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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融，中原文明在岭南地区历史深远的影响，富有地方和岭南少数民族特色的文物，
高超的制作工艺，昭示古人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本书用详实的考证、丰富的文物图片，带读者走进神秘的青铜时代的贺州。
【编辑推荐】
★《青铜时代的贺州》以青铜时期的贺州为主题，通过对桂东和粤西地区从先秦至西汉早期历史的研究，为整个百越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局部支撑。
★《青铜时代的贺州》对文物的考证和记录，有助于解读华南地区在西汉早期以后所出现的一些文化事像的成因，明确先秦至西汉早期华南文化交融史演进的脉承研究，为当下的线性历史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
★《青铜时代的贺州》基于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对青铜时期的贺州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理清了贺州的部族的族源、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和生活情况、文化交流等历史基本问题，是一部有特色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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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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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贺州》以广西贺州市出土的青铜器为切入点，图文结合，通过对岭南部族的族源、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贺州与周边文化的比较、遗址、遗物和文献等方面的研究，详细描述了贺州市博物馆藏青铜文物的出土情况、形态特征、文化意蕴，梳理出了青铜时代贺州的历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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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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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生，男，湖南省衡南县人，现任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贺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参与编撰多部学术著作并获奖，其中《贺州瑶族》获广西文化厅、广西博物馆协联合授予的第一届广西博物馆协著作类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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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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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贺州青铜时代概念说明 1
二、贺州青铜遗存的发现历史 9
(一)西周遗存 10
(二)春秋遗存 19
(三)战国遗存 25
(四)西汉遗存 48
三、贺州常见青铜器物和杂形器物 106
(一)青铜食器 106
(二)青铜兵器 130
(三)青铜生活用具 146
(四)青铜乐器 157
(五)杂形器物 174
四、贺州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 179
(一)龙纹 180
(二)凤、鸟纹 182
(三)饕餮纹 183
(四)圆涡纹 185
(五)窃曲纹 185
(六)波曲纹 186
(七)虺纹、螭纹、夔纹 186
五、贺州青铜器的生产加工 190
(一)采矿 191
(二)冶炼与合金 195
(三)制范与铸造 200
(四)表面加工 217
六、贺州青铜文化的时代序列 224
(一)青铜器纹饰发展序列 225
(二)青铜器形制发展序列 233
(三)青铜时代陶器的发展序列 235
(四)贺州青铜文化来源序列 238
(五)交流与融合对贺州青铜文化发展序列的影响 241
七、贺州青铜文化的精神追求 249
(一)青铜时代贺州陶器的精神追求 254
(二)青铜器纹饰图案的寓意解读 257
(三)青铜艺术的求美手法 266
八、贺州青铜时代的越文化属性 270
(一)贺州先秦考古文化中的越文化属性 272
(二)贺州青铜时代先民生活习俗上的越文化特征 276
(三)贺州与西瓯越的关系 280
(四)贺州与苍梧越的关系 283
(五)贺州与越地陆梁国的关系 303
九、贺州与楚的关系 308
(一)西周时期楚文化推动贺州青铜时代的到来 308
(二)春秋时期贺州深受扬越文化影响 310
(三)战国楚悼王南征 贺州并入楚国 312
十、秦平岭南与汉平岭南两次战争中的贺州 316
(一)秦平岭南与贺州的关联 316
(二)汉平岭南与贺州的关联 323
(三)对封中的考释 327
十一、青铜时代贺州社会形态的演变 332
(一)生产模式 332
(二)政治流变 336
附录一:贺州市博物馆111件青铜器藏品成分检测表 345
附录二:贺州市博物馆琉璃和玛瑙饰珠半定量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 353
