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家高校的“专有”学科，迅速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综合大学乃至相当部分如财经大学、工商大学、农业大学以及师范、艺术类院校都设有的“常规”学科。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相继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有数百个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学点。全国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硕士授予点近百个，博士授予点17个，形成了从大专、本科，到硕士和博士层次齐全的办学格局。新闻专业本、专科的在校生人数至少接近10万人。
这样一种“显学”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新闻与传播的社会地位、角色、影响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意识到；另一方面是媒介行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为青年人提供了职业前景和想象。尽管与美国大约有14万在校学生学习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情形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是就中国国情而言，这种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面还是可能因为一种“泡沫”驱动而显得似乎有些过度。但是，超越传统的新闻学，将更加广义的媒介政治、媒介舆论、媒介文化、媒介艺术、媒介经济、媒介法规、媒介伦理纳入新闻与传播学科，将传播学理论以及各种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纳入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将人际传播、公共关系等纳入传播学视野，都证明了新闻与传播学的转向和扩展，也正是这种转向和扩展使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学科魅力。
对于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来说，缺少的不是热情、不是学生，甚至也不是职业市场，而是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教师，能够既与国际接轨又具国情适应性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既反映了学科传统又具有当代素养的教材。人力、物力、财力、知识力资源的匮乏，可以说，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向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新闻与传播学是否“有学”，是否具有学科的合理性，是由这个学科本身的“专业门槛”决定的。当任何学科的人都能够在不经过3~5年以上的专业系统学习，就可以成为本专业的专家、教师，甚至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当一名学生经过4～7年本科/硕士新闻与传播学科的专业学习以后，他从事传媒工作却并不能在专业素质上显示出与学习文学、外语、法律，甚至自然科学的学生具有明显差异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新闻与传播学的教育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专业建设，需要岁月的积累。所以，无论是来自原来新闻学领域的人，还是来自其他各种不同学科的人，我们都在为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积累着学科的基础。而在这些积累中，教材建设则是其中核心的基础之一。10年前，“南复旦、北人大”，作为原来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超级力量，曾经推出过各自的体系性的教材，后来北京广播学院也加入了传媒教育的领头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也相继引起关注，并陆续推出各种系列的或者散本的翻译或原编教材，一些非教育系统的出版社，如华夏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整合力量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教材。应该说，这些教材的出版，为全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比较、更多的借鉴。尽管目前可能还没有形成被大家公认的相对“权威”的教材系列，尽管许多教材还是大同小异，尽管相当部分教材似乎在观念、知识、方法以及教学方式的更新方面还不理想，但是这种自由竞争的局面为以后的教材整合和分工提供了基础。
由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为过去基本不涉足新闻与传播学教材的清华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种契机，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套相关的著作系列和教材系列。除“清华传播译丛”以外，教材方面目前已经陆续面世的包括“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以及原编系列的部分教材。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则是“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
本系列的原版本坚持从欧美国家大学使用的主流教材中选择，大多已经多次更新版本，有的被公认为本学科最“经典”的教材之一。其中一部分，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文原版，可以帮助读者进行中英文对照学习。这些教材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传播学基础理论和历史教材。这类教材我们选择的都是经过比较长时间考验的权威教材，有的如《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和《人类传播理论》（Stephen W. Littlejohn，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大众传媒研究导论》（Roger D. Wimmer & Joseph R. Dominick，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也是国内出版的有关媒介研究量化方法的少见的教材。我们还特别选择了一本由James Curran和Jean Seaton撰写的《英国新闻史》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弥补了国内欧洲新闻史方面的教材空白。
二、新闻与传播实务类教材。主要选择了一些具有鲜明特点和可操作性的教材，弥补国内教材的不足。例如《理解传媒经济学》（Gillian Doyle，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和《媒介学生用书》（Gill Branston & Roy Stafford， The Media Student’s Book）等。
三、新闻与传播前沿领域或者交叉领域的教材。例如《文化研究基础理论》（Jeff Lewis，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等。
这些教材中，有的比较普及、通俗，适合大学本科使用，特别是适合开设目前受到广泛欢迎的媒介通识课程使用，如《大众传播理论》（Stanley J. Baran & Dennis K. 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和《媒介素养》（W. James Potter，Media Literacy）；有的则可能专业程度比较高，更加适合高年级专业学生和研究生使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为了适应目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和需要，目前选择的书籍更偏向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而对传播学的其他分支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考虑国情的特殊性，新闻学教材也选择的比较少。当然，由于新闻与传媒本身所具备的相当特殊的本土性以及文化身份性、意识形态意义等，这些教材并非都适合作为我们骨干课程的主教材，但是至少它们都可以作为主要的辅助性教材使用。
人是通过镜像完成自我认识的，而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也需要这样的镜子来获得对自我的关照。希望这些译本能够成为一个台阶，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读者登高临远，建构我们自己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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