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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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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通俗易懂，可读性强。2、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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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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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家庭教育研究的现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家长行为应然状态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但这种研究较少顾及真实的使用场景，无法回答“为什么家长不能成为他们应该是的样子”这个问题，这种试图把家长塑造为完美至善的抽象人的做法，是缺乏人性，尤其是缺乏东方文化背景的事实性根基的；另一种是拿来主义，指导市场上目前所使用的实训工具方法大部分是“舶来品”。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家庭教育指导工具的标准化特征，更便于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操作，尤其这些指导工具涉及场景周全、步骤详尽、案例丰富，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这种过于标准化和工具化的家长训练方法，本质上正是对家庭个体自身交往模式及修复机制的漠视与不尊重。这种“直接拿来”、不经“本土化”实践检验的工具方法对我们自己问题的解决究竟能有多大意义呢？本书从成千上百个家庭教育指导的真实案例出发，力图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在传承中国式家风教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结合对西方亲子沟通工具本质属性及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等的理性反思，提出了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所需的“至简”要素——家庭教育“铁三角”理论模型。它立足于中国家长自身的人格特质、素养底蕴、文化品质，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基点，尝试避开西方家庭教育指导现代化模式的各类陷阱，为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让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在全球家庭教育指导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本书还使用了大量古今中外名人的成长传记和现实中的家庭教育咨询案例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既有助于对最终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和完善，也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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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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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6年6月、2013年12月分别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及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还曾于2017年至2018年在香港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学工作；长期以来从事教育政策、教育心理学、跨学科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历年来，已在《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教育科学》、《江苏高教》、《现代大学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等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2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4项（其中1项省级重点课题），在研省级课题3项（其中1项省级重点课题），曾于2018年获学校谷霁光人文社科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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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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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国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何以如此 / 001
第一节“父慈子孝”背后的双重标准 / 002
第二节控制型教养在现当代的表现 / 012
第三节不平等关系是如何合理化与合法化的 / 015
第四节控制型教养方式在当代的合理性基础及破解路径 / 018
第二章西方解决亲子冲突的“利器”有哪些 / 023
第一节溯源：西方亲子沟通工具产生的背景 / 024
第二节个性特征：风靡全球的西方亲子沟通工具 / 027
第三节共性特征：西方亲子沟通工具的魅力 / 038
第三章对西方亲子沟通的“利器”为何不能奉行“拿来主义” / 040
第一节西方亲子沟通工具的局限性 / 041
第二节西方儿童中心观的形成 / 045
第三节为何对西方亲子沟通工具不能奉行“拿来主义” / 049
第四章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教育“铁三角”理论模型 / 053
第一节爱非理性、不可教 / 054
第二节爱不是控制 / 058
第三节爱孩子的前提是爱自己 / 063
第四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慈严相济 / 065
第五节如何爱：榜样和边界 / 068
第五章“铁三角”理论模型经得起考验吗 / 077
第一节中国家庭养育案例的验证 / 078
第二节西方家庭养育案例的验证 / 093
第三节风靡市场的亲子沟通实训案例的验证 / 105
第六章“铁三角”理论模型是如何指导家庭亲子沟通的 / 115
