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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品看点一窥“铁血宰相”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幕后推手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煤和铁，而不是血和铁。”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俾斯麦的势力壮大，离不开普鲁士对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军事胜利，而胜利的背后则离不开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金钱支持和商业网络。
深入剖析19世纪欧洲的外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通过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双重传记，探索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文化、大众心理，并藉由不同领域间的联系，包括金融和政治、国内和对外政策、专制与自由、公共利益与私人野心，深入剖析19世纪欧洲的外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追溯纳粹德国犹太灭绝政策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本书描绘德国犹太人崛起的同时反犹主义的普遍化，通过回顾犹太人在19世纪取得的成功及随之而来遭受的排斥压迫，以及俾斯麦等权贵如何既依赖布莱希罗德的金钱又对其轻蔑回避，解释了希特勒崛起和第三帝国种族灭绝的深层因素。
揭示欧洲“旧制度”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俾斯麦代表着贵族、农业和等级社会的传统普鲁士，布莱希罗德则代表财富、自由和现代化的新贵，两者的合作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冲击、威权旧制度与民主新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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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钱与煤铁，而不是铁血。弗里茨·斯特恩以俾斯麦与普鲁士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为主线，描绘了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新世界和古老封建旧制度的碰撞。
犹太人的成功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国及其统治阶层的脆弱，更展现了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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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1926—2016），徳裔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并曾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任教。专长为近现代欧洲史、德国史，曾获得德国联邦十字勋章、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图书奖等众多奖项。着有《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权力的责任》《爱因斯坦恩怨史： 德国科学的兴衰》《梦想与错觉：德国历史的戏剧》《百年世事： 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等。
译者简介
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拷问法国大革命》《古典传统》《古典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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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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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焦虑的联盟（许知远）
插图目录
缩写说明
导言
第一部分 危险的崛起，1859—1871
第一章 初逢：容克贵族与犹太人
第二章 俾斯麦的生存斗争
第三章 宝座和绞刑架间
第四章 银行家与俾斯麦的胜利
第五章 俾斯麦的钱袋和布莱希罗德的地位
第六章 第三场战争
第七章 凡尔赛宫里的狂妄
第二部分 帝国的银行家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第九章 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
第十章 贪婪与阴谋导读 如何拯救世界？
第十一章 第四等级
第十二章 发财的亲王
第十三章 银行业与外交界
第十四章 罗马尼亚：权宜的胜利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第十六章 俾斯麦的倒台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第十七章 作为爱国新贵的犹太人
第十八章 新反犹主义的人质
第十九章 苦涩的结局
后记 家族的衰败
注释
致谢
参考书目
索引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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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焦虑的联盟（选摘）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der)再度被这桩丑闻困扰。
一切源起于一桩从未被正式确认的偷情行为。1868年，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Dorothee Croner)的柏林女人声称，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她与丈夫离婚了。44岁的布莱希罗德是普鲁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他还有着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尽管他是个犹太人。
这桩丑闻很快被压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统介入其中，布莱希罗德也付出了一笔赔偿款，安排这个女人离开德国。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声名、权势即将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迎来戏剧性的提升。
这个女人并未消失，几年后，她重回柏林，开始持续不断地骚扰布莱希罗德，威胁公开丑闻，不停地索要金钱。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统，也拿这个女人没有特别的办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Schwerin)加入了这个女人的队伍，与她联手敲诈这位银行家。他们的无耻与勇敢背后，是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反犹风潮。在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即使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犹太人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当187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富有的犹太人再度成为标靶，似乎是他们的贪婪、投机造就了萧条。再接下来，这个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继续指控，并迎来了新的同盟，一位反犹领袖。这桩私人丑闻有了更为明确的时代意义，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布莱希罗德被描绘成一个不仅榨干了德国经济，还代表着“纵欲、作伪证、腐败的故事”。两年后，他们又在另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这种赤裸裸的攻击也与俾斯麦在1889年的下台相关。即使在位时，首相都未必愿意为他的犹太朋友提供保护，更何况失去了权力。布莱希罗德最终在这一片中伤、声讨之声中离世。在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饱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这起如影随形的丑闻，自19世纪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着助手匆匆赴约。他的财富与荣耀每增加一分，公众的愤怒与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他努力效忠的对象—不管是俾斯麦还是皇室、权贵们—从未对他表现出真心的尊重。他们需要他的金钱，借重他对商业变迁的判断，甚至给予他勋章、赞扬，却从未真的把他视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诅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着他的公众角色，继续与贵族、内阁部长会面，商讨德国经济还有他们的个人财务。
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个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现出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据说，这个女人“完全不具备美貌、魅力和地位”，根据她的言行判断，显然她颇有精神问题。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既羞愧又懊恼。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生的伤口。那是个焦虑的德国，迅速扩张的工业与金融力量，既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满，那些被发展抛弃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个新闻业爆发的德国，各种报纸、小册子需要各种能引发公众想象力的题材，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最符合这一需求;它还是一个时刻处于性焦虑的时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们尚不知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种压抑滋生丑闻、更滋生人们对丑闻之热爱......这一切也与他的保护人俾斯麦有关。这个19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强人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国，却也给新生的德国人带来不快乐的时光。他对自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更没有兴趣建立一个能保护基本个人权利的制度。