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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亟须追寻的历史真相等待你去探索：陈胜是怎么走向失败的？杀机四伏的鸿门宴是怎么发生的？汉朝外戚干政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现在，请你跟随熊逸老师的脚步，了解历史的发生，理解历史的发展，最终学会运用历史的思维。 關於作者： 学贯中西的思想隐士，著作等身的文史作家，坚持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解剖中国传统文化。 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开设有《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熊逸书院》《熊逸说苏轼·30讲》《熊逸讲莎士比亚》《熊逸·唐诗必修50讲》等课程。 著有《熊逸说经典》《春秋大义》《周易江湖》《孟子他说》《逍遥游》等多部畅销书。 內容試閱： 在审慎与豁达之间走进历史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开始了。 前两辑的内容，结束了一段完整的战国史，看秦始皇如何缔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郡县制帝国，又如何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结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偌大一个秦帝国，忽然在极盛时期土崩瓦解，传国仅二世，历时14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当时应该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一辑，我们将要走进秦亡汉兴的历史。 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化弄人的时代。在一系列复仇、夺权和浑水摸鱼的事业背后，是一场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新算法与旧算法的斗争。 在当时，通过一场大革命来推翻一个新兴的统一帝国，恢复到诸王分治的旧制度，几乎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景。在这样一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纠缠里，旧制度通过一场大革命，吞噬了新兴的统一帝国。然而成功来得太短暂，被种种回忆所辛苦镀金出来的旧制度，竟然在转眼之间凋谢、干枯、飘散，任由失败者的幽灵李代桃僵，成为最后的赢家，从此“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是一场奇异的转变，是整个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它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必将与西方世界判然二途。 所以，我们理解中国，最要着力去理解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进入《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之前，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一部书和一个人：书是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人是赵国名将李齐。我猜，这本书和这个人，你可能都相当陌生。 这一部书和一个人会不断提醒我们，哪怕再合情合理、无可辩驳的推论，也只是推论，并不等于史实；在古代史领域里，哪怕所有已知条件尽在我手，我们仍然会错失一些其实不可或缺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所以为的全景、全貌，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而已。 一本书：《庄老通辨》 《庄老通辨》是钱穆先生在1923年至1957年间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述《老子》的成书晚于《庄子·内篇》。这样的结论虽然十分颠覆常识，但钱穆先生以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将考据做得细腻而典雅，汪洋而雄辩，很难不让读者服气。 但是，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800多枚竹简重见天日，《老子》一书赫然在列，虽然它的内容和传世本有不小的差异，但显然可以铁证如山地推翻《庄老通辨》的结论。 华夏古史，总有一种“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感觉，虽然我们不该被那些太过有限的史料制约住磅礴汹涌的想象力，因为这会彻底扼杀读史的趣味性和启发性，但保持审慎的理智也十分有必要：基于史料的推测并不等于史实本身。一切推测，哪怕看上去已经足以取信于人，也仅仅是推测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将来新出土的材料颠覆。 《资治通鉴》梳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剪裁对象是《史记》和《汉书》。严格来说，《汉书》的相关记载也只能算是二手材料，因为其史源依然是《史记》。今天虽然有若干新出土的材料是司马光所未见的，但我们能够参照的典籍，并不比司马光当时所能参照的多出几许。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史记》没讲清楚的问题，《资治通鉴》照样讲不清楚。今天我们也只能破解其中的极少数谜题，对于绝大多数难解的事件，要么疑者传疑，悬置不论，要么凭借过于有限的史料，做出尽可能合乎情理但显然凭据不足的推测。 但是，古史材料的有限性，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全部材料都已经尽收眼底，每位读者在最大限度上可以获取的，其实都是同样数量的已知条件，至于如何组合这些已知条件，从中生发出自己的理解，形成对自己有益的启发，这一切各凭造化。不像明清以后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横跨多种语言、多种立场、多种维度，实在让人无从下手。而如果踏入近现代史阶段，更要苦等不同国家所设置的档案解密的遥远期限。因此，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给自己的研究框定一个狭窄的范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这层意义来说，真的很庆幸《资治通鉴》果断结束在了五代十国。 