第一节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出发点：为家长“赋能” / 116
第二节家庭教育指导师入场及准备 / 119
第三节家庭教育指导师入场全流程操作指南 / 125
第四节三种冲突场景一种干预对策 / 136
结语 / 149
参考文献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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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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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底，计划外的双胞胎诞生后，我们一家五口两女三男的格局就这么稳定下来了。1个姐姐加1对双胞胎弟弟，我们处在网传生娃“鄙视链”的底端。让“底端人民”聊以慰藉的是《正面管教》指出，当两个孩子年龄相差4岁或4岁以上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减少；因为年龄的差距让他们觉得彼此之间竞争会较少。［美］简·尼尔森.正面管教［M］.玉冰，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52.而我的女儿和她的两个弟弟正是相差4岁。所以，这是否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然，这是后话。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只有4年育女经验的我，其实是缺乏对这一切的觉察能力的，我只是单纯地基于自己在硕博阶段对教育学学术探究的理论基础以及近10年高校育人培养的工作经验，硬着头皮强行“上阵”。然而，严峻的现实一度让我狼狈不堪，更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抚养未成年人与我所熟识的对成年人群体的培养实在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人们应该保持对家庭教育专业的敬畏，对家庭教育这个领域秉持“空杯心态”，并愿意系统地对它展开深入的学习，这正是那几年我积累的心理经验。然而，当时囿于工作压力和孩子哺乳期的喂养责任，我并未展开什么特别的行动。它仍然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出现在2018年新春伊始。当时江西南大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陈建华老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这里急缺家庭教育指导师，你来吗？寥寥数语，没有寒暄和客套，我意识到：它来了！那段时间，我正好在香港大学做访学，有足够多连续的可以全心投入的时间，且香港大学的社工专业（香港高校社工专业里许多重要的社会工作就是家庭工作，它的工作职责主要是为家庭生活教育服务）独具特色，我一方面可以专注地把理论这块梳理一遍，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在地资源，积累一些经验性资料。那段时间是我目前为止感到*充实*自在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满是怀念。因为它是我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唯一一次回归校园、心无旁骛读书的经历。通常，我上午“泡”香港大学图书馆，下午爬香港大学背靠的太平山，有时会跟社工专业的博士生交流实习实践体验；当时深圳有个朋友正好在家庭教育领域创业，她也经常来香港跟我聊聊她的创业进展。正是从那时起，我一边为担任家庭教育指导师做准备，一边开始将相关理论知识应用于跟孩子的远程交流。2018年10月中旬，我在香港为期一年的访学工作顺利结束，我返回南昌大学工作岗位，同时开始在江西南大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从事家庭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一年。到2019年10月，我已经在陈老师那里带了差不多9届家庭教育指导学员，学员覆盖靖安县、莲塘县、南昌县、九江共青城、宜春市、南昌市等地区，累计上千名。我具体负责的是*具实操价值的“家庭教育咨询个案指导”模块的教学以及学员终期个案指导考核的督导工作。尽管时间不长，但上千个深入家庭一线的咨询督导案例对我的冲击是真实且强烈的。它让我在短期内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成就了我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自信。然而，正因为直面家庭教育指导一线，我也产生了另一种深刻的担忧。作为家庭养育中坚力量的父母，不仅被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及养育责任“围困”，而且面临被后辈赶超取代的职场压力，这就直接导致尽管社会普遍认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仍然只有在孩子出现明显的身心异常问题时，才开始寻求事后的咨询干预，而在此之前，家长很难对由习惯支配的养育方式做出重大改变。同时，家长在思想观念上也并未发生转变，许多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尤其认为孩子难管是社会普遍难题；部分家长受到社会短期行为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认为与其投资在自己身上等待漫长且不确定会发生的“反射弧”，不如直接投资到孩子身上。还有一个看似不起眼却不容忽视的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这是家事，家丑不可外扬。在家长迈出向外求助那一步之前，他们需要直面“我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知道怎样管教”的挫败感，而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令他们恐惧的，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市面上目前关于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父母效能方面的培训、课程、书籍、教师的质量良莠不齐。系统地学习这些会耗费家长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而且家长也缺乏基本的甄别能力——泥沙俱下的市场之中拥有太多未知的风险！另外一个值得严肃考究的问题是：我们在强调育儿知识重要性的同时，无法解释为何近现代历史中不乏老舍、李鸿章这些名人的母亲一样的人——尽管她们目不识丁，却培养出了相当优秀的子女。所以，对这些“高门槛”育儿理论知识的学习真的如它宣传的那样必要和重要吗？综上，中国的家庭教育市场有其特殊性要求。家长如何平衡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用“四两拨千斤”的方法来化解家庭教育中的冲突与矛盾，才是中国目前大多数家庭缓解养育焦虑所迫切需要的。以上，便是我出版本书的初心。总结起来，这个初心来源于我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体会。