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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之秦汉风云

書城自編碼: 391415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熊逸 著 得到图书 出品
國際書號(ISBN): 9787513353175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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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两年,经住了市场和读者口碑的双重考验。《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一辑上市两年,销量近八万套;第二辑上市一年,销量近四万套,两辑的豆瓣评分都在9分以上。前两辑没读?没关系,第三辑才是正片。第三辑讲述秦亡汉兴的精彩历史,其中有你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胡亥、赵高、李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韩信等)、历史事件(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鸿门宴、霸王别姬等)。跟随熊逸老师的脚步,用不一样的视角,把你最熟悉的这段历史重走一遍。延续第一辑、第二辑的写作风格,以260个问题为抓手,用“串讲”的方式解读经典。作者调用几十年积累的知识储备,结合最新的学术进展和考古发现,提出问题,大胆质疑。这套书的视野可能比司马光本人更开阔,而你也可以站在作者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过去与未来。作者本人就是这套书最有力的名片。熊逸老师堪称奇人,为人低调,隐于市而专心著书,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他在得到App开设的《熊逸书院》《熊逸说苏轼》等10门课程,超60万人加入学习,每门课都广受好评。已经出版多部作品,如《王阳明》《春秋大义》等,豆瓣评分几乎都在8.0以上。特别的装帧,值得珍藏。
內容簡介: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读懂它?《资治通鉴熊逸版》给出了答案。这是一项跨越数年的“读史大工程”,作者熊逸用“串讲”的方式,为读者逐字逐句解读《资治通鉴》。他的解读并不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从中生发出对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立体化的剖析,力求解读出现代人的大历史观。
这项大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三辑,内容涵盖《资治通鉴》秦纪三,以及汉纪一至汉纪六,以260个问题为抓手,带你领略秦亡汉兴的恢宏历史。
这可能是你最熟悉的一段历史:
一位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胡亥、赵高、李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韩信、萧何、张良……
一桩桩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应接不暇: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鸿门宴、霸王别姬……
一个个亟须追寻的历史真相等待你去探索:陈胜是怎么走向失败的?杀机四伏的鸿门宴是怎么发生的?汉朝外戚干政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现在,请你跟随熊逸老师的脚步,了解历史的发生,理解历史的发展,最终学会运用历史的思维。
關於作者:
学贯中西的思想隐士,著作等身的文史作家,坚持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解剖中国传统文化。
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开设有《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熊逸书院》《熊逸说苏轼·30讲》《熊逸讲莎士比亚》《熊逸·唐诗必修50讲》等课程。
著有《熊逸说经典》《春秋大义》《周易江湖》《孟子他说》《逍遥游》等多部畅销书。
內容試閱
在审慎与豁达之间走进历史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开始了。
前两辑的内容,结束了一段完整的战国史,看秦始皇如何缔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郡县制帝国,又如何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结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偌大一个秦帝国,忽然在极盛时期土崩瓦解,传国仅二世,历时14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当时应该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一辑,我们将要走进秦亡汉兴的历史。

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化弄人的时代。在一系列复仇、夺权和浑水摸鱼的事业背后,是一场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新算法与旧算法的斗争。
在当时,通过一场大革命来推翻一个新兴的统一帝国,恢复到诸王分治的旧制度,几乎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景。在这样一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纠缠里,旧制度通过一场大革命,吞噬了新兴的统一帝国。然而成功来得太短暂,被种种回忆所辛苦镀金出来的旧制度,竟然在转眼之间凋谢、干枯、飘散,任由失败者的幽灵李代桃僵,成为最后的赢家,从此“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是一场奇异的转变,是整个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它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必将与西方世界判然二途。
所以,我们理解中国,最要着力去理解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进入《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之前,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一部书和一个人:书是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人是赵国名将李齐。我猜,这本书和这个人,你可能都相当陌生。
这一部书和一个人会不断提醒我们,哪怕再合情合理、无可辩驳的推论,也只是推论,并不等于史实;在古代史领域里,哪怕所有已知条件尽在我手,我们仍然会错失一些其实不可或缺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所以为的全景、全貌,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而已。

