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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投资人的视角，通过对历史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每一次危机与转机的量化分析，帮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趋势、波动和周期，用理性思考与回应当下的各种不确定性，为迷茫中的组织与个人带去启示。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可能是当下所有人都热切关心的问题，从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到个人财富、健康，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波动、心理焦虑让很多人都感到迷茫。这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背景创作的。如这本书的书名所展示的，作者认为，从200年前的马尔萨斯陷阱到如今的奔向火星，人类不仅没有因为粮食短缺而消亡，反而因为生生不息的创新拥有了更多资源的和发现资源的可能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拥有更多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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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798年，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曾预测，世界上的粮食将很快被耗尽，因为呈线性增长的粮食生产已无法养活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快进2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近10倍，我们离移民火星更近了，而食物不仅没有被耗尽，反而越来越丰盛。
是创新创造了这一奇迹——由大规模数字化和指数级增长的技术融合驱动的创新。在《从马尔萨斯到火星》中，两位作者尼科莱·陈·尼尔森和拉斯·特维德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与商业实践，从创新力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正在加速变化的未来生活，并从抗衰老、密集型农业、机器人、新能源解决方案到快速、动态和灵活的组织管理策略等方面，对即将到来的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做出了具体的预测。
我们也将从“世界是如何演变的”这一核心问题出发，通过探索推动每一种变化发生的潜在力量，理解这些变化在过去是如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从而更好地抓住剧变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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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麦肯锡公司合伙人，他为客户提供领导力发展、文化变革和敏捷转型方面的建议。他与克劳迪奥·费泽和迈克尔·伦尼合著了《麦肯锡底层领导力》一书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个人发展的文章。此外，陈家舟还是Supertrends Institute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社区的成员。陈家舟热衷于个人发展和终身学习的话题。他目前和妻子萨米拉以及他们的两条狗拿破仑和凯撒住在纽约。
美国全国期货协会（芝加哥）注册金融衍生品交易师、企业家兼投资人。拉斯?特维德在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银行领域从业长达11年，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科技与电信产业，在卫星通信和移动互联领域创办了数家知名高科技公司。此外，他作为创始人还成功创立了白鲸（Beluga）金融交易公司和超级趋势（Supertrends）未来智库。著有《逃不开的经济周期》《金融心理学》《逃不开的大势》等多部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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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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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极速变化中的世界
第一章：一成不变的终结
第二章：如何跳脱马尔萨斯陷阱
第三章：“蓝色香蕉地带”与创新的5个C
第四章：创新促进因素
第五章：未来的指数趋势
第六章：富足之路
第七章：编写生命代码
第八章： IT的力量
第九章：从婴儿潮一代到Z世代
第十章：微观市场看得见的手
第十一章：灵活多变的未来工作
第十二章：关于未来的25种关键趋势
第二部分：另一种未来视角
第十三章：应对涂尔干
第十四章：敏捷导航
第十五章：清晰思考
第十六章：学会学习
第十七章：更大的抱负
第十八章：把前面的点串起来
第十九章：1年提高37倍
第二十章：要橡胶球，不要玻璃球
第三部分：未来的领导者：转变与决策
第二十一章：为什么要完成10种转变？
第二十二章：明确价值立场
第二十三章：确定方向，而不是确定终点
第二十四章：为一人细分市场提供按需体验
第二十五章：激活构架
第二十六章：管理的本质
第二十七章：技术为先
第二十八章：保持组织活力
第二十九章：关于学习过程
第三十章：从管理人才到支持人才
第三十一章：马斯洛在行动
结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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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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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说起，我们终究绕不开一个问题：为什么创新的爆发*早发生在西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看看绝大多数创新活动发生在西欧的哪些地方：它们大多发生在一条狭长地带。它有时也被人们称为“蓝色香蕉”地带（Blue Banana）。
“蓝色香蕉”包括很多现代城市，例如米兰、苏黎世、慕尼黑、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等。如今谈到蓝色香蕉时，人们有时也会把巴黎、佛罗伦萨和布拉格也包括在内。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根巨大香蕉覆盖的始终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片区域。它之所以成为创新的沃土，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平均而言，这片区域为公民提供的富足和繁荣程度远大于全球任何其他区域，包括欧洲其他地区在内。也就是说，“蓝色香蕉”是一片繁荣富强的膏腴之地。
