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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短经典”《乡下的葬礼》重版出来！“他们依照他们的标准而活。现在我们的时代到了。”
《魔术师》作者科尔姆·托宾选编，“贴近爱尔兰灵魂”的作家约翰·麦加恩短篇小说精选集，以冷峻而忧伤的笔勾勒现代爱尔兰的乡村生活图景。约翰·麦加恩被《卫报》誉为“自萨缪尔·贝克特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麦加恩将对前景彻底悲观的展望与观察社会的敏锐触角相结合。选集中最后一篇《乡下的葬礼》，堪称自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之后爱尔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乔伊斯那篇故事同样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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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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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从约翰·麦加恩作品中精心选取的十个故事集结而成，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小说关怀。这些故事主要以爱尔兰内陆、香浓河畔和都柏林为背景，主人公有公务员、教师、护士和警察等，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到都市寻求爱情和理想，却在传统乡村生活和现代化生活之间苦苦挣扎。约翰·麦加恩以诗意的语言，不动声色地写出了笔下人物的孤独、忧郁、痛苦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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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翰·麦加恩
（1934—2006）
出生于爱尔兰利特里姆郡，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长子，母亲是小学老师，在一小农场独自养育子女；父亲是警察，长年住在外地警局。十岁时母亲去世，和弟妹搬去与严苛的父亲同住。这段经历对他影响甚深。长大后接受教师培训，在都柏林一所教会学校执教。一九六五年，小说《黑夜》因“有伤风化”遭爱尔兰政府查禁，被迫放弃教师职位，并离开爱尔兰，移居伦敦。五年后，才返回爱尔兰，定居于利特里姆郡，在写作的同时打理农场。
出版过六部长篇小说，其中《在女人中间》先后获得《爱尔兰时报》文学奖和GPA图书奖，并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同时是一位短篇小说写作大师，著有四部短篇小说集。还著有一部回忆录和几部戏剧。
他的名字享誉爱尔兰文坛，其作品影响了包括科尔姆·托宾在内的诸多爱尔兰新一代作家，英国《卫报》称他是“自萨缪尔·贝克特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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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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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科尔姆·托宾
朝鲜
我的爱情，我的伞
金表
一首歌谣
老派
塞拉利昂
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
法定假日
乳品厂经理
