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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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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是作者在2006年同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十数年持续的修改、完善，于2022年底完稿的一部文学史专著。该著在全面总结、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该著充分重视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性和理论构成的复杂性，完整地描述了唐宋派文学思想形成、发展与转变的过程，对其三个核心理论命题作出整体的观照，深入辨析了“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之间的逻辑与事实关系，并对若干重要的理论范畴作出新的解读和阐释。其核心结论如下 ：唐宋派文学思想不是一种简单明了的静态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呈现出多种理论侧面，在这些阶段与侧面之间甚至存在着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任何一种试图以某种单一理论完整地概括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做法，都将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指向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唐宋派扮演了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从格法向性灵转变的一个典型的过渡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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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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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筹）常务理事、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散文史以及明清文学史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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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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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建构与质疑：唐宋派学术史回顾
二、流派研究与文学思想史
三、撰述方式与基本观点
第一章 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大礼议”与嘉靖士人的生存困境
第二节 “嘉靖八才子”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
第三节 唐、茅论争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分化和演变
第四节 归有光“唐宋派”身份的建构及其文学史定位
第二章 文以明道：传统命题的新内涵
第一节 “文以明道”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命价值观
第二节 王慎中的学术思想与自我身份认同
第三节 “道其中之所欲言”：“文以明道”理论内涵的新拓展
第三章 本色论：在守正与出新之间
第一节 “小心”与“脱洒”：唐顺之“真精神”的思想特征
第二节 “德艺之辨”与唐顺之文学态度之反复
第三节 “本色论”的确切内涵与理论张力
第四节 “性气诗”与唐顺之晚年诗学思想
第五节 自得与真情：阳明心学与归有光的文学观
第四章 师法唐宋：古文谱系的建构与拓展
第一节 “文统说”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动机
第二节 师法对象的范围与重心
第三节 法度与风格：师法内容的实际倾向之异同
第五章 从“义法”到“风神”：文学性的游离与回归
第一节 “义”与“法”的平衡与倾侧
第二节 “法寓于无法之中”：有法还是无法？
第三节 从“性情之效”到“得其风神”：审美取向之转移
结束语：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八股文与唐宋派的古文观
三、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整体认知与判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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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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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004年夏天，我的导师左东岭先生让我从他主持的***重大项目“明代文学思想综合研究”的子课题中选一个题目，尝试着开展独立的研究。根据老师帮我做的学术规划，以及个人的学术兴趣，我从中选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后来这一题目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指导过程中，老师对学术态度和规范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却很少对具体的论证思路和学术结论发表意见，给了我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跟老师学习“先秦儒道哲学与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在课堂上谈了我关于孔子之“义”的理解，跟老师的观点不尽相同。后来我写成文章，老师阅后说可以自圆其说，非但没有纠正我的观点，还鼓励我投稿发表出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写成的。但具体的写作过程还是让老师费心很多，主要由于我的懒散和拖沓。2005年春夏之际完成开题报告，我就开始了一段逍遥的日子，每天在学校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之间往返。那时候古籍馆大约是上午九点开馆，下午五点闭馆，去除取书、还书的时间，中午还要出去吃饭，一天实在抄不多少书。离馆后，通常还会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一走，再不紧不慢地回学校。就这样一个夏天过去，论文还没有动笔。八月底，老师终于耐不住，把我叫到书房狠狠地训了一通。我终于开始动笔，但依然进展不大。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玩电游，突然收到老师的短信，嘱咐我抓紧时间写论文，要努力写得好一些。当时他正在前往美国做学术交流的路上，登机后特意发信息给我。于是，我迅速退出游戏，打开了论文写作的界面。自此进入快速写作期，十二月底完成初稿。几经修改，于2006年5月通过答辩。
2006年6月，我暂时离开了学习、生活十年之久的首都师范大学，来到南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合作导师张毅先生建议我关注八股文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八股文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最初设想，是研究明代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当时八股文研究的精细程度还不足以支撑文体关系的研究，于是就索性从头做起，细致考察明代八股文的文体特征与发展流变。至于博士论文，本来也想沉淀一下，再慢慢修改，于是就暂时放下了。