一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这个规律一定是简单的，因为所有复杂体系都需要用简单的规则去驱动。按照老子宇宙生成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哪怕是万物这样复杂的一个宇宙，也是由*早的“三”不断迭代出来的。所以，究竟什么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重要*基本的规律呢？只有找到了这个作为充分必要条件的规律，一个家庭才会真正注入生命和活力，而一旦“触发”开关被激活，这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会自动完成面对危机时的迭代和关系的自我修复。二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有其特殊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本土化工具，而不是一味地照搬西方那些看似“高大上”的风靡全球的工具。本土化工具从何而来？它需要我们追根溯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到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中，对“何以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家庭教养方式不是我们认为的样子”这些底层操作进行系统的思考。最终，在这两方面深刻体会的基础上，我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教育“铁三角”理论模型（以下简称“铁三角”理论模型）。简单来说，不以交换为前提的对孩子的爱、榜样和边界就是“铁三角”理论模型的三条边。有人可能会说，这未免太简单了吧？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大道至简、殊途同归。但是，在介绍“铁三角”理论模型的同时，我要梳理清楚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爱？什么是不以交换为前提的爱？溺爱（宠爱）和爱的边界是什么？爱和以尊重为名的放任自流的边界是什么？爱的方式与控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榜样是否意味着父母做不到的就一定不能要求孩子，这样的话是否会导致“一代不如一代”？有的家长明明做出了榜样，排除先天的遗传因素，为什么孩子就是不随家长？ “铁三角”理论模型中的三条边的关系是怎样的？仅靠这三条边就足够带动整个家庭关系的自我修复系统吗？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有多少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可以作为该模型的支撑？为什么“铁三角”理论模型能超越风靡西方的《父母效能训练》《正面管教》等亲子关系沟通工具，而不是自说自话呢？它是否没有实施的“门槛”限制，适用中国所有的家庭？它是仅停留在学理层面的一个假设模型，还是真的能针对问题状况频出的家庭给出实质性、可操作的解决策略？基于这些问题，我对整本书的叙述逻辑设计如下。Ⅳ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研究前言Ⅴ在第一章，我将系统地从历史文化与政策文本的双重视野出发，探寻中国父母倾向于控制型教养方式的根源。它具体包括控制型教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逐渐成为父母训练孩子社会化的*主要方式的，控制型教养方式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合理化与合法化的等内容。只有搞懂控制型教养方式生成的底层逻辑，让家长懂得自己这一疯狂的控制行为究竟从哪里来，才有可能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家长只有懂得，才能更多更好地接纳自己、接纳孩子。这也是本书与以往教科书式说教、一味苛责父母、试图用“骂醒”方式来促成父母改变的根本不同之处。我始终认为，否定过去并不能达成改变，而理解、接纳自己才是触发改变的起点——只有首先对自己宽容，才能觉察到那些不当行为，之后改变也会自然发生。在第二章，我以“履历名片”的方式，对目前风靡家庭教育市场的四项亲子沟通工具进行了精准“素描”，并对其做出评价。这一章主要介绍市面上已有的成熟的亲子沟通工具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它们的核心特征和方法策略、它们的适用范围、它们的共性特征，以及它们为什么具备自身的优势等内容。到了第三章，我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对西方亲子沟通的“利器”不能奉行“拿来主义”。为此，我将重点对这几项亲子沟通工具在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展开论述，尤其是对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和政策制度环境做出剖析，以便从底层逻辑上探寻西方亲子沟通工具在我国面临本土化冲突障碍的根源。在第四章，我在评述已有亲子沟通工具的基础上，抛出了“铁三角”理论模型。这一章会讲清楚“铁三角”理论模型是怎样来的，它的三条边究竟是什么、三条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构建家庭教育指导“铁律”的，它能用来做什么，它更适合什么样的家庭等。只有讲清楚“铁三角”理论模型的文化基础，才能为这个模型注入理论支撑的力量，所以，除了上述内容，我还会讲清楚“铁三角”理论模型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它的生命源头，它的包容性和张力的体现方式，它需要对传统家庭文化基因做出的改变和批判体现在哪里，以及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总而言之，正因为“铁三角”理论模型的本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溯源，但是又讲清楚了转型社会中可能需要做出的批判和改变，所以它具备了稳定的张力。在读完第三、四章之后，读者应该已经对“铁三角”理论模型有了足够多的认识和了解，但可能仍然对它心存疑虑。为进一步检验它的信效度，我将在第五章用它验证中外“比较轴”、古今“历史轴”上的名人名家的家庭教育策略，当然，为了保证并非低劣地“剪辑”而自说自话，我会以原文的方式完整地保留这些名人传记的叙说风格和叙述内容，读者可以看看他们的成长教育经历是否有“铁三角”理论模型的痕迹，是否能完整诠释“铁三角”理论模型的意蕴；不仅如此，我还将直接选用极具代表性的《正面管教》、李玫瑾教授的案例讲座等多个真实场景的实操步骤中所提到的工具方法，看看“铁三角”理论模型是否能对它们做出合理性证明。如果它们能“正好且完整”（有且只有）地证实“铁三角”理论模型的正确性，那么，就意味着“铁三角”理论模型能够提供自下而上的实例支撑。前述“铁三角”理论模型中三条边的不同排列组合呈现的三种情形，几乎能够对应家庭教育矛盾中的所有问题。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第六章，我会结合真实的一线案例来对应剖析三种情形下，如何运用“铁三角”理论模型来分析问题的症结，并运用“铁三角”理论模型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策略。