他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他那强硬的个人作风，都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性的紧张感。长期积郁的紧张，增加了褊狭与愤怒，而布莱希罗德将成为这种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1858年，布莱希罗德结识了俾斯麦。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占有土地为荣;另一个则来自犹太银行家，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已持续了几百年，但他们又因为专门打理金钱而富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促成了这次会面。当俾斯麦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私人银行家时，36岁的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刚刚执掌了父亲创办的私人银行，这家银行也一直以无比恭敬的态度追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43岁的俾斯麦是普鲁士官僚系统中的新兴一员，他即将出使圣彼得堡。像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他们最初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俾斯麦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钱，后者需要这样的客户，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历史潮流很快将他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的合作随即演化为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先是1866年，长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麦陡然间成为了新帝国的缔造者，普鲁士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着在1871年它击败了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绝对的新强权。而作为帝国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则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他的铁腕、精明、威慑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占据的中心角色，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国内政治。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随着俾斯麦迅速提升。在两次并无把握的战争中，他都是俾斯麦最热烈、忠诚的支持者，主动为此筹措资金。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仅与俾斯麦更为密切，还觐见了新皇帝与皇储，参与了诸多决策。他在49岁成了德国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接着，又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承认。他还受惠于铁路、钢铁、海外贸易造就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他在其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又给他增加了新的虚荣与影响力。
他甚至跨入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行列，被称作“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说真话的人。外交团体都讨好他，他最终还出任了英国柏林总领事这样的荣誉职位，为此，他还推掉了奥匈帝国总领事的头衔。而他的家则成为德国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忆:“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整张宴会桌上摆满了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着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罗·德(Pablode Sarasate)和(宫廷钢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
他不仅追求这表面的虚荣，还参与新帝国的冒险。与同时代中最杰出的欧洲银行家一样，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滞后的俄国，还是陷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新国家，以及非洲，它们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需要这些外国资本。布莱希罗德借债给土耳其政府，试图修建连接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的铁路。
他投资墨西哥债券。他还试图进入中国。一群德国银行家建立非正式的“中国研究组”，但他们总体上是保守的，放弃了这项投资，“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特别是美国)，因为中国业务总体上不够安全和可靠”(引自本书页570)。
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获得的新经验，也增加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俾斯麦给他庇护，他也拓展了俾斯麦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俾斯麦不仅经常依赖于他的情报，银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谓之“早八天”;俾斯麦也学会了通过银行家的眼光来理解世界，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它不同于一个容克的世界。俾斯麦对金钱之迷恋，他的精明与锱铢必较甚至让布莱希罗德吃惊。
他们的内在冲突也一直存在，这是旧精英与新富之间矛盾的象征。他们从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最受宠的时代，布莱希罗德也仅仅是从俾斯麦家后门进入的人。权贵们在金钱上求助于他，却从不会真正尊重他。在他的著名的宴会上，俾斯麦从不出席，即使名流云集，也很少出现德国军官的身影—他们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赞过他的宴会的名媛同时也说，他的宴会虽然奢华却“有欠素养”，参与者们都“事后表示后悔”。
这种不平等既显示犹太群体强烈的身份焦虑，也同样显示了容克掌权者们对一个正在兴起的由金钱、工业、高度流动性构成的世界的焦虑。俾斯麦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既非神赐，更非民众的支持，全赖于皇帝的给予，倘若皇帝变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莱希罗德更深知，自己对于俾斯麦的依附性。
还好，他们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来弥合这种紧张。俾斯麦用他的傲慢、权力控制欲来维持这种自我中心，布莱希罗德则是借助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是两个焦虑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终结一日。1889年是他们的转折之年。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皇帝面前，俾斯麦轻易丢掉了权力，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立。他退隐到自己的家乡。而布莱希罗德庞大的金钱更为脆弱，他无力面对时代的敌意。
死亡更使得这种同盟关系变得脆弱、凉薄。当布莱希罗德去世时，他在短期内激起了一片的哀悼与赞扬，葬礼的盛大程度堪称国葬。一贯刻薄的新闻界也发出了这样的措辞:“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随即，他被迅速地遗忘。这遗忘与金钱相关，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与罗斯柴尔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这种刻意遗忘更与俾斯麦相关，在他生前出版的气势恢宏、事无巨细的两卷本个人回忆录中，他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尽管后者长期为他打理个人财务，为他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寻找财政支持。布莱希罗德不仅与俾斯麦，还与他的家人、当时欧洲的主要权贵们，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俾斯麦的刻意忽略，也影响了日后的历史学家。
当弗里茨·斯特恩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海量个人通信与档案时，这个犹太银行家已基本被遗忘。与之相对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麦的传记、研究作品被出版。在这些档案中，不仅有他与俾斯麦，也有与俾斯麦的家人、德国皇帝、英国外交官、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的通信，它们几乎构成了当时欧洲最显赫的关系网络。利用这些信件，斯特恩试图用一个视角来重新理解19世纪的德国历史。在对于19世纪德国的主流叙述中，占据一切的是俾斯麦的个人风格、皇帝的选择、强大的官僚与军事系统，一部纯粹的政治、外交史。尽管身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银行家，深刻地卷入了俾斯麦的个人世界与德国公共生活的布莱希罗德却很少被提及。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钱力量，不仅是理解第二帝国的重要维度，还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新视角。在斯特恩笔下，德国人对于布莱希罗德的刻意忽略与沉默，或许正暗示了历史的趋势。即使身为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也从未摆脱传统、德国社会非理性思潮的压力。犹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必须依赖于掌权者与社会情绪的状况。巨大的金钱只是暂时遮蔽了他的身份困
境，从未解决其困境。但历史证明，傲慢的权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麦被威廉二世
羞辱，嚣张一时的威廉二世也最终因为战争失败，进入流放生活，只能在回忆录中继续诋毁俾斯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这种非自由化，不会尊重个体价值，难以理解自由之意义，它崇拜权力、渴望强人，最终所有人都沦为牺牲品。
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且疲倦不堪的阅读。除去这位天赋异禀人物的故事，这本书所展现的时代画卷—他对于柏林的兴起、时代的氛围、帝国的殖民经验的种种描述—都让你感到畅快异常。它印证了我七年前对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确是一本“big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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