乡下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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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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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科尔姆·托宾
一九七九年，我所在职的杂志社收到约翰·麦加恩的长篇小说《色情作家》的新书样本。二十出头、从事写作和新闻工作的我们，不少人在短时间内读了这本书，它令我们大为惊叹。故事设置在一个我们熟识的都柏林，但那无尽的黑暗，那对性和死亡的沉郁、戏剧化的表现，使这本书可能同样出自一位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之手。此外，从作者玩弄叙事的角度讲，那也可能是一位现代反传统小说作家的作品。可其实，那植根于约翰·麦加恩在先前三部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中业已建立起的一个世界——那个爱尔兰二十世纪下半叶黑暗痛苦、萧瑟禁锢的世界。
六年后，约翰·麦加恩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高地》问世。这些短篇新作比他先前的作品少了些忧郁、晦暗的色彩，以一种崭新的流畅文体和技巧而写成。从其中几篇可以明显看出，他一直在细心观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尔兰；在其他篇目中，他回到自己的过去，那充满警惕和内省的场景。在出版之际，我去了爱尔兰西部的戈尔韦，目睹他对着一群听众讲话。我惊讶于他的诙谐幽默，他外向开朗的举止，他驾驭舞台的本领，以及他显然乐于收到听众反应的高昂兴致。我原本想象他是一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人。
他住在利特里姆郡一处偏远的寓所，可以远眺爱尔兰内陆的一座湖，去他家采访他时，我发现他既有非常深沉的一面，又坦直无遗。我还看出他逗趣极了。他十分喜欢讨论他周围圈子里那些人的怪癖和奇特的虚荣心，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他热爱讲故事。转而当他谈起他正在阅读的书或正在创作的作品时，他判若两人，变得近乎严厉而又肃然。每次谈到书，他总是激情澎湃，满腔热忱。我惊讶于他对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传统的钻研之深。
但最令我难忘的，是湖畔那栋寓所给人的宾至如归感，他和他的太太马德琳对此投入的莫大心力。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将发现，他们俩有多么注重良好的修养和礼数，他笔下那份圆通、周到、儒雅的特质，亦正多么深刻地烙印在他的个性和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里。
在那次采访中，他告诉我，他视新书中一篇故事《法定假日》的完成，为某种突破，那篇故事易稿了五十次之多。
他开始更频繁地来都柏林。我记得一九八九年夏的一个傍晚，我在街上碰巧遇见他，和他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也许因为他交往的外人如此之少，所以像在那样的夜晚，他是个一级棒的朋友。他笑个不停，浑身散发魅力，妙语连珠。有他做伴，犹如得到上天的馈赠，密集的火花四射，令人倾倒。
他轻快而饶有趣味地谈起他在法国文坛的卓著声望。他，或可说幸运，是萨缪尔·贝克特把他引荐给法国出版商，因此，最初他的译者是一位法语诗人，对他行文节奏的领悟，不亚于领会他对爱尔兰在性和社会压抑上的种种谜团的洞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法国举行的爱尔兰作家的众多研讨会中——他总是会上那个茫然、踟蹰的明星——有一回，当就我们全体需要把政治纳入写作而展开热烈讨论时，他做了唯一一次发言，真是振聋发聩。“作家的职责是关照他写的句子，”他说，“别无其他。”