如果读者已经掌握了“铁三角”理论模型的“铁律”，那么，在这一章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实践中考量如何把前面学到的“铁三角”理论模型运用于咨询指导；为此，我在这部分额外准备了家庭咨询方案的备课通用框架，以及家庭教育指导师入场全流程操作指南，也方便专业咨询指导师对照实施。总之，我希望这些既有趣又有启发性的场景案例练习，能够增强读者的自我察觉能力，让读者深入理解自己与父母/子女以及与其他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进行恰当的关系处理。我还要再次强调，“铁三角”理论模型的三条边对于任何一个专业的从事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心理咨询指导的人士而言都不陌生。可能会有专业人士反驳：你说这三个要素，我还能提四要素、五要素、六要素……它们对亲子关系的改善、家庭教育的指导而言都很重要。所以，“铁三角”理论模型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你固然可以在此基础上无限叠加，可是无论如何累积，这三个要素才是“三生万物”的初始代码，其他所有要素只是锦上添花，或者由它们衍生而来。*后，这本书从成型到付梓，离不开我身边所有亲朋好友的关心与帮助。感谢我的爱人廖常奇先生，他在我赴香港访学的那一年无条件给予我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尤其这些年来一直对我各种焦虑和任性进行隐忍和包容。谨以此书纪念我们14年来虽常分处两地却稳固的家庭婚姻生活。感谢我的三个孩子——沐辰、沐晗和沐昕。他们的降临触发了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并赋予我完成此书的力量。可以说，这本书完全是因他们而作，是在与他们交互学习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那些我未能陪伴他们的遗憾。Ⅵ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研究前言Ⅶ感谢我在香港访学期间认识的李薇老师，我曾打趣她拥有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绝学，专噬他人经年累积的内功，为其所用。那些我能坚持爬太平山的日子有一半是因为她的陪伴，当然这也让我们日后成为极有默契的朋友。她洞若观火的敏锐力以及迅速捕捉要点的传媒人的专业素养，让我与她每次的交谈都酣畅淋漓、意犹未尽，也让自己混沌的思绪越来越清晰。感谢香港大学的叶薇博士、李蓉晖博士，她们总是热心回应、耐心解答我的困惑，与她们交流总是让我感到轻松随意、简单直接。她们身上深刻的人格修养是那样纯粹，让我如沐春风。感谢曹书平女士，她独特的创业型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以及她在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的多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的自如和自信，深刻地感染了我，引发了我对于自己目前人生状态的再认识和反思。感谢陈建华女士，她给了我一窥家庭教育全貌的契机，如果当时不是为了教学而准备，我可能至今还在家庭教育的“门前”踟蹰，缺乏“推门”的勇气和决心。感谢我的同事杨琳老师，她长年扎根于心理咨询实战一线，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本书第六章有关家庭教育指导师如何运用“铁三角”理论模型指导亲子沟通的内容，经过了她认真细致的审核，她为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这让我的相关表述更加严谨，在逻辑内容的设计上也更加自洽。感谢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她们是2019级的刘疏影、2020级的李宁和2022级的欧阳平。她们在我过往咨询指导案例的整理、名人传记和历史政策文献的搜集梳理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体现出了她们的细心品质和专业素养。感谢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JY20108）的立项资助。小满小满，小得盈满，恰是人生*当时。尤其此书最终由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兜兜转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如果读者在家庭教育指导实践上仍需要协助，我发愿义务担任顾问，提供必要的理论咨询与实务指导，我的邮箱为pengjingwen@126.com。
目前国内家庭教育研究的现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家长行为应然状态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但这种研究较少顾及真实的使用场景，无法回答“为什么家长不能成为他们应该是的样子”这个问题，这种试图把家长塑造为完美至善的抽象人的做法，是缺乏人性，尤其是缺乏东方文化背景的事实性根基的；另一种是拿来主义，指导市场上目前所使用的实训工具方法大部分是“舶来品”。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家庭教育指导工具的标准化特征，更便于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操作，尤其这些指导工具涉及场景周全、步骤详尽、案例丰富，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这种过于标准化和工具化的家长训练方法，本质上正是对家庭个体自身交往模式及修复机制的漠视与不尊重。
这种“直接拿来”、不经“本土化”实践检验的工具方法对我们自己问题的解决究竟能有多大意义呢？
本书从成千上百个家庭教育指导的真实案例出发，力图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在传承中国式家风教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结合对西方亲子沟通工具本质属性及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等的理性反思，提出了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所需的“至简”要素——家庭教育“铁三角”理论模型。它立足于中国家长自身的人格特质、素养底蕴、文化品质，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基点，尝试避开西方家庭教育指导现代化模式的各类陷阱，为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让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在全球家庭教育指导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此，本书还使用了大量古今中外名人的成长传记和现实中的家庭教育咨询案例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既有助于对最终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和完善，也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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