一个人：名将李齐 “李齐”这个名字，你很可能从没听说过，即便是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率也不记得李齐是何许人也。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李齐的名字和事迹，在秦亡到汉兴的历史书写中从未曾出现过。直到汉朝经历了好几任执政者，在汉文帝出场的时候，才借汉文帝之口，转述了一点点关于李齐的久远传说。 这段内容出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主角是冯唐。冯唐的祖父是赵国人，后来冯唐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居代郡。汉朝兴起后，全家再次搬迁到了长安附近的安陵县。冯唐在当时以孝道闻名天下，进入宫廷做官，侍奉汉文帝。汉文帝初次见到冯唐，攀谈了几句，发现彼此还论得上半个老乡。汉文帝做皇子的时候，被封为代王，封地正好就是冯唐的老家。 老乡见老乡，汉文帝触绪伤怀，回忆起当年做代王的时候，有一名侍奉自己饮食的官员名叫高袪，每每向自己讲述当年赵国将军李齐在巨鹿城的英勇战绩，令人心荡神驰，以至于如今虽然离开了代郡，入驻首都长安当了皇帝，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李齐在巨鹿之战当中的英姿伟貌。汉文帝向冯唐打听：“您了解这位家乡的英雄吗？” 冯唐答道：“作为将领，李齐其实比不上廉颇和李牧。” 廉颇和李牧都是战国后期的赵国名将。据冯唐说，自己的祖父曾在赵国为将，和李牧有很深的交情；父亲做过代相，和李齐有很深的交情，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为人。接下来的话题就转到廉颇和李牧身上了。 在所有史料中，关于李齐的记载只有这一点内容。推算起来，李齐并不是战国年间的赵国将领，而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在赵国的复国运动中效力于赵王歇的赵国将领，而他表现出色，让高袪津津乐道的那一场大战，就是秦汉之际鼎鼎大名的巨鹿之战。 但今天我们了解的巨鹿之战，最耀眼处只有项羽的破釜沉舟，以及与项羽形成鲜明对比反差的诸侯军队作壁上观。而在赵国阵营里，赵王歇和张耳苦守巨鹿城，陈馀和张耳之子张敖则在巨鹿城外的安全地带，和诸侯援军一道作壁上观。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李齐当时应该就在巨鹿城内，在弹尽粮绝之下，抵抗着秦军几十万重兵的围攻。但李齐的守城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其间发生过怎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以至于让高袪推崇备至，我们不得而知。 如此一位大有资格“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袪的只言片语，就会在历史中彻底隐身。这就是古代史，我们所有的已知条件通通加起来，也只是少数历史人物残缺不全且不可避免地饱含偏见的回忆，以及在历史档案被简化到失去灵魂的粗略记载。 假如当时反秦事业的赢家是赵国而不是楚国，假如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赵国一系而不是楚国一系，假如高袪担任史官，或者和司马迁有过深度的人生交集，那么李齐的事迹就很有可能会被大书特书，巨鹿之战也很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吧。 但假设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只是幻想。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李齐那样，被历史记忆边缘化，轰轰烈烈的人生消隐于所有人的视野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人，最终却被历史选择了忘怀。 但是，这难道不正是历史学最深刻的魅力所在吗——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在血脉与超然之间，在科学性与诗性之间。 借用叶芝的一句诗作为收尾：“山坡的青草/只会留下/野兔躺过的压痕。”（Because the mountain grass/Cannot but keep the form/Where the mountain hare has lain.） 我是熊逸，在《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再次全力以赴，和你一同走进历史。 086 杀机四伏的鸿门宴是怎么发生的 刘项相会 原文：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 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一百多名骑手来鸿门拜访项羽。刘邦用极其诚恳的态度说，大家都是好战友，在反秦大业中勠力同心，只因为分工不同，自己才捡了一个便宜，偶然间入关破秦。革命战友能在敌人的老巢胜利会师，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只因为有小人挑拨，这才造成了误会。 项羽昨晚在项伯的开导之下已经消了气，如今经刘邦这么一解释，大概连内心深处的最后一点芥蒂都化解了，当即回应刘邦说：“都是你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来挑唆的，否则我哪能做到这种地步呢？” 项羽的心情可以理解，曹无伤这种是非小人，人人得而诛之。而且，项羽并不是一介莽夫，既然把话说到了这一步，出卖了曹无伤，就说明他真的决定和刘邦冰释前嫌。那就喝喝酒，聊聊天，让往事随风好了。项羽留刘邦喝酒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礼仪，在当时的局面下也特别合情合理。 入席之后，范增一再给项羽使眼色，敦促项羽借这个机会除掉刘邦，以绝后患，但项羽始终假装没看见。鸿门宴的凶险，到这里终于显露了出来。 事实上，在入席之前，还有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被《资治通鉴》删掉了。据《史记》记载，参加会饮的一共有五个人，项羽和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史记·项羽本纪》） 座次问题 所谓“东向坐”，并不是说坐在东边的位置，而是坐在西边的位置，面向东。当时的生活习惯是席地而坐，每个人面前摆一张几案，酒食摆在几案上，实行分餐制。在场的五个人围坐成一个四方形，但什么人坐在什么方位，显然不是随便安排的，否则也不会被司马迁不厌其烦地记录在案。 这种坐席安排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古人的坐席方位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系统，南北向是我们最熟悉的，天子坐北朝南，臣子则相反，所谓“北面事君”，就是面朝北，背朝南；东西向通常用于主宾关系，主人在东边的位置，面朝西，宾客相反，在西边的位置，面朝东。