2008年7月，我有幸回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最初的几年里，在教学上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又承担了学科、教研室的一些日常工作，科研就不免放松了。200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嘉靖至万历前期古文思想研究”，直到2016年才勉强完成。博士论文更是被束之高阁了。2019年，我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可以有大段的时间做研究，博士论文的修改工作才算提上了日程。这期间重新梳理了唐宋派的概念生成及学术史，补充了2006年以来的一些新成果；并尝试加强对唐宋派历史背景的探讨，重点讨论了“大礼议”对嘉靖前期士人心态的影响。不料好不容易调整好的工作节奏，又被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打乱了。其后的半年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时常处于恐慌、焦虑的状态，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最终也没能完成论文的修改。回国后又承担了一些行政工作，平时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写作。于是，博士论文的出版，又拖延了两年，最终竟成了一个心病。步入2023年，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年内出版；也终于做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增删了一些内容，并适当调整了结构，最终形成这样的面貌。
毕竟太过匆忙，还是留下很多缺憾。一是200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自己的若干论文，并未能充分地吸收。二是一些已经意识到可以扩展或深入的论题，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准备或积累，但由于还没有思考成熟，也没能体现在这部书稿里。三是因结构的调整而造成的文章意脉的不连贯，甚至是断裂，也没能从容地处理。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由于一直想把比较成熟的书稿呈现在老师面前再请他作序，而修改的过程时断时续，终究没能给老师留下写序的时间。所有这些缺憾，只能等修订的时候再弥补了。
是为记。
刘尊举
2023年11月20
（二）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多种侧面及其复杂影响
从整体上说，唐宋派文学思想大约包含三个主要侧面，可分别以“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作为代表理论。其中，“文以明道”集中表达了他们对文章功用的认识与强调，“师法唐宋”代表了他们对文章创作法度的理解与要求，“本色论”则意味着他们对主体心灵的推重与发掘。茅坤“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创作主张与归有光“主自得”“重真情”的文学思想，皆可视为“本色论”向着审美的发展。总的来说，“师法唐宋”所代表的法度理论与“本色论”对主体心灵的强调，均可极大地推动文学的发展。然而，由于受到“文以明道”思想的制约，它们并没有对唐宋派的整体文学思想形成突破性的推进。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对后世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宋派在散文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两点：一，以义为本、义法并重的创作思想；二，对唐宋古文“首尾呼应”“错综变化”的行文法度的细致探讨。清代桐城派的创作理论正是围绕“义法”理论而展开。明末艾南英则因赞赏其法度理论而大力推扬，他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崇王、唐而抑李、王的评价态度，并述其理由云：“若乃王、李之文，徒见夫汉以前之文似于无法也，窃而效之，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尽去自宋以來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臃肿窘涩浮荡之文。其气离而不属，其意卑，其语涩，乃真无法之至者。”（《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第3225页）其实，即便是对今天的散文创作而言，这种行文技巧同样是极有价值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慎中对义法关系的探讨，正是他在阐述“文以明道”思想的过程中提出的；其以“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相互支撑的文学思想，也正体现了义法并重的创作倾向。从这一层关系来看，其“文以明道”思想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概括地讲，“本色论”对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种理论指向：一，对主体心灵在文学创作中重要地位的彰显；二，将文学向着抒写自我的方向引导。适度地强调主体心灵的重要性，重视创作者真切而独特的心灵体验，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茅坤“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的创作主张与归有光“主自得”的文学思想，均在此一层面体现了他们对真切体验的重视。而“本色论”对主体心灵的极度彰显，则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它对创作法度的彻底颠覆，并不完全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为其后文学思想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色论”强调抒写自我，同样会对文学发展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唐顺之论“本色”，主要是强调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与生命境界。如果过于强调“本色”的心性色彩，有可能会导致诗文作品审美性的缺失。但如果能将超迈、卓绝的生命境界成功地转化为审美境界，将会形成高雅、超脱或空灵的艺术风格。王阳明及唐顺之本人的部分诗文作品即可达到此种境界。更重要的是，“本色论”往往又会把主体心灵向着自然性情的方向引导，于是“本色”便成为“瑜瑕俱不容掩”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日常化、个体化的情感进入诗文的表现领域，将把文学引向率真、自然的审美风格。茅坤、归有光的散文即已体现出此种趋势，而稍后的徐渭则相当彻底地将“本色”推向了本来面目与自然情感。李贽的“童心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也均系沿此方向而一路发展下来。（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二节和第四节中的相关论述）可知唐顺之的“本色论”对后世的影响是何其的深远！
尽管“文以明道”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但对于王慎中的“文以明道”理论本身，我们还要加以辩证地认识。首先，王慎中对“文以明道”这一传统理论有所突破。一方面，他提出“道其中之所欲言”的创作主张，尽管其抒写对象主要是指道德体验，但它毕竟强调了创作主体的真切体会；另一方面，他将创作法度明确地纳入“文以明道”的理论体系之中，这是他对此一传统理论的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王、唐“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本来就是对正、嘉之际“弃文从道”思潮的积极回应。这是唐宋派之所以能在当时的文坛形成较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一判断可以在当时人对他们的评价中得到印证。比如，薛应旂在《遵岩文粹序》中论道：“乃思荆川子往称遵岩之文类于固者，岂直以子固之文为极致哉？盖以昔人谓子固文章本原六经，要之非诬。而遵岩高才殊质，岂不能凌跨西京，掩迹东都，其文乃独与子固相类者，盖不溺于习尚，不逐于时好，而卓有定见，其于道也几矣！”（《明文海》卷二百四十，第5046页）可知薛氏看重的就是子固与遵岩文章“本原六经”“卓有定见”的特征。由此亦可窥知王、唐在当时的影响之一斑。
综上所述，虽然唐宋派文学思想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肘掣制约了其整体进展，但这并不影响各种具体的理论主张或创作倾向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或许，作为多种理论集合体的“唐宋派文学思想”，较之其有机整体，更便于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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