一本书:《庄老通辨》
《庄老通辨》是钱穆先生在1923年至1957年间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述《老子》的成书晚于《庄子·内篇》。这样的结论虽然十分颠覆常识,但钱穆先生以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将考据做得细腻而典雅,汪洋而雄辩,很难不让读者服气。
但是,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800多枚竹简重见天日,《老子》一书赫然在列,虽然它的内容和传世本有不小的差异,但显然可以铁证如山地推翻《庄老通辨》的结论。
华夏古史,总有一种“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感觉,虽然我们不该被那些太过有限的史料制约住磅礴汹涌的想象力,因为这会彻底扼杀读史的趣味性和启发性,但保持审慎的理智也十分有必要:基于史料的推测并不等于史实本身。一切推测,哪怕看上去已经足以取信于人,也仅仅是推测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将来新出土的材料颠覆。
《资治通鉴》梳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剪裁对象是《史记》和《汉书》。严格来说,《汉书》的相关记载也只能算是二手材料,因为其史源依然是《史记》。今天虽然有若干新出土的材料是司马光所未见的,但我们能够参照的典籍,并不比司马光当时所能参照的多出几许。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史记》没讲清楚的问题,《资治通鉴》照样讲不清楚。今天我们也只能破解其中的极少数谜题,对于绝大多数难解的事件,要么疑者传疑,悬置不论,要么凭借过于有限的史料,做出尽可能合乎情理但显然凭据不足的推测。
但是,古史材料的有限性,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全部材料都已经尽收眼底,每位读者在最大限度上可以获取的,其实都是同样数量的已知条件,至于如何组合这些已知条件,从中生发出自己的理解,形成对自己有益的启发,这一切各凭造化。不像明清以后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横跨多种语言、多种立场、多种维度,实在让人无从下手。而如果踏入近现代史阶段,更要苦等不同国家所设置的档案解密的遥远期限。因此,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给自己的研究框定一个狭窄的范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这层意义来说,真的很庆幸《资治通鉴》果断结束在了五代十国。

一个人:名将李齐
“李齐”这个名字,你很可能从没听说过,即便是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率也不记得李齐是何许人也。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李齐的名字和事迹,在秦亡到汉兴的历史书写中从未曾出现过。直到汉朝经历了好几任执政者,在汉文帝出场的时候,才借汉文帝之口,转述了一点点关于李齐的久远传说。
这段内容出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主角是冯唐。冯唐的祖父是赵国人,后来冯唐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居代郡。汉朝兴起后,全家再次搬迁到了长安附近的安陵县。冯唐在当时以孝道闻名天下,进入宫廷做官,侍奉汉文帝。汉文帝初次见到冯唐,攀谈了几句,发现彼此还论得上半个老乡。汉文帝做皇子的时候,被封为代王,封地正好就是冯唐的老家。
老乡见老乡,汉文帝触绪伤怀,回忆起当年做代王的时候,有一名侍奉自己饮食的官员名叫高袪,每每向自己讲述当年赵国将军李齐在巨鹿城的英勇战绩,令人心荡神驰,以至于如今虽然离开了代郡,入驻首都长安当了皇帝,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李齐在巨鹿之战当中的英姿伟貌。汉文帝向冯唐打听:“您了解这位家乡的英雄吗?”
冯唐答道:“作为将领,李齐其实比不上廉颇和李牧。”
廉颇和李牧都是战国后期的赵国名将。据冯唐说,自己的祖父曾在赵国为将,和李牧有很深的交情;父亲做过代相,和李齐有很深的交情,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为人。接下来的话题就转到廉颇和李牧身上了。
在所有史料中,关于李齐的记载只有这一点内容。推算起来,李齐并不是战国年间的赵国将领,而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在赵国的复国运动中效力于赵王歇的赵国将领,而他表现出色,让高袪津津乐道的那一场大战,就是秦汉之际鼎鼎大名的巨鹿之战。
但今天我们了解的巨鹿之战,最耀眼处只有项羽的破釜沉舟,以及与项羽形成鲜明对比反差的诸侯军队作壁上观。而在赵国阵营里,赵王歇和张耳苦守巨鹿城,陈馀和张耳之子张敖则在巨鹿城外的安全地带,和诸侯援军一道作壁上观。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李齐当时应该就在巨鹿城内,在弹尽粮绝之下,抵抗着秦军几十万重兵的围攻。但李齐的守城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其间发生过怎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以至于让高袪推崇备至,我们不得而知。
如此一位大有资格“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袪的只言片语,就会在历史中彻底隐身。这就是古代史,我们所有的已知条件通通加起来,也只是少数历史人物残缺不全且不可避免地饱含偏见的回忆,以及在历史档案被简化到失去灵魂的粗略记载。
假如当时反秦事业的赢家是赵国而不是楚国,假如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赵国一系而不是楚国一系,假如高袪担任史官,或者和司马迁有过深度的人生交集,那么李齐的事迹就很有可能会被大书特书,巨鹿之战也很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吧。
但假设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只是幻想。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李齐那样,被历史记忆边缘化,轰轰烈烈的人生消隐于所有人的视野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人,最终却被历史选择了忘怀。
但是,这难道不正是历史学最深刻的魅力所在吗——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在血脉与超然之间,在科学性与诗性之间。
借用叶芝的一句诗作为收尾:“山坡的青草/只会留下/野兔躺过的压痕。”(Because the mountain grass/Cannot but keep the form/Where the mountain hare has lain.)
我是熊逸,在《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再次全力以赴,和你一同走进历史。

