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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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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通论》为中国政法大学通识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的专用教材，课程面向全体大一新生开设。本书以现有教学成果为基础，围绕“经邦治世”“文化信仰”“社会生活”三个维度，讲述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及其成因，揭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生生不已”的基本特点，彰显中华文明的发展持续性、文化整体性、文明包容性。本书吸收学界有关中华文明研究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沿成果，坚持面向未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化育人的关键作用，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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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世琴，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校通识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团队负责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著有《魏晋名士的风尚与规约》《魏晋南北朝文学对音乐的接受》等。
李京泽，艺术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校通识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团队负责人。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美育研究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视觉文化研究。著有《选择与失落——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希腊化艺术中的文化意识与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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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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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邦治世篇
章 战国历史巨变与《韩非子》法s势互补思想
一、韩非面对的社会现实
二、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三、法、s、势三者是怎样互补的
第二章 中国古代法律的秩序理念、规范体系与典型制度
一、古代法律与社会文明
二、中国古代 秩序中的法统
三、唐律五百条：规范技术、法律体系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统一
第三章 “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
一、皇权介入辞赋与梁园文学的“神仙不死”思想
二、“皇权”与“不死”的结晶———“梁园文学”
三、披着“皇权”圣衣的“黄老”：“梁园文学”之“不死”观念与黄老之关系
四、“梁园文学”的确立及其文学史意义
第四章 碑刻与中华文明
一、全球文明视野中的中国碑刻
二、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
三、中国金石学传统的借鉴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与外来文明
一、“丝绸之路”的内涵
二、粟特在丝路上的活动
三、粟特转输的外来文明
第六章 衣饰文明与中国社会变迁
一、传统社会中衣服的功能
二、衣冠之治
三、衣冠之治的解体
文化信仰篇
第七章 重拾中国文化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一、文字与中国文化
二、正读文明
三、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研究
四、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第八章 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突破传统视角理解信仰传统
一、“活的”传统与时代
二、道教信仰的文化形象
三、中国语境中的信仰形态
四、品读信仰：同情的视角
第九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
一、时空中的佛陀和进入中国的佛教
二、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特质
三、佛教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十章 中国传统婚姻与家庭述论
一、多样的围城：婚姻形态的变与常
二、牵手与放手：婚姻的选择与解除
三、孝顺的底色：家国同构下的孝与忠
四、名节的残梦：贞顺与再嫁
五、垂训的价值： 弟子的教与养
社会生活篇
第十一章 变幻的光影
——民国电影的历史观察
一、从电影特性观察电影
二、从空间维度观察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三、从时间维度观察电影在中国的发展
四、从社会面观察电影检查制度
第十二章 山水有清音
——中国古代的自然审美观与山水诗鉴赏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自然审美观
二、东晋南朝时期审美型山水诗的兴起
三、盛唐时期山水诗创作的繁荣
四、宋代山水诗的新风貌：山水明理
第十三章 《文心雕龙》导读
一、《文心雕龙》概述：基本情况及历史地位
二、《文心雕龙》之作者：作者生平及创作动机
三、《文心雕龙》之特点分析
第十四章 从“物象”到“心像”
——浅谈中国元代山水画之变
一、山水画的起源与中国传统对艺术的认识
二、隋唐山水画：山水画的形成期
三、五代至北宋山水画：“度物象而取其真”
四、南宋山水画布局变化和“主观性意象”的强调
五、元代山水画的转型：文人画与“心像”
第十五章 汉唐美术赏读
一、汉代美术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
三、隋唐美术
第十六章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一、儒道释7与隐逸文化的精神内核
二、日常生活与隐逸文化的表现
三、内外交养，下学上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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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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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子》中，法、术、势三者处在循环互补的关系中。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要想提高法治的效率，避免法律被人利用，成为挖国家墙脚的异己力量，就必须做好吏治工作，而要做好吏治工作，就少不了术治。术治不能单独使用，如果把注意力都放在整治官员上面，放弃了法治，那么国家就会混乱，吏治也就无法真正做好，即使取得了些许成绩，也会付诸东流。此外，不论是法治还是术治，都离不开势治的保障作用；而势也需要法、术的维护。抱法处势，就是普通君主保证国家治理顺利实现的根本办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法、术、势三者为什么能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呢？它们在理论上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有没有什么内在的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三者都有法的义涵。古代中国的法被称作“刑名”，术称“形名”（或者叫“正名”），势称“名分”，三者都是名，名就有法的意义。法自不待言；术中制度化的行政管理方法，就是法；势所有的“分势不二”精神，体现了明确的所有权原则，毫无疑问属于法的范畴。
其次，三者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韩非子》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君无术则弊（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一》）冯友兰先生所谓“韩非以为法术势三者，皆帝王之具”（《中国哲学史》卷上）的观点应该是有道理的。
再从理论上说，三者各自都有与其他两者相同的属性。
先看法。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立法是君主的分内之事，是他的权力，也就是他的势；整顿吏治也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所以术治在本质上具有法的属性。可见，韩非所说的法，是潜藏着势和术的。
接着看术。术里面的选官、考绩内容，就是法治；其中的独断是君主权力的必然要求，君主的权力要求君主独断，这是君主分内之事，也就是君主的势。可见，韩非所说的术，也是潜藏着法和势的。
再看势。君主的势，就是他的地位和权力，这是法赋予他的，所谓“分势不二”就是证明。势赋予君主因时制宜以立法的权力，也赋予君主因时制宜采用术治手段的权力。可见，韩非所谓的势，也是潜藏着法和术的。
法、术、势三者中的任何一项都潜藏着其他两项的内容，也就是说三者有着相同的构成要素，它们能够结合起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同时，三者又分别有着各自的侧重，法治理国家，术整顿吏治，势维护君权，面对着以“上下一日百战”为特征的战国法治改革的严峻形势，法、术、势的互补与结合的确不失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它能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法治新传统的核心内容，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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