“蓝色香蕉”之所以独享繁华，*关键的两个原因是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力的扩散。事实上，这里也是15世纪欧洲*早开始印制书籍的地方4。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结果？这个创新核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0.1%和全球人口的1%左右。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2，750年的漫长历史里，全球1%的人口（他们居住的土地面积仅为全球陆地面积的0.1%）居然贡献了创新成就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全球其余的创新几乎都产生于欧洲其他地区，而这些地区总共不过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而已。这意味着，全世界其余99%的人口仅仅完成了人类创新总量的2.5%。因此，想要理解马尔萨斯经济的突围之道，看懂自发创新的喷涌，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地区，研究它在1450年之前——包括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欧洲核心区域的创新是由一件事触发的——它就是印刷术的引进。实际上，这项技术*早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它在那里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优势，因为中国使用形体各异、数以千计的方块字，这让印刷工艺变得极为繁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439年，古腾堡（Gutenberg）在德国推出了活字印刷术，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主要因为欧洲使用字母文字，所需字符少得多。这使得欧洲的语言更接近数字化。
从这里开始，我们把类似古腾堡印刷术的技术称为“10倍技术”（10x technology）。它指的是一项技术在解决问题时比它替代的旧技术好出10倍左右。在古腾堡之前，一本手抄版《圣经》价值大约300弗洛林（Florins）。到了1454年，古腾堡销售的《圣经》只要30弗洛林一本。这意味着10倍的进步。不仅如此，短短29年之后，也就是（欧洲）引入印刷术的44年之后，Ripoli出版社的书籍售价已经低到了手抄版本售价的1/500。5这意味着书籍印刷已经不再是一项10倍技术。它在44年里发展为一项500倍技术，相当于成本效益大约每5.5年翻一番。
当一项技术实现10倍跃进（更不用说500倍跃进）时，它会走进更广大的人群，打破极少数人的专享。欧洲的书籍生产就是这样。它从14世纪的280万册迅速提高到18世纪的10亿册——大约360倍的增长6。
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减少了对他人的依赖。也就是说，印刷术让人们有能力独立获取信息，不再需要依赖教会或者政府。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它也许是世界上重要的“去媒介化”事件。“去媒介化”（disintermediation，又作“脱媒”）就是对中间媒介的摆脱，它是10倍技术的常见结果。
它也是10倍技术第三种常见结果的绝佳例证：这些技术通常把市场机制逐渐从供方推动（即主动将产品推向顾客）变为需方拉动（即顾客个体的活动自动决定了向其推销或为其提供的产品内容）。在印刷术诞生之前，信息是由教士和国王推向大众的；这项创新诞生之后，民众开始越来越多地决定自己该读哪些书籍和宣传品。如此一来，信息就成了一种武器，人们用它来对抗权力中心。顺便提一句，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互联网上。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基于Web的拉动模式正在逐步取代原本的推动模式。
10倍及以上技术，例如印刷术和后来的互联网，往往还会产生广泛的级联效应，影响其他技术，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群组织。在欧洲，印刷术产生的一大组织效应是新教信仰的出现。我们先前提到过这一点。1517年，这场运动兴起于“蓝色香蕉”地带，包括维腾贝格（Wittenberg）和萨克森选侯国（Kurfürstentum Sachsen，现属德国）在内。教士、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把它钉在了维腾贝格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上。
当时，天主教会是很多国家里最大的地主，从土地和其他来源获得巨额收入，包括出卖所谓“赎罪券”（indulgences）的行为。据说这种赎罪券可以减轻信徒及其家人的地狱之苦。路德和他的新教徒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赎罪券以及天主教会的种种做法。新教教义认为，人们用不着通过牧师来找到亲近上帝的路，相反地，人们应当对自己负责：独立地阅读《圣经》、陶冶自身道德情操、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这种去中心化的道路让新教分解成了数百个分支派别，而天主教仍是庞大的铁板一块。
与此同时，印刷术还推动了科学探索的发展。曾经广为流传的种种解释都是立足于宗教信仰和想象的，它们如今遭到了还原论思维的取代。每个问题都被拆分成多个子问题。这样的拆分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所有的问题（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得到检验为止。我们如今还在这样做着，而且得到了更多设备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借助强子对撞机和电子显微镜的力量理解微观世界里*微小的事物。
这一进步带来了令人着迷的结果：更多人学会了阅读。无数后来的研究告诉我们，新教地区的人口识字率远远高于天主教地区。不仅如此， 新教徒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相当独特的优势心智模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在他的著作《西方文化的特立独行如何形成繁荣世界》（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中指出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特异之处，并称之为“怪”（即WEIRD，它由以下几个英文单字的首字母组成：Western，即西方的、Educated，受过教育的、Industrialized，来自工业化国家的、Rich，富裕的和Democratic，即来自民主制国家的）7。西方的“怪人”主要是新教徒或者新教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注重个人品质和意愿，而其他人更多地关注各种关系和环境。这一点可以通过试验来证明。比如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用10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我是 _____________ 。”
“怪人”们几乎总是用个人特质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我是个创意丰富的人”、“我是个好奇心强的人”或者“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而“非怪人”更多地做出这样的回答：“我是谁谁的女儿”或者“我是某某的妈妈”。也就是说，非“怪人”（同时很可能是非西方人）更具家族意识，他们对亲族极其忠诚，不太信任外人。反过来说，“怪人”们更多地信任每个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可以更好地跨越亲族圈子的界限，组成运行良好的社会。换句话说，“怪人”们更善于创造扩大化的和/或灵活的社会网络。他们也会加入较小的氏族部落式的圈子，但这建立在较为灵活的立场之上，并且涉及到多变的社会集团，例如贸易团体、海外团体、政治党派等等。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关键的现象：超级社会性（Hyper So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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