086 杀机四伏的鸿门宴是怎么发生的

刘项相会
原文: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

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一百多名骑手来鸿门拜访项羽。刘邦用极其诚恳的态度说,大家都是好战友,在反秦大业中勠力同心,只因为分工不同,自己才捡了一个便宜,偶然间入关破秦。革命战友能在敌人的老巢胜利会师,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只因为有小人挑拨,这才造成了误会。
项羽昨晚在项伯的开导之下已经消了气,如今经刘邦这么一解释,大概连内心深处的最后一点芥蒂都化解了,当即回应刘邦说:“都是你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来挑唆的,否则我哪能做到这种地步呢?”
项羽的心情可以理解,曹无伤这种是非小人,人人得而诛之。而且,项羽并不是一介莽夫,既然把话说到了这一步,出卖了曹无伤,就说明他真的决定和刘邦冰释前嫌。那就喝喝酒,聊聊天,让往事随风好了。项羽留刘邦喝酒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礼仪,在当时的局面下也特别合情合理。
入席之后,范增一再给项羽使眼色,敦促项羽借这个机会除掉刘邦,以绝后患,但项羽始终假装没看见。鸿门宴的凶险,到这里终于显露了出来。
事实上,在入席之前,还有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被《资治通鉴》删掉了。据《史记》记载,参加会饮的一共有五个人,项羽和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史记·项羽本纪》)

座次问题
所谓“东向坐”,并不是说坐在东边的位置,而是坐在西边的位置,面向东。当时的生活习惯是席地而坐,每个人面前摆一张几案,酒食摆在几案上,实行分餐制。在场的五个人围坐成一个四方形,但什么人坐在什么方位,显然不是随便安排的,否则也不会被司马迁不厌其烦地记录在案。
这种坐席安排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古人的坐席方位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系统,南北向是我们最熟悉的,天子坐北朝南,臣子则相反,所谓“北面事君”,就是面朝北,背朝南;东西向通常用于主宾关系,主人在东边的位置,面朝西,宾客相反,在西边的位置,面朝东。第二辑[ 详见《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二辑)第182讲。]讲过赵孝成王以主客之礼款待信陵君,以主人的姿态请信陵君登西阶,自己则登东阶,也叫阼阶。这一东一西,齐头并进,相对行礼,正是分庭抗礼的体现。
鸿门宴的座次问题,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路径。一是会饮在项羽的军营里举行,项羽身为主人,待客之道应当是自己坐在东边的位置,面朝西,实际上他坐反了,坐到了贵宾席上,说明项羽倨傲无礼,存心压刘邦一头;二是项羽默认刘邦平定关中的功劳,关中之地是刘邦的地盘,自己入关之后,刘邦才是东道主,理应由刘邦尽地主之谊。
无论哪一种理解,都说得通,也都不是很能说通。其中还有一些不合情理的细节,比如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这个称呼相当于“二爸”,他又是一位古稀老人,在军中的职位仅次于项羽,为什么要被安排南向坐?张良西向侍,坐在主人的方位,身份却只是“侍”,也就是说,刘邦是主宾,张良只是陪客。
司马迁这么详细地记录鸿门宴上的席位安排,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只不过我们已经无从索解了。不知司马光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缘故,在《资治通鉴》里删掉了这段内容。
宋朝学者赵彦卫搜罗了《史记》中的各种座次记载,得出一个统计性的结论:“《史记》以东向为尊。”(《云麓漫钞·卷二)明朝学者黄淳耀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基本结论和赵彦卫一致,他还为鸿门宴的座次安排推演出了一个更细腻的重要性排名:项羽和项伯为首,其次是范增,再其次是刘邦。(《陶庵全集·卷四》)无论各位学者的意见是对是错,至少说明这件事在古人眼里,也是一个需要花费不少考据工夫才敢下结论的棘手问题。
也有人另辟蹊径,清朝学者阎若璩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每个人的座次,当然不是闲话,而是为下文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做好铺垫,否则,读者就很难理解当时项庄准备行刺时,项伯是怎样“以身庇沛公”,在不动声色中庇护刘邦的。(《潜邱札记·卷一》)