恰是这一点，使他在人生最后二十年成为爱尔兰的风云人物。早年他曾深受审查制度的迫害——一九六五年，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黑夜》因一点温和的性描写而被审查委员会查禁，他也因此失去了教师的工作——但他没有同教会或政府论争，没有愤懑不平或尖声抗议，他致力于锤炼他的文体。一次，我在选编一本文集时，他交给我一篇论天主教会的文章。文中，他超脱过去的纠纷，表达了对祈祷、宗教仪式及彩绘玻璃的激赏。从他与自己内心的争论中，他创作出小说；其他的争论，他把那变成玩笑。不过通常，他安静不语。
他讨厌虚荣自大、可笑的自作聪明、招摇的政党和连续不断的出国行程。他本人，从一九七三年至二〇〇六年去世（中间仅除了几次去纽约州北部短期教书和若干趟巴黎之行外），住在利特里姆郡那间可以俯瞰湖泊的小屋里，苦心孤诣于文字的节律与和声；业余时间，他则打理他的小农场。他明白，他的叙事范围有限而狭窄，但他简直为此感到自豪。他从某种角度也明白，假如他能足够放慢速度，足够努力地加工，他可以创造出看似简单、实则深具迷惑性的行文，并把一切表述出来。他，在他谦逊的作风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
一次，我告诉他，我将去爱丁堡，他面露喜色，像他想到某件对他意义重大的事物时常有的那样，表情异常柔和而清澈。通常，那是一本书，或一行诗，但这回是一幅画。在爱丁堡有一幅他特别喜欢的画，他说收藏在苏格兰的国家美术馆里，是委拉斯开兹画的煎鸡蛋的老妪，绘于一六一八年。
当我前去观看这幅画时，我意识到，委拉斯开兹早期职业生涯的作品，对麦加恩的意义非凡。我认为，远不像维米尔那些场景过于沉稳、饱满的画作，委拉斯开兹的这些画作，完成于画家年轻时在塞维利亚期间，里面的人物仿佛是黑暗中射出的光跃然画布上，彼此间关系局促，与麦加恩的小说近似。
他笔下的人物时常禁锢在孤独中，但就在这份孤独迈向暴力、爱、悲痛或亲昵之际，他建立起他虚构的小说天地。他的作品大多不是发生在人物的内心和回忆里，而是在他所创造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中，这些角色，很多忠实地以他认识的人为原型，或甚至是他本人。
通过这本选集中的短篇小说，读者可以感受到约翰·麦加恩的小说关怀。这些短篇主要以爱尔兰内陆、香农河畔库浩特村周边的地区，或都柏林为背景。在以都柏林为背景的短篇里，故事地点常常是某间酒吧和市中心的公寓。里面的人物主要为公务员、教师、护士和警察。这一活动范围的局限，使麦加恩得以在每篇故事的戏剧性上建立起一种紧凑的张力。在对事物灵敏的察觉和注意中，衬托出阴郁、无力、警惕之感。这些小说所包含的准确和精密，逼真地再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通往的却是一幅暗淡、残酷的前景。
在诸如《我的爱情，我的伞》《金表》《塞拉利昂》和《法定假日》的故事里，城市中的男主人公，原本来自农村，他孤身在都柏林，寻求爱情或理想的实现。在短篇《朝鲜》《金表》和《老派》里，父与子之间进行着一场针锋相对、几近原则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在麦加恩的长篇小说《黑夜》和《在女人中间》里刻画得益发激烈。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人生给人的感觉均好像一组仪式，不可阻挡地走向凋零和毁灭；人物惯常的行为表现为一种缓冲，分散了岁月对他们人生造成的必然影响。故事的基调往往忧伤、诗意。在如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节中间，穿插着对人终有一死和我们在世间的命运的看法，它通常似歌曲的副歌般出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些短篇中，仅有一处段落，将叙述进一步深入内心，跳出当务之急的世俗关怀，转向思考更宏大的问题。
例如，在《我的爱情，我的伞》里，主人公思考爱情和失去，然后，那故事仿佛是一曲四重奏弦乐，麦加恩让大提琴来了一段低沉的独奏：“一点一点地，我的人生已落入她的手掌，唯有在失去时我才醒悟过来，没有她的人生，失去自己生命的痛楚，无法像死人一样浑然不觉……”
在《塞拉利昂》里，男主人公望着他心爱的人：“她的头发在灯光下闪出藏青色。她的肌肤红润如成熟的果实。雪白的牙齿在她微笑时熠熠发光。”在麦加恩笔下，这类评语仅是提醒我们，这样的花期会消逝。他继而写道：“我们曾向着最美好的岁月努力奋斗；如今那等待着我们，在我们即将走入那岁月时，一切将化为乌有。”在《乡下的葬礼》里，菲利想起他刚过世的舅舅：“明天，彼得将被葬在基里兰山顶的土里。一个人出生、死去。如今他本人又站在那两点间的哪个位置，不得而知。……他的人生想必已经早走过了一半。”在后面的故事中，有一句格外触目惊心的话，估计会受到萨缪尔·贝克特的赏识：“人生一世的终点多么幽暗。”