第二辑[ 详见《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二辑）第182讲。]讲过赵孝成王以主客之礼款待信陵君，以主人的姿态请信陵君登西阶，自己则登东阶，也叫阼阶。这一东一西，齐头并进，相对行礼，正是分庭抗礼的体现。 鸿门宴的座次问题，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路径。一是会饮在项羽的军营里举行，项羽身为主人，待客之道应当是自己坐在东边的位置，面朝西，实际上他坐反了，坐到了贵宾席上，说明项羽倨傲无礼，存心压刘邦一头；二是项羽默认刘邦平定关中的功劳，关中之地是刘邦的地盘，自己入关之后，刘邦才是东道主，理应由刘邦尽地主之谊。 无论哪一种理解，都说得通，也都不是很能说通。其中还有一些不合情理的细节，比如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这个称呼相当于“二爸”，他又是一位古稀老人，在军中的职位仅次于项羽，为什么要被安排南向坐？张良西向侍，坐在主人的方位，身份却只是“侍”，也就是说，刘邦是主宾，张良只是陪客。 司马迁这么详细地记录鸿门宴上的席位安排，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只不过我们已经无从索解了。不知司马光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缘故，在《资治通鉴》里删掉了这段内容。 宋朝学者赵彦卫搜罗了《史记》中的各种座次记载，得出一个统计性的结论：“《史记》以东向为尊。”（《云麓漫钞·卷二）明朝学者黄淳耀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基本结论和赵彦卫一致，他还为鸿门宴的座次安排推演出了一个更细腻的重要性排名：项羽和项伯为首，其次是范增，再其次是刘邦。（《陶庵全集·卷四》）无论各位学者的意见是对是错，至少说明这件事在古人眼里，也是一个需要花费不少考据工夫才敢下结论的棘手问题。 也有人另辟蹊径，清朝学者阎若璩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每个人的座次，当然不是闲话，而是为下文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做好铺垫，否则，读者就很难理解当时项庄准备行刺时，项伯是怎样“以身庇沛公”，在不动声色中庇护刘邦的。（《潜邱札记·卷一》） 项庄舞剑 原文： 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五个人各就各位，喝酒聊天。范增接连三次对项羽举起身上佩戴的玉玦，“玦”和“决”谐音，暗示项羽早下决断。项羽不吱声，假装没看见。范增忍不住了，起身离席，叫来项羽的堂弟项庄，指示说：“咱们君王狠不下心，只能你上了。你去给刘邦敬酒，等敬完了酒，就提议舞剑助兴，找机会刺杀刘邦。否则，只要刘邦活着，你们这些人将来都会沦为他的阶下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项伯看出了项庄的意图，但并不说破，只是陪项庄一道舞剑，用自己的身体遮挡刘邦，不给项庄行刺的机会。 范增将项羽不杀刘邦解读为性格问题，认为项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囿于人情，狠不下心。但在范增那番话中，真正值得留意的重点，其实是对项羽的称呼——不称“将军”，而称“君王”。要知道，现在项羽的身份在楚国是上将军，这是楚怀王正式册封的；在合纵联盟中是诸侯上将军，这是各国联合推举的。范增也是楚国大将，是项羽的副手，范增的“君王”只能是楚怀王，而不可能是项羽。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就意味着在项羽的核心小团体里，大家已经把项羽当成主君，甚至是未来的天子了，所以有天子气傍身的刘邦才会成为项羽最大的威胁。 斗酒彘肩 原文：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在史料的描述里，张良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范增和项庄的杀意。张良赶紧想办法，也像范增一样出去找人。刘邦和张良来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人，樊哙就在其中。张良找到樊哙，三言两语说明当下的危急情况：“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出处。樊哙迅速做出判断：火烧眉毛，顾不了那么多了。 于是，樊哙“带剑拥盾”，用盾牌撞翻卫兵，直接闯进了项羽的大帐，向西站着，和项羽对视，头发向上竖着，眼眶都要瞪裂了，一副舍身拼命的架势。《史记》在这里的描写非常生动，原文是“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资治通鉴》把“披帷西向立”改成了“披帷立”，因为前文把座次记载删掉了，没有了项羽“东向坐”这个铺垫，那么樊哙的“西向立”也就没了着落。 原文： 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 项羽先是有点吃惊，经过张良的引荐之后，很欣赏樊哙的壮士气概，赐给他一斗酒，一只生猪腿。樊哙来者不拒，把盾牌铺在地上，把生猪腿放在盾牌上，用剑切下生肉来直接吃了。这段内容给后世留下了“斗酒彘肩”这个成语，用来形容英雄气概。南宋年间，辛弃疾向刘过发出邀请，刘过虽然无法成行，但为了答谢辛弃疾的盛情，就模仿辛弃疾的词风，填了一首《沁园春》词，劈头就是“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这首词是豪放派里的名篇，经常出现在宋词选本里。 原文： 项羽曰：“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樊哙表达的意思，其实没有半点新意，刘邦和项伯早就说过了。但是，同样的话，从粗人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一样，透着十二分的诚恳。 樊哙的身份很适合表达两个刘邦本人不方便讲的意思，一是重申怀王之约，二是点破刘邦当下所面临的性命之忧。樊哙最后是这么说的：“以沛公这等程度的劳苦功高，非但没有封侯之赏，您反而听信谗言要杀功臣，这和刚刚灭亡的秦朝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大王您不该这样做。” 樊哙洋洋洒洒，说了好一番话，而项羽的回应只有一个字：“坐。”樊哙就这样挨着张良落座。过不多时，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就把樊哙叫出去了。而刘邦这一离席，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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