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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译者吴永熹定居美国之后，累积数年之功，对当今世界最活跃、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众多一线作家进行访谈。一场场真诚纵深的对话，在作者的手上开刃，滋润熨帖又锋芒毕现。
奥尔罕·帕慕克、莉迪亚·戴维斯、萨尔曼·鲁西迪、科尔森·怀特黑德、哈维尔·马里亚斯、安·比蒂……面对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采访者，这些大作家无一例外都表现出极大的诚恳、耐心、风度与智慧。写作能力并不是独立和空洞的技巧，而是作家人生际遇、心灵堂奥与精神渊薮的合集。十七场智识盛宴，在书房的方寸之间，在文学肌底与生命景深的交织下，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与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甚至众多新时代议题，勾勒出葳蕤蓬勃的万千气象。
一句话语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灵魂就是一座殿堂。与十七位国际文学巨擘面对面，就是与文学世界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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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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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熹，作者，译者，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后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毕业后曾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并曾担任《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腾讯文化的海外记者。译作包括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困扰种种》《不能与不会》、弗雷德·乌尔曼的《重逢》等，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译者之一。近年定居纽约，完成大量与世界优秀作家的现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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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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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是我遭遇人性的地方 001
莉迪亚·戴维斯：碎片化的现实比完整的故事更有趣 015
埃德温·弗兰克：《斯通纳》让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好的生活 039
科尔森·怀特黑德：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像瘟疫般的存在 059
哈维尔·马里亚斯：在莎士比亚的指引下 071
安·比蒂：写得越多，我就越不介意冒险 107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我是一个“透明”的作家 121
保罗·奥斯特：我的所有写作都起源于一场可怕的意外 131
科伦·麦凯恩：爱尔兰人是通过说故事联系在一起的 157
乔纳森·弗兰岑：作家就是要走到最炙热的地方去 175
大卫·米切尔：作家永远要保持“杂食性”思考 197
理查德·福特：小说家就是带着同情去写重要的事 213
乔治·桑德斯：作家的工作就像“接生婆” 235
唐·德里罗：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偏执的小说家，但我不是 247
A.S. 拜厄特：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 267
E.L. 多克托罗：想要当一名好作家，你必须要有一种“越轨”的感觉 285
萨尔曼·鲁西迪：如果你听不到人物说话的声音，就不要动笔写作 305
后记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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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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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是我遭遇人性的地方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诺奖得主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难解难分。帕慕克的大部分小说讲述的都是这座城市的故事，包括我们熟悉的《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黑书》，当然还有那本《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帕慕克的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写的依然是他最熟悉的伊斯坦布尔。不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他笔下常见的、徘徊在东西价值观之间的富裕阶层，而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底层小贩。在这本500 多页的小说中，帕慕克透过底层小贩之眼，看伊斯坦布尔过去50 年间纷繁的社会变迁。
小说主人公麦夫鲁特出生于距伊斯坦布尔七百英里的贫穷乡村，十二岁时随父亲搬到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他们是20 世纪70 年代伊斯坦布尔城市化移民大潮中的一员。和当时的许多乡村移居者一样，他们“扎根”伊斯坦布尔的方式是在市郊的荒山上非法建房，因为只要住进了一所房子，被从城市赶走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于是，这些非法住房被用最便宜的材料，以最快的速度建了起来。这些常常一两天就草草盖起来的房子被称作“一夜屋”，在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势如燎原。帕慕克用社会学家式的笔触写出了这些早期移民在伊斯坦布尔谋生、扎根的奋斗史。中国读者对这部分故事或许深有感触，因为我们有过同样的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历程。
令人深感悲哀的是，就像所有初代移民一样，麦夫鲁特与他所生活的城市的关系是疏离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属于他，就像他抛在身后的乡村同样不属于他。在城市，他干过许多种营生—— 卖过钵扎（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含微量酒精的饮料）和酸奶，卖过彩票，卖过冰激凌，卖过鹰嘴豆饭—— 却从未发财致富。幸运之神似乎总是与他擦肩而过。然而，麦夫鲁特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在社会飞速向前、身边人常常在欲望和野心中迷失的时代，麦夫鲁特却始终保持了善良与本真。
尽管没有获得财富，他却获得了妻女的爱（他和妻子戏剧化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之一）。他在伊斯坦布尔夜晚的街头挑着担子贩卖一种古老过时的饮品，脑子里幻想着各式各样的 “怪东西”，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勾起伊斯坦布尔人对逝去之物、对奥斯曼时代的乡愁。在帕慕克看来，麦夫鲁特这个人物就是他要讲述的故事，故事便是麦夫鲁特这个人物。帕慕克说，他想要让一个汲汲无名的底层人物身上拥有哈姆雷特般的人性光辉。
2006 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年，帕慕克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后便一直在纽约和伊斯坦布尔两个城市生活。因为约访时不在纽约，和帕慕克的采访便以邮件形式进行。令人惊喜的是，帕慕克的回复既有书面的精确，又有对话般的从容不迫，使人觉得如在目前。
吴永熹：《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在你的书中很特别，它的主人公是一个街头小贩，而你之前的许多作品描写的都是和你一样的人，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这次为什么想写一个底层小贩？ 去想象一个生活经验与你相去甚远的人，是否很有挑战？
帕慕克：小说要展现的不仅是作家本人的人生，还有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小说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对他人的呈现与表达。事实上，小说的艺术正在于，你在书写和呈现他人之时，读起来却好像是在表达你自己。
就这本书而言，我一开始就计划写一个身处底层的人，我希望能展现他身上丰富的人性。开始写作后，小说越变越长。我做了大量研究，找了许多街头小贩聊天，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那里，我对伊斯坦布尔城市生活的肌理有了更深的了解。然后，就像一本狄更斯式的19 世纪小说一样，这本书也越来越长了。因为我想原汁原味地展现这些不同人物的个性，展现他们的语言色彩，所以这部分我用了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些人中有酸奶小贩，有卖米的，有退休警察，有前黑帮成员，有收电费的，有卖羊肉串的，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怎样在蛮荒时代建造了非法住宅，他们的营生，他们怎么在街边摆小吃摊，怎么逃开警察，还有他们骗人的小把戏什么的。他们的语言是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
吴永熹：很多人认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本温暖的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麦夫鲁特这个角色。尽管麦夫鲁特的人生充满不幸，但他却总能保持乐观，他个性中纯真与正直的一面也十分感人。就这本书来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麦夫鲁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帕慕克：在这本书里，人物就是故事，故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麦夫鲁特这个人物。麦夫鲁特是一个乐观、善良的人，但却并不天真。就像你说的，他是一个纯真的人，但这种纯真充满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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