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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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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说：“最能见人性灵的是书信。”本书为孙犁的书信集，收入了大量孙犁与友人及文学青年们的通信，展现孙犁独特的文学性格和对文学青年们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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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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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早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曾在北平短期谋生，后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任职于华北联大、《晋察冀日报》，从事文学创作和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教员。1945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受到文坛瞩目，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直至离休。其早期创作清新、明丽，代表作有《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风云初记》；晚年作品则平淡、深沉、隽永，结集为“耕堂劫后十种”。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卷本《孙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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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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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书信（代序）001
第一辑
致田间（六封）003
致康濯（三十封）013
致王林（七封）073
致葛文（两封）083
致徐光耀（十九封）087
致陈乔（三封）110
致吕剑（三封）113
致李克明（两封）117
致丁玲（一封）120
致张根生（一封）123
致周骥良（一封）125
致李準（一封）127
致潘之汀（两封）129
致康迈千（一封）131
致张志民（两封）133
致钱丹辉（一封）135
致戈焰（一封）136
致李之琏（一封）137
致魏巍（一封）139
致邢海潮（十二封）140
致鲁承宗（六封）153
致梁斌（一封）159
致柳溪（一封）160
第二辑
致冉淮舟（二十四封）165
致韩映山（十八封）205
致任彦芳（一封）228
致阿凤（一封）229
致郭志刚（两封）231
致阎纲（三封）236
致张学正（一封）245
致铁凝（七封）246
致傅瑛（四封）261
致阎豫昌（一封）266
致刘心武（一封）268
致俞天白（一封）270
致鲍昌（一封）272
致贾平凹（四封）275
致宫玺（一封）284
致佳峻（一封）286
致李贯通（三封）294
致吴泰昌（一封）306
致房树民（两封）308
致杨栋（五封）311
致谌容（一封）317
致杨振喜（一封）322
致周尊攘（一封）324
致李永生（一封）326
致侯军（两封）328
致卫建民（两封）332
致邓基平（四封）336
致曾镇南（两封）340
致刘宗武（一封）343
致段华（一封）345
致周翼南（一封）347
致肖复兴（两封）349
致彭荆风（一封）353
致刘运峰（一封）355
第三辑
致李蒙英（一封）359
致李屏锦（两封）361
致姜德明（五封）363
致曾秀苍（一封）371
致张雪杉（一封）373
致马秀华（一封）375
致冯立三（一封）377
致何流（一封）379
致万振环（四封）381
致季涤尘（一封）386
致单三娅（一封）388
致杨坚（一封）390
致刘梦岚（一封）392
致黄伟经（一封）394
致邹明（一封）395
致罗雪村（一封）397
致刘绍棠（一封）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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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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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代序）
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
古代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把一个人物的重要信件，编入他的传记之内。
古代，书信的名号很多，有上书，有启，有笺，有书……各有讲究。昭明文选用了几卷的篇幅收录了这些文章。历代文学总集，也无不如此。
如此说来，书信一体，实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种文学读物了。过去书市中也有供人学习应酬文字的尺牍大观，那当然不在此列。
在中学读书时，我读过一本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内容已经记不清。还读过一本“八贤手札”，则是清朝咸同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些大人物的往来信札，内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信的称呼，很复杂也很难懂。
书信这一文体，我可以说是幼而习之的。在外面读书做事，总是要给家中写信的。所用的文字当然是解放了的白话。这些家信无非是报告平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经过几次变乱，可以说是只字不存了。
在保定读书时，我认识了本城一个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长，数量很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窑洞里，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片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我在这片白纸的正面，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给妻子写了几句话。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
这封信我先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收到了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谢我们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他们怎样把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没保存下来。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信，本来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装订成册，共为五册。后因变故，我都用来生火炉了。
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缥缈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至于解放前后，我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这很难怪，我向来也不大保存朋友们的来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书柜里保存康濯同志的来信，有两大捆，约二百余封。“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地抄家，小女儿竟把这些信件烧毁了。太平以后，我很觉得对不起康濯同志，把详情告诉了他。而我写给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来，虽略有损失，听说还有一百多封。这可以说是迄今保存的我的书信的大宗了。他怎样处理这些信件，因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过问。
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看来，信件的能否保存，远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发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与否，已非作者所能处置。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况时过境迁，交游萍水，难以求其究竟乎！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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