在别的短篇里，进行着一场介于传统乡村生活和某种现代性之间的更世俗化的斗争。例如，在《朝鲜》里，那对父子是“最后靠这片淡水水域捕鱼为生的人”。在《老派》里，天主教会的势力正逐渐衰落，而在爱尔兰南部，昔日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在那篇故事和《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中，业已式微。
麦加恩的短篇里充斥着各种名字和暗处的黑影。比如，酒吧的名字，不时地出现在那些故事里，如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一样，里面处处是酒吧和街道的名字。麦加恩提到的那些酒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都柏林时都在——苏格兰酒坊、穆尼酒吧、欧尼尔斯酒吧、英特耐雄纳尔、老台子、锦绣区的加夫尼酒吧、斯通尼拜特区的马利根酒吧，还有点名的旅馆——温氏酒店、谢尔本酒店、克拉伦斯酒店、威克洛酒店。（事实上，其中很多至今仍在营业。）有些人物的名字反复出现，像是继母罗兹，亦出现在后来的长篇《在女人中间》里；又如莫兰一姓，不仅有好些人物取了这个姓，那也是日后《在女人中间》里主人公一家的姓氏。
不过，这些名字的用意仅是为故事奠下基点。实质的人物一再遁入暗处，变成影子般的存在。在《金表》里，那位父亲，当儿子前去探望时，“退回到走廊的暗处”。在《乡下的葬礼》里，那位母亲始终活在暗处，足不出户。在那篇故事的第二页，菲利未能看到“那个可怜的事实，我们投下的通常不是光而是影子”。在这些短篇里，爱总是一个黑影，以失去和渴望的面目而显露，有时还以纯粹的恨意。有意思的是，麦加恩花了如此之久而写成的短篇《法定假日》，大概是小说集中唯一一篇把爱呈现为一种真正有望带来幸福可能的故事。
麦加恩将对前景彻底悲观的展望与观察社会的敏锐触角相结合。选集中最后一篇《乡下的葬礼》，堪称自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之后，爱尔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乔伊斯那篇故事同样的广度，同样把仪式视为徒劳无益，而且同样采用一个人物关系紧密相连的小天地，某种奇特的幽魂出没其中。在这样的一个短篇里，言语变成仅是一种苍白的、掩盖时间黯然流逝的方式。
在《乡下的葬礼》中，麦加恩重塑他本人生活的地区，香农河北岸，从那儿沼泽地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汇成乔伊斯在《死者》中所提及的，“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他既生动描绘了这片山水的素朴之美，也再现了那儿的贫穷和与世隔绝，以及一个消亡中的村落群体和一套古老、传统的风俗体系，一如他最后的长篇之作《愿他们或可面对升起的太阳》。
与迈克尔·费瑞的鬼魂居于乔伊斯整篇故事的中心一样，在《乡下的葬礼》里，居于中心的是舅舅彼得的遗体，他的遗体，按照爱尔兰为死者守夜的传统习俗，摆放在他家小屋一个房间的床上，而在另一个房间，邻居们吃喝聊天，亦是习俗的一部分。“楼上的房间阒寂无声，人们在那儿守灵，遗体静静地躺着，敬畏于这最后的转变；而在楼下的房间，生命重新被唤起，比以往实际度过的漫长日月都更有声有色。”
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麦加恩把自古以来确立的东西与从都柏林前来参加舅舅葬礼的三兄弟间意气风发的心愿和情绪的转变，进行对比。他给这三兄弟注入巨大的能量，他们之间的冲突显得事关重大。但故事的暗流是土地本身，是那松软、饱含水分的土壤，是尚未改变也绝不会改变的东西。与这相似的正是死亡这一事实，他们的舅舅走完了一生，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墓地。小说的行文给人一种不加雕饰的隽永感，却亦有足够的韧性，能把生者日常所关切的事，提升至一种静态，一个适中而又得之不易的高度，那始终居于这则经典短篇的核心，而它的作者，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最杰出的小说家。
