加他的野外挖掘工作。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的我，对这么好的机会，自然是喜不自禁——这不单因为黄石公园乃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美国国家公园之一，而是因为我读大学时，就曾在“大地构造学”课堂上，听南京大学地质系郭令智教授用他的湖北官话绘声绘色地介绍过这个地质公园。他紧接着还说：“同学们呀，今后你们若是有机会到那里去的话，一定要观赏‘老忠实’热泉喷水柱哦，那才叫一个壮观……”在那个国门紧闭的年代，郭先生话音未落，立即引起了同学们一阵哄笑。不过，自那时起我便对黄石公园心驰神往了。万万没有想到，没隔几年，机会这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啦!我记得，到了黄石公园后不久，便在旅游点售货亭里买了一张漂亮的明信片，寄给时任南京大学教务长的郭令智先生。我在明信片上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初学地质闻黄石，纵是梦游也奢侈；戏言先觉孰可辨?今日亲临获新知。”
我们在黄石公园的野外挖掘工作，主要是挖土、扛砂土袋、筛洗化石——全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儿。我们先挖土方，把砂土装进麻袋里，扛上汽车(距土坑不足100米，但走的是山上的羊肠小道)，然后拉到山下湖边筛洗，把土和细沙过滤掉、筛选出来混有非常小的远古哺乳动物牙齿及较大颗粒的砂石，最终一起带回学校实验室，在显微镜下挑选出化石供研究用。导师当时正值壮年，他是挪威移民后裔，人高马大，运动员体魄，干起活来身先“士卒”。他手下的“小工”包括我的美国“师姐”和“师兄”(两人年龄都比我小好几岁)、一个芝加哥大学本科生(化石爱好者、暑假来打工赚学费的)，加上我和另一位跟我同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一到野外，好心的师姐就私下告诉我们两位“新人”:导师完全用新兵训练营的那一套，来办野外工作营的，你俩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据她说，两年前跟她同时来的另一位新生，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了——一个宾州大学毕业的富家子弟，从小怀有的“恐龙梦”顷刻破灭，回去读商学院了。我第一天干下来之后，发现师姐所言不虚。
导师不苟言笑却平易近人、十分幽默。有一次，我好奇地向他打听博士资格考试问题时，他顺手拿起铁锨，把我带到工作面旁边尚未清除的地表，手起锨落，一棵鼠尾草就被他连根带土铲起来了!然后他把铁锨递给我，指着另一棵鼠尾草说：“你来试试看。”我接过铁锨，铆足力气，一铲子下去，但见鼠尾草岿然不动，铁锨却卡在鼠尾草根部坚硬的地表土层里。他对我诡秘地一笑，拿过去铁锨，又是手起锨落，把那棵鼠尾草妥妥地铲到了铁锨上，然后笑着对我说：“等你也能这样的话，就算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啦!”我霎时脸红，惭愧地看着师姐和师兄在一旁乐不可支地窃笑。
不过，导师还是很能关心和体谅学生的，他要考验我们，但也爱护我们。他深知我不是那块料，后来便分配我与师姐留在工作面挖土装袋，他带领另外三位往越野车那里一趟又一趟地扛运。即便我坚持要扛几趟，他也特别叮嘱师姐给我的袋子里少装一点。
野外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最后我也没能通过导师“设计”的博士资格考试。不过，他安慰我说，“你还有一次机会，一般是入学后2～3年之内，博士研究生需要通过一个笔试加口试的综合博士资格考试；通过了才能称作是‘博士候选人’，之后就是撰写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便完成了博士学位。我相信你能行!”
回想起我初入野外工作营，导师很快就发现我不属于古生物学家中“野外达人”那一类。野外达人是指古生物学家中有些人，他们具有非凡的探险精神，能够深入人迹罕至的险恶环境中，而且在野外工作中，“眼力”非常好，运气也非常好，常常在别人找不到化石的地方，时有重要发现。这些同行类似于《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极富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显然，导师和我自己从一开始就都意识到，我并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才。所幸同行中还有一类被称作“扶手椅型的古生物学家”，这类人一般形象是大多喜欢坐在办公室扶手椅里，擅长读书写作、舞文弄墨。当然，他们也是古生物学科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人。
那时我从伯克利带去刚出版不久的斯蒂芬·古尔德的两本书：《自达尔文以来》和《熊猫的拇指》，利用野外空闲的时候在读。有一次导师看到了，就对我说：“斯蒂芬的文笔很好，你得好好向他学习。干我们这一行，科学传播十分重要。斯蒂芬能写善辩，跟有神论者们面对面辩论达尔文演化论的大论战中，他是唯一胜出的科学家，很了不起。”
我又借机问他，取得博士学位意味着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你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取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至少这个题目范围内的东西，目前世界上不应该有第二个人比你懂得更多。但作为职业古生物学家，那要求就要高得多、也多得多了。古生物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分支科学，既要懂地质学又要懂生物学，还需要有很高的演讲与写作能力——因此对人文知识储备也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当一个合格的古生物学家可不容易啊……
“一招鲜，吃遍天”
小时候就时常听父亲讲“书香传家”的道理，因为他是戏迷、业余琴师和京剧票友，因此常用梨园行的话来讲述这一道理：“不管哪个时代，人们都是要听戏的!同样，无论什么时候，国家也离不开读书人的。”所以，即便在教育荒废的那十年间，我们也没有放弃过读书——至少还可以读《鲁迅全集》呀。此外，“雪夜闭门读禁书”，谁也管不了啊。加上，之前背过的诗词歌赋与范文，也不会烂在肚子里，是可以张口就来、随时吟诵的。父亲还对我们说过，“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走上社会，既能在任何场合即兴说出十分得体的话，又能下笔写出文从字顺、言之有物的漂亮文章，还是会受到大家待见的。”
出国前，我自以为英语已经学得不错了。然而，到了美国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伯克利时，我修“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课，期末写的课程报告(termpaper )，老师还给了个相当不错的评语。可是，读博第一学期我选修了导师的“北美新生代地层学”，期末课程报告发回来，上面被导师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右上角分数的前面批了大写的两个字紧跟着一个惊叹号——FIRST SHOT!(第一枪)。我坐在办公室里傻傻地看着：给的分数不算低，可这究竟是啥意思呢?我请教同办公室的师姐，她前一年修过这门课，她扫了一遍，向我伸出了拇指，笑着说：“那你应该看看我去年的课程报告，你就会释然啦!”她接着说：“Jay(导师的昵称)是咱们行内有名的生花妙笔一支，咱们可有的学呢。”果不其然，第二学期选课时，导师就让我选英语系的写作课，一门英语系本科生的必修课。后来，我又在英语系连修了几门课，包括“莎翁戏剧”和“修辞学”等。