项庄舞剑
原文:
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五个人各就各位,喝酒聊天。范增接连三次对项羽举起身上佩戴的玉玦,“玦”和“决”谐音,暗示项羽早下决断。项羽不吱声,假装没看见。范增忍不住了,起身离席,叫来项羽的堂弟项庄,指示说:“咱们君王狠不下心,只能你上了。你去给刘邦敬酒,等敬完了酒,就提议舞剑助兴,找机会刺杀刘邦。否则,只要刘邦活着,你们这些人将来都会沦为他的阶下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项伯看出了项庄的意图,但并不说破,只是陪项庄一道舞剑,用自己的身体遮挡刘邦,不给项庄行刺的机会。
范增将项羽不杀刘邦解读为性格问题,认为项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囿于人情,狠不下心。但在范增那番话中,真正值得留意的重点,其实是对项羽的称呼——不称“将军”,而称“君王”。要知道,现在项羽的身份在楚国是上将军,这是楚怀王正式册封的;在合纵联盟中是诸侯上将军,这是各国联合推举的。范增也是楚国大将,是项羽的副手,范增的“君王”只能是楚怀王,而不可能是项羽。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就意味着在项羽的核心小团体里,大家已经把项羽当成主君,甚至是未来的天子了,所以有天子气傍身的刘邦才会成为项羽最大的威胁。

斗酒彘肩
原文: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在史料的描述里,张良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范增和项庄的杀意。张良赶紧想办法,也像范增一样出去找人。刘邦和张良来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人,樊哙就在其中。张良找到樊哙,三言两语说明当下的危急情况:“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出处。樊哙迅速做出判断:火烧眉毛,顾不了那么多了。
于是,樊哙“带剑拥盾”,用盾牌撞翻卫兵,直接闯进了项羽的大帐,向西站着,和项羽对视,头发向上竖着,眼眶都要瞪裂了,一副舍身拼命的架势。《史记》在这里的描写非常生动,原文是“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资治通鉴》把“披帷西向立”改成了“披帷立”,因为前文把座次记载删掉了,没有了项羽“东向坐”这个铺垫,那么樊哙的“西向立”也就没了着落。

原文:
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

项羽先是有点吃惊,经过张良的引荐之后,很欣赏樊哙的壮士气概,赐给他一斗酒,一只生猪腿。樊哙来者不拒,把盾牌铺在地上,把生猪腿放在盾牌上,用剑切下生肉来直接吃了。这段内容给后世留下了“斗酒彘肩”这个成语,用来形容英雄气概。南宋年间,辛弃疾向刘过发出邀请,刘过虽然无法成行,但为了答谢辛弃疾的盛情,就模仿辛弃疾的词风,填了一首《沁园春》词,劈头就是“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这首词是豪放派里的名篇,经常出现在宋词选本里。

原文:
项羽曰:“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樊哙表达的意思,其实没有半点新意,刘邦和项伯早就说过了。但是,同样的话,从粗人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一样,透着十二分的诚恳。
樊哙的身份很适合表达两个刘邦本人不方便讲的意思,一是重申怀王之约,二是点破刘邦当下所面临的性命之忧。樊哙最后是这么说的:“以沛公这等程度的劳苦功高,非但没有封侯之赏,您反而听信谗言要杀功臣,这和刚刚灭亡的秦朝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大王您不该这样做。”
樊哙洋洋洒洒,说了好一番话,而项羽的回应只有一个字:“坐。”樊哙就这样挨着张良落座。过不多时,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就把樊哙叫出去了。而刘邦这一离席,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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