朝 鲜
“当时你也见过处决，是不是？”我问父亲，他一边划船一边讲了起来。一九一九年末他在一次伏击中被俘，那时他们正在蒙乔伊枪毙狱犯作为报复。他以为下一个轮到的将是他，因为几天后，他们把他挪到与监狱天井相邻的牢房。他能透过铁窗看见外面。那晚门上没有传来让他做好准备的叩击声，拂晓时，他看见两名他们决定枪毙的狱犯被押着走了出来：一个是三十出头的男子，另一个，还只是个男孩，十六七岁，正在嘤嘤哭泣。他们蒙上男孩的眼睛，但那名男子拒用眼罩。军官大吼了一声，男孩啪地立正，可那名男子却仍保持原来的姿势，嘴里正非常缓慢地嚼着什么。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
“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那名军官又大吼道。
男子缓缓地摇首。
“事到如今那样做有点太晚了。”他说。
军官接着命令他们开火，在齐射的枪声中，男孩撕开胸口的外衣，仿佛要把子弹拔出来似的，外衣的纽扣开始飞迸到空中，随后他脸向前扑倒在地。
另一个悄然地仰天倾侧：想必是因为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缘故。
男孩脸朝下躺着，军官用左轮手枪一枪解决了他，但对那名男子，他接连快速地开了五枪，仿佛在回报他没有立正的举动。
“几年后，当我在度蜜月时，那是五月，我们从萨顿十字区乘缆车上霍斯山。”我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支起桨休息，“我们坐在上层敞篷的木头座位上，四周有栏杆，使那好像一艘小船。大海在身下，到处是海的味道和盛开的荆豆花，后来我向下俯视，看见荆豆花的豆荚绽裂，那些豆荚向四面八方绽开的样子，宛如他动手撕裂外衣时的纽扣，令人骇然。我一整日都无法忘怀那幅画面。那一天就这么毁了。”
“奇怪，他们的手没有被绑起来吗？”我问他，他划着船，从黑色和红色的导航指示牌之间行过，河在那儿流入奥克珀特湖。
“我想那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士兵。”
“你认为，那个男孩立正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假如他遵守规则的话也许可以免受惩罚？”
“在我听来有点夸大其词。书念得太多才会这样说。”他不客气地说，我不响。毕竟听他谈论自己的人生对我而言是件新鲜事。以前，倘若我问起他那场战争，他会用手指抹过眼睛，仿佛在拂去一片蛛网似的，但这是我和他在河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那似乎让他有了启齿的欲望，想要在一切结束前袒露自己的心声。
我双手交替着一节节拉起钓线，线因有鱼上钩而阵阵抽动；钓线长两英里，每隔三码有一条铅线，上面系着一个钓钩。照捕捞许可证，我们可以下一千个钓钩，但我们实际用的更多。我们是最后靠这片淡水水域捕鱼为生的人。
在鳗鱼翻过舷侧掉入船内之际，我用刀子把它们割落下来，丢进铁丝笼，它们自身裹着油脂，在里面互相贴着滑动，嘴里含着弯折的鳗鱼钓钩。其他鱼——上钩的鲈鱼连同试图吞食它们却被卡住的狗鱼、欧鳊属淡水鱼、拟鲤——我将它们顺着船底板滑向船首。我们会在村里售卖这些鱼，或送人。没被鱼咬上的钓钩，我清洗干净，环绕木匣的边缘一排排插好。我让钓线落在匣子中央。经过一英里后，他换到船尾我的位置，由我划船。人们尚未起床，清晨的寒意和薄雾弥漫在河上。除了船桨划出的徐缓涟漪和缀着滴滴水珠的钓线拉进来时线上鱼儿的剧烈扭动外，河面的其他地方死寂无声，只有岸上偶尔哞哞的牛叫。
“过完这个夏天，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他问。
“没有。我会等着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答道。
“什么叫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的考试成绩。如果成绩好，我可以有选择。如果不好，就没有选择。只能有什么干什么。”
“你觉得那些选择会有多好？”
“我觉得都不错，但八字还没一撇，现在考虑也没用，是吧？”
“嗯。”他说，可他的脸上带有几分盘算的表情；这使我在划过最后一段钓线时对他心生警惕。
这一天的帷幕拉开了，远处农场的喧闹，河上的第一拨飞虫，到这时，我们已从宽叶香蒲丛里拉起大铁丝笼，倒出早晨捕到的鳗鱼，把笼子再次沉下去。