不仅是英语课，在其他课程方面，导师也鼓励我的好奇心，支持我选修一些与古生物学专业“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无用”课程，比如，“西洋古典音乐欣赏”“科学哲学”等。这些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都发出无穷的“后劲”来。当然，我这些“不务正业”的行为，也受到了我的学术“老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几位前辈们的大力支持，时任副所长的孙艾玲先生写信给我时，谆谆地嘱咐我，“你一定要把英文学扎实了!至今我们的英文文章大都靠周明镇先生帮助润色，你以后回来要接他的班，也好帮助我们大家改文章。”周先生本人以及翟人杰先生、张弥曼先生也都是这样鼓励和支持我的。从八十年代初我来美国留学开始，直到互联网出现，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除了跟国内亲友通信之外，没有读写过中文，这使我的英文写作大有长进。回归母语写作是近十来年的事，我感激先父以及中小学语文老师们给我打下了较好的中文底子。
关于本书
这本自选集里所选的文章，大多都是近些年来我在国内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不仅折射出我个人的所学与所好乃至于一个古生物学家的多面人生，也算是记录我人生近阶段的“雪泥鸿爪”吧。尽管体裁不一(序跋、书评、散文、随笔等)，话题多样，但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科学研究(尤其是古生物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科学家(特别是我有幸师从过的几位中国古生物学家)和科学史(从达尔文到E.O.威尔逊)等主题展开的。
本书第一部分“为有源头活水来”，主要回忆了我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的渊源——我一直把那里视为自己的学术“老家”，是我职业生涯“起步”(take off)的地方。古脊椎所从现在的名称算起，已走过了一个甲子；倘若追根溯源到它的前身“新生代研究室”的话，则将满百年。古脊椎所在本学科领域内，被国内外同行们誉为“中国唯一、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学术机构，近百年来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创建之初，古脊椎所就有着浓厚的“国际化”色彩，这一色彩也构成了研究所文化底色(即国际化、开放、包容、坚守、创新、学风正派、追求卓越)的元素之一。古脊椎所的前辈们曾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致力推进学科发展，坚持恪守学术追求，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使古脊椎所有了如今鲜明的学科特色及深厚的学术积累。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一代的古脊椎所人，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砥砺奋进，屡创辉煌。我的这些回忆文字，或许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古脊椎所深厚的学术文化底蕴——即其成功的根基所在。
本书第二部分“科学与人文并重”，主要包括《中国科学报》邀请我参与“两种文化”的讨论，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邀请我为“名师谈艺”专栏撰文谈科学与文艺融合的话题。古生物学科既是介于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又是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学科；因此，我常常对人家说：我的专业介于理科与文科之间。我历来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科学不能脱离社会与人文关怀。而我所从事的古生物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更加与人文精神息息相关，正如E.O.威尔逊所强调的：“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大融合，“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贞不二的盟友。”
本书第三部分“达尔文与E.O.威尔逊”，包含了我近十多年来用力最勤的研究兴趣与写作内容。我先后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与第二版，写了许多介绍达尔文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写了不少评介E.O.威尔逊著作的科普文章及书评。这不仅涉及科学史方面的内容，而且向公众科普了现代演化生物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本书第四部分“多学科的科普文汇”，包括我近年来科普创作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从应《人民日报》之邀阐述科普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到向大众科普病毒与生物和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关系，并以书序和书评的形式普及了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最新进展，包含(并不限于)地球科学、演化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科学、古生物学、解剖学、地球历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知识。
本书第五部分(亦即最后一部分)“两耳也闻窗外事”，收集了环保方面的论述、文艺评论与文艺随笔；后者是我的业余爱好，反映了我的多面人生吧。
总之，这是一本相当个性化的科学人“闲书”，与读者分享我研究、阅读与写作的至乐。如果有志于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少年读者和刚起步的青年科学家们能从中获得些许鼓励和启迪的话，便是我最大的收获与慰藉。
最后，衷心感谢张弥曼、戎嘉余、周忠和、王原等好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以及季英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促成了这本文集的出版，得以把散落在四处的“敝帚”收集到了一起。
由于这是一本文集，不同文章里在交代必要背景时，偶有“似曾相识”的少量信息或文字出现，还望读者朋友们见谅。
苗德岁
写于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家中202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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