附录三:贺州市博物馆琉璃和玉器类藏品物相分析结果表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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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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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地区古代被称为岭海，群峰峙连，鳞次栉比，在群峰之间散落的大小盆地不可胜数。从史载看，在远古时期，一个或多个盆地内会分布有不同的部族，虽然从总体上看他们都是越人，但文化面貌、社会历史进程各不相同，自古即是百越之地。先秦至西汉初期，是中华民族大变革、大融合时期，曾经的原始部族演化出无数的方国，许许多多的方国和部族后来又被统一成为秦帝国和汉帝国的一部分，在不断分合的历史演进中，各个地域文化的活力因为交流与融合而一次次提升，地域的社会形态也在快速变革。这种分合嬗变的历史和百越地区复杂的族源关系、社会形态，以及快慢不一的发展水平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学术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百越地区的研究非常活跃。
岭南地区的青铜器使用高峰期与中原有别，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集中于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则集中于春秋至西汉时期。从已有的研究情况看，关于岭南地区从先秦至汉代的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大，要么是整个岭南，要么是整个广西或整个广东，有的更是扩及岭南加东瓯地区，又或者是整个越族地区。研究对象的范围区间广阔虽然能明确域内的文化共性，却无法理清局部范围中的区块特色。特别是桂东粤西地区，由于这里地处桂粤湘三省区之间，如果不作专项研究，则它的历史文化面貌就会非常模糊，仅是这一时期的族源就可以介于瓯、骆、楚、南越、扬越（古又作“杨越”）等各种概念上的族群之间，似是而非，莫衷一是。
另外，桂东粤西地区在西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前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走廊，民间传说早在史前时期，舜帝就已经南巡到桂东与湘西南交界处的五岭北麓；从西周开始，中原和楚地的青铜文化已经沿着桂东和粤西地区的萌渚岭通道、越城岭通道不断向南播迁；后来，在秦平岭南、南越断新道自保和汉平南越等历史大事件中，桂东和粤西地区又都是攻防各方的交锋前线，各方都需要投入重要力量加强经营。不对桂东粤西地区这一特定区域在先秦至西汉早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展开研究，则这一时期对华南地区文化交融具有非常意义的区域历史脉络就会变得十分简弱。
鉴于目前对百越地区的史学研究因区块研究不够细致，导致研究成果与百越地区复杂历史面貌和历史演进的广阔空间不相匹配。本书拟对百越地区的贺州这一特定空间的青铜文化尝试系统研究，弥补学术空白。
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地当五岭南麓。东为广东省肇庆市、东北为广东省清远市，南及西南为广西梧州市，西北为广西桂林市，北为湖南永州市。贺州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是理想的人居之所，经过几千年历史文明进程的洗礼，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贺州历史源远流长，至迟在晚更新世，贺州就有了人类活动。2009年，钟山龙潭角岩遗址发现的17颗人类牙齿，经测定为5万至10万年前的遗物。2014年，富川狗公山遗址发现了1.1万年前的陶片，为贺州迎来了第一道文明之光。在八步区寺平山遗址中发现的贝丘遗址和在信都平原上发现的大石铲，表明早在青铜文化之前，岭南特有的文化基因就已经在贺州成形。迄今贺州已经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西周晚期至西汉晚期的青铜文化遗存，立头崖厦葬、龙中山岩洞葬、田厂墓群、陶屋墓群、野簕寨遗址、里松遗址等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存勾勒出贺州青铜文化谱系和年代序列。但是由于缺乏文献史料的记载和系统性研究，从西周晚期至西汉晚期贺州的青铜文化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发生和发展的变化过程，历来都模糊不清。不解决好这一文化断层，就无法推动贺州的文明探源工程向纵深发展；就无法完整地解读、宣传贺州市的历史文化，讲好贺州历史故事。
文化遗存一直就是文明薪火相传、文化源远流长的基因密码，是一个地方文脉不断流的重要保证。我们撰写《青铜时代的贺州》这部著作，就是要借助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通过集合新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贺州青铜文化内涵，把贺州市在青铜文化这个时代的历史文脉续接起来。
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地形图”分为主区和附区两个部分。主区在北，属长沙国辖境，包括潇水流域的九嶷山和部分萌渚岭、都庞岭山区，区内共标有八个县和七十个里的名称。附区在南，为赵佗的南越国辖境，虽然所附面积比主区大好几倍，但概不标名，仅在贺江流域标注“封中”二字。
“封中”之封应有封建之意。按《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讲述了周初的分封情况，“分封”一词由此而来。所分之物以民众和稀有物品为主，而用作封的对象则以土地为主，可见分封制的核心内容是“授民授疆土”，直接后果是商周地方政权的建立。
