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父母和祖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德籍犹太作家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是士瓦本犹太人生命和智慧的代表。尤其在1840—1870年间，他更加活跃。他是第一位用作品呈现黑森林山区农民日常生活的作家。黑森林是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西边的一片山地。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其作品《黑森林故事集》（Tales of the Black Forest）太过理想化、矫揉造作。不过，该作品在当时被看作是制衡后来“柏林下流文学”的砝码，代表着犹太人在日耳曼文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想了解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还必须说说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1871年之后，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地区实力最雄厚的王国，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实际上，统一日耳曼主要部落和复兴强大德意志帝国的希冀不是知识分子阶层发起的，却是作家和学者们的夙愿。正如士瓦本浪漫派诗人乌兰特（1787—1862）所说，知识分子希望“德意志帝国能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然而，这样的愿景未能成真。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1815—1898，人称“铁血宰相”）统治期间，不但未见“民主色彩”，反而以“铁血”统治手段威震四方，其一系列举措招致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团体的一致反对。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缺失了一种优良古老的民族文化背景，也就是缺失了曾经孕育了席勒、歌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名人的士瓦本文化、莱茵文化和奥地利文化这样的背景。因为新的统治阶层都来自东部部落。而东部部落人员结构鱼龙混杂。他们有的是暴虐成性的压迫者，曾用武力收服原住斯拉夫人、残暴实施德国化、烧杀掠夺、霸占领土，为非作歹。有些则是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这些人基本都是原住民的后裔。
这种状况让德国知识分子处于尴尬无措的境地，尤其是年长的、较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得不承认，新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比他们倡导的那一套更管用。面对卓有成效的统治局面，知识分子一方面也鼓吹暴力，一方面又厌恶这种秩序，因为这种无视生命的统治手段有悖于他们所倡导的艺术和科学理念。他们不喜欢新统治者的那一套管理理念，但又不得不敬仰他们，甚至模仿他们。面对普鲁士军官，日耳曼学者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他们学会了把自己束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将远离大众、跻身当权阶级等目标视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学会了唯统治阶级马首是瞻的处事原则。
犹太人与知识分子有着相同的矛盾心境。一方面他们同样崇拜新帝国，仰慕治国有道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依旧向子女传授犹太教经典和德国古典精粹。在公共社交场合，犹太人会尽量让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规范。
只有不为外在成功而沽名钓誉、不畏强权坚守自由和文化的人才有可能保持不为他人左右的态度并以此对抗主流的风潮。青年时期的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尽管后来他常与德国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但对家乡士瓦本和父老乡亲总是充满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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