“明天我们可以够数拿去寄售了。”他说。
每个星期，我们都把活鳗鱼送去伦敦的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
“可假如，假如说即使你考得不错，你难道没有想过索性离开这个国家，去美国吗？”他说，他结结巴巴地思索措辞，在我沉下了捕鳗鱼的笼子、正用船桨当撑篙把船推出宽叶香蒲丛之际，淤泥泛出土黄色，升起在茎秆间。
“干吗去美国？”
“喔，那儿遍地是机会，不是吗？一个广阔的、不断拓展的国家。在这个弹丸之地没有前途。有的只是成天花钱喝黑啤酒的前途。”
我提防起这番大话。那并非出自他本人之口。
“谁来支付路费呢？”
“那个我们有办法。我们勉强总能凑出来。”
“你为什么要凑钱让我去美国呢，假如我可以在这儿找到工作的话？”
“我觉得我该给你一个我从未有过的机会。我为这个国家打过仗。可现在，他们连捕鱼许可证也要夺去。你好歹愿意考虑一下吗？”
“我会考虑的。”我答道。
那一整天，他在土豆地里平整垄脊，我则更换钓线上的钓钩和挖虫，既为是最后一次做而感神伤，又因明知不久将不用做这些事，这些东西几乎现在就可丢弃而觉无聊。离开的内疚涌上心头：我正在抛却他的生活去迎接我自己的生活，一个摇船的男人将逐步耗尽日益减少的捕鱼利润，甚至连他能否换到新的捕捞证都仍是个未知数。旅游局驳回了上一次的申请。他们说我们损害了游客垂钓淡水鱼这项活动的收益——每年夏天，来自利物浦和伯明翰的游客日渐增多，他们坐在河堤上铝制的折叠椅里，用鱼竿钓鱼。若不捕鱼，靠我们现有的田地几乎难以为生。
当我绕道去黑魆魆的厕所准备把蠕虫放到我们存放它们的黏土中时，我看见他探身隔着围墙在同牛贩子法雷尔聊天。法雷尔站在路上，靠着他自行车的横杆。我转入厕所，以为他们在讨论牛的价格，可正当我把蠕虫倒进盒子里时，“莫兰”一词传来，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谛听。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情绪激动。
“我知道。我听说了确切的总数。卢克死时他们拿到了一万美元。每个美国士兵都有人寿保险，保额高达一万美元。”
“我听说在迈克尔和萨姆服役期间，他们每人能使他们家一个月收到二百五十美元。”他继续说道。
“他们现在左也买牛右也买牛。”法雷尔的声音传来，我关上门，站在黑暗中，闻着大便和尿液的味道，还有爬行在一丁点黏土里的蠕虫热乎乎的肉味。
我所受到的冲击，和我日后当众出丑、自尊扫地、需要爬到厕所里反思时受到的冲击一样。
卢克·莫兰的遗体装在铅制的棺材里从朝鲜运来，伴着徐缓的葬礼钟声翻过石桥，后面跟着使馆的大轿车，灵柩上披覆着星条旗。在他们撒入泥土前，坟上响起致礼的枪声。几幅印着他勋章的照片，由一位武官呈送给他的家人。
他将筹措路费，我将在那儿应征入伍，在我服役期间每个月他将收到那么多钱，假如我死了，他能拿到一万美元。
在暗黑的厕所，夹在里面爬着蠕虫的盒子之间，在我们布下夜晚捕鳗鱼的钓线以前，我明白我的青春结束了。
我划船，他放出夜晚的钓线，他的手指给每个曲钩装饵的动作如此优美，似一气呵成。夜幕正从奥克珀特庄园的黑影向纳特利船库拉拢，蝙蝠在头顶做出丑陋的回旋，鸭子收拢了翅膀，蜿蜒地游入湖湾。
“你考虑过我说的去美国的事了吗？”他问，眼睛没有从钓钩和蠕虫盒上抬起。
“考虑过了。”
船桨往水里一沉，没有溅起水花，那个空穴静静地漾开，掠过他的身旁。
“那么，有没有决定要闯一闯？”
“不，我不打算去。”
“等你在这个白痴国家一事无成时可别说是我没有给你机会唷。你要自己承担后果。”
“我会自己承担后果。”我应道，并在沉默了良久后发问，“你年纪越来越大，有没有时常想起自己在战时和狱中度过的时光？”
“是的。但我不想谈那些。谈起处决，我的心永无安宁，那些该死的爆开到空中的纽扣，我想得最多的是，假如我曾为自己奋斗，而让这个白痴国家自生自灭，那么今天我的生活会好很多。我不想谈那个。”
我知道这一沉默定格成了永远，我默默地划船，直至他开口问道：“你认为，今晚会有大收获吗？”
“太风平浪静了。”我回答。
“除非夜里起风。”他焦虑地说。
“除非夜里有风。”我重复道。
船驶过平静的水面，钓线穿过他的指间从舷侧滑落，以前我从未感觉和他如此亲近，即使在他用肩膀驮着我凌驾于欢笑的人群之上去看乌尔斯特杯决赛时也没有。我密切注视他的每一个动作，仿佛我亦不得不让自己做好杀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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