按甲骨文，“封”字的意象是植树于土上以明疆界。《说文解字》：“诸侯之土也……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左传·昭公二年》亦云：“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章太炎《文始》在分析“封”字时说：“葢本以土培树故字从土从寸。籀文作从土声，亦兼会意。封诸侯必聚土为之堳埒，以表国界。又以大社之土封其社，故曰封，义从封树引申。”学者们认为“封、丰”的古文字形体是一样的，最初的意思都是“聚土植树以为地界”。唐代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曰：“封，谓聚土以为田之分界也。”郭沫若曰：“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此习于今犹存。然其事之起，乃远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为族与族间之畛域，西方学者所称为境界林者是也。”李孝定曰：“封之本义当以郭说为是，许训乃后起之义。字象植树土上，以明经界。爵诸侯必有封疆，乃其引申义。”从以上对“封”字的讨论可以看出殷商时代封疆之法主要是封树法，即在封疆上植树以明边界。周代也沿用这一办法，《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予”一段：“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说明夏人以松林为封域，殷人以柏木为封域，周人以栗木为封域。《周礼·大司徒》在说到大司徒的职守时，讲到一项封国划界的程式：“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东汉郑玄注：“封，起土界也。”唐代贾公彦疏：“沟封之者，谓于疆界之上设沟，沟为封树以为阻固也。”《周官·封人》郑注：“聚土曰封。”因此“封”也具有以壕沟来划分疆域的意思。按屈原《楚辞》所指，楚国的南部封疆之外有着广泛的地域，而且这些南疆之外对于楚人来说非常具有神秘感，《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楚人所描述的南疆之地在茂密的草木中隐藏有蝮蛇，狐狸穿行千里。这种描述与今天的南岭地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而“封中”的“中”字据《辞源》“泛指其所也，如吴中、蜀中”。谚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此“蜀中”之意为“蜀国之中”。《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杀人，与项籍避难吴中。”此“吴中”引申为“吴国一带地方”。此外还有“黔中”“闽中”“云中”“广中”，等等，古时以中称地名，不乏其例。
今人称贺江大桂山以南河段为封水，西汉在封水河段的上游置有封阳县，这个县的得名是因为古人把山南水北称为阳，而封阳县恰好在封水上游，据河段的北面，即县地在“封水之阳”。封阳县辖境相当于今广西贺县的信都、仁义、铺门、灵峰等四个乡镇和和广东封开县的开建镇。汉代开始，封水下游河段还设有封川县，此后封川县曾先后改名为封兴县、封州、封开县等。因此，封水上下游河段的县、州地名都是从封水衍生出来，马王堆地形图所标注的“封中”也就可以理解为封水流域之中。
封水有二源：临水源出古谢沐县东、冯乘县西的牛屯山(今江永、富川之间），顺萌渚岭西侧和都庞岭东侧所构成的溪渠向南流;贺水源又名桂岭水，源出贺县东北的罗山。临、贺二水在贺县汇合，贺县古称临贺。
而且贺水之源和临水之源分别与临水之源分别与潇水的主要支流沱水及永明河的源头靠近，从贺州富川县向西经过小水峡，去湘江另一大支流灌江之源也不远。临水之源和潇水各源之间，没有崇山叠岭，他们之间的分水岭不高也不广，主峰的海拔最高不过四百余米，隘口更易通行。潇水沿岸与贺江沿岸尽管都是崇山峻岭，但山岭之间有平缓的峡谷。如此，潇水与贺江之间正好存在一条由峡谷、山间坝子、盆地构成的走廊地带。这条走廊以一段较短而且不陡的陆路，把潇贺两江联结起来，形成一条沟通萌渚岭和都庞岭南北的交通线，即潇贺古道。这条古道使得五岭南北远在新石器时代即已有了交往和联系。文献史料中，对于岭南与岭北中原地区的联系记载较多，《墨子·节用》：“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这些联系都是通过潇贺古道取得的。古道还使商周青铜文化得以向岭南传播。这种传播是以人员和物品交流为载体来实现的。殷墟出土的海贝、龟板，经鉴定不少产自南海、交趾;五岭南北两侧还蕴藏着丰富的锡。锡，南方较早知道的产地是云南，但在商周时期要大量从云南取锡究非易事，只好转而求之于锡蕴藏量丰富而又易于到达中原的广西东北部和湖南西南部，包括今广西贺县、钟山、富川和湖南的江永、江华等地。
那么，封水之封又是什么意思呢?如前文所述，“封”有封疆之意。考察西汉早期的历史背景，贺江、沱江、永明河的源头所在地，即萌渚岭和都庞岭，正是西汉早期南越国和汉长沙国的疆界，沿着疆界，双方在萌渚岭、都庞岭分水岭附近，犬牙交错互设关防。其中长沙国的疆界在分水岭北侧，主要属潇水流域，潇水古称深水。按汉“驻军图”所标，长沙国在分水岭北侧共设三道防线，其中“甲鉤”“甲英（缨）”“甲攸”等供应甲兵的后勤部队和指挥中心都是设在最后一道防线的后侧，而将居向封、蛇封、留封、武封、满封、昭山封等六个军事机构设在前沿防线。张荣芳、黄淼章认为这些“封”为烽燧点。尽管南越国在分水岭南侧的相关驻军机构不详，仅在“驻军图”上标有“封中”二字，但与长沙国相对应，南越国沿贺州一线也一定会根据防务需要设立多个“封”。从地形上看，从桂岭至封阳县，贺江沿线分布有桂岭盆地、贺街盆地、信都盆地，其中，桂岭盆地与贺街盆地隔着黄洞山，贺街盆地和信都盆地隔着大桂山。从考古资料看，桂岭盆地贺江岸边遗存有南越时期的芜城遗址，贺街盆地贺江岸边遗存有南越时期的大鸭城址，信都盆地贺江岸边设有南越国时期的高寨城址。这些城址周边均出土有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古墓葬，陪葬器物多青铜兵器，故而这些城址应是南越国在贺江沿线的驻防之所。特别是高寨城址附近古墓中出土有“左夫人印”玉印、“王行印”封泥等大量王侯一级的文物，这座城址应是南越国统领贺江流域的最高军行政和军事机构所在地，而且这里也出土了供应后勤的军输官之印“须甲”印。如果南越国的关防设置也如长沙国，则南越国的烽燧点之“封”就应该设于桂岭盆地和贺街盆地等前沿锋线上。
从统率机构常常设于前线之后的纵深处这个习惯做法看，南越国在贺江流域的封界前线主要在大桂山以北区域，因而贺江下游是从大桂山之北这些封防之地流来的水，自然也就称为“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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