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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流芳的铁道英豪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与英雄刘金山 059 一部未创作完的杰作 ——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及其作者刘流 066 第一位革命母亲的文学形象 ——红色经典作品《苦菜花》诞生记 073 一把插入日寇心脏的钢刀 ——小说、电影、电视剧《敌后武工队》背后的故事 085 平原处处枪声响 ——长篇小说《平原枪声》及系列作品创作始末 093 再现社会变革的雄浑历史画卷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 100 信　念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创作前后 110 在烈火中永生 ——长篇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 126 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 136 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星火燎原》作为红色经典的样本价值 141 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 ——从党史故事到长篇小说和电影的《红旗谱》 157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史诗 ——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背后的故事 166 泥土上的大变革 ——书写新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创业史》 174 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颂歌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诞生记 曲艺篇 181 桂花飘香颂红军 ——红军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传唱九十余年 188 永垂史册的“第一军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诞生记 199 伟大民族精神的壮歌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 212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创作的历史背景 220 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战歌 ——贺绿汀与《游击队歌》 228 咆哮的黄河　不屈的民族 ——不朽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 245 小山村里唱出的铿锵动地之声 ——《团结就是力量》传唱始末 252 这支歌世世代代不落 ——曹火星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64 光辉的历史　不朽的史诗 ——史无前例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 284 永恒的颂歌 ——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典范之作《歌唱祖国》 294 军歌一曲壮国威 ——《我是一个兵》传唱始末 304 一曲洪湖水　悠悠几代情 ——歌剧《洪湖赤卫队》背后的故事 316 林海雪原写传奇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与英雄杨子荣 322 芦荡“火种”引燃江南抗日烈火 ——现代京剧《沙家浜》与第二十军首任军长刘飞 326 华夏儿女的倾情诉说 ——《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记 336 精彩的“奇袭”造就不朽传奇 ——京剧《奇袭白虎团》背后的故事 347 琼花开遍泱泱中华　红色气韵壮美无瑕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记 354 响彻寰宇的领袖之歌 ——《东方红》的诞生及传唱始末 362 红军不怕远征难 ——《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381 黄土高原迸发的人民心声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创作纪实 390 领袖与士兵的画面 ——经典历史照片背后的故事 398 新中国的“和平天使” ——著名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引出的故事 406 定格伟大历史瞬间的恢宏巨作 ——著名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创作记 內容試閱： 红星照耀中国，也照耀世界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传播及其影响 丁晓平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因其在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发挥了无人替代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不朽的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红色中国。 “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 斯诺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从 1928 年来到上海，目睹了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和落后，亲身体验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贫穷、悲惨和苦难，对中国人民抱以极大的同情心。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前者的教育“消除了他的无知”，后者成为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成为第一个报道一·二八事变的美国记者，参与并帮助中国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二·九运动。然而，自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四处散布谣言、谎言迷惑人民大众，大肆歪曲、诋毁、诬蔑共产党。社会上还有许多 关于毛泽东的传说——有的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的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说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用海伦·斯诺的话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而“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加入共产党、加入红军？”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斯诺清醒地意识到，前往“中国红区”的采访行动将是“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打破新闻封锁，把真相告诉世界，不仅中国人民需要，美国也需要。 1936 年 6 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实行新闻封锁近 10 年来第一个到“红色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7 月 9 日，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感受到了中国革命家身上所特有的品质。周恩来亲自为他拟定了一张为期 92 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 月 15 日，斯诺在保安（今志丹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觉得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随后，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 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进行了十多天的谈话。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叙说了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达了国共合作的诚意；第一次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等等。经过斯诺锲而不舍的努力，毛泽东还第一次向他讲述了“自传”和长征，成为斯诺此次“冒险之旅”的最大收获。 1936 年 10 月 25 日，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 13 号的家中，结束了这次历时近 4 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行程，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此时，竟然从美国传来了斯诺死亡的谣言。为了澄清真相，斯诺不得不提前公开自己访问“中国红区”的秘密，先后在美国大使馆、燕京大学、北京饭店等处公开演讲，讲述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红军的故事。随后，自 11 月中旬开始，斯诺陆续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民主》《密勒氏评论报》和在美国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生活》《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自传》、《长征》和“中国红区”的报道，如同一枚“新闻炸弹”，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1937 年 10 月，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鲜为人知的是，斯诺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并非译自该英文本，而且中文译本比英文本的出版时间更早。1971 年 8 月，斯诺在重新修订《红星照耀中国》时说：“1936 年底，我从西北回到北平后，很快就写完了日记。我将自己写的新闻报道和杂志报道（大约 22 篇）送给一些中国教授，他们将这些报道译成中文并汇编成册以《中国西北印象记》之名出版。1937 年 7 月，我又将《红星照耀中国》的全部抄稿给了一些教授，他们偷偷运到上海（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在那里他们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加速进行出版工作。他们都是救亡协会的爱国成员，我将翻译版权给他们，所得报酬也给了中国红十字会。他们译成后定名为《西行漫记》，这是有关毛泽东谈话的唯一有权威的中文译本。”其实，在 1936 年底，斯诺就把已经完成的部分作品交给了清华大学学生王福时、郭达、李放、李华春翻译。1937 年 3 月，王福时等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出版了斯诺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同年 4 月，王福时陪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亲自把这本书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时曾引用该书内容并作注释。同年 7月，斯诺把《红星照耀中国》交给格兰茨公司之后，同时把它的抄稿交给了胡愈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胡愈之组织了有 11 个人参加的翻译团队，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斯诺还亲自为其写了序言。也就是说，《西行漫记》也并非译自格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因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在无法公开出版发行的情况下，胡愈之等就以《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1938 年 2 月，《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立即轰动全国和海外华人所在地，无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也随之畅销。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937 年 11 月 1 日，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文摘》杂志邀请汪衡把美国《亚细亚》杂志上刊载的《毛泽东自传》译成中文，由黎明书局正式出版了《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1938 年 1 月，文摘社、黎明书局又出版了汪衡翻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该书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第五章《长征》。像《西行漫记》一样，它们的中文译本也并非译自《红星照耀中国》格兰茨公司的英文版。到了 1938 年，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增写了第十三章。随后，斯诺分别在 1944年、1968 年作了修订，对书中的人名、地名等方面的讹误作了订正。1971年，斯诺访问中国后，又对 1968 年增订本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新的资料，形成了最完善的 1972 年鹈鹕版，并于 1973 年和 1977 年两次增印。1992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李方准、梁民翻译出版了鹈鹕版中译本。但在中译本中，影响比较广泛的是董乐山根据 1937 年格兰茨公司版本翻译的《西行漫记》，1979 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中国红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士和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在斯诺的笔下，周恩来“显然是中国人中间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彭德怀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红色窑工”徐海东是他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队伍”。 《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章《长征》。对于毛泽东，斯诺说：“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出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份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唯一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着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有的故事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故事意外得超乎我们肤浅的想象，从容而又漫不经心，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宽容中蕴藏着坚忍不拔，自信中充满着中国人的尊严。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他说：“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真正全国性的军队了，它也是‘征途最辽阔’的军队！”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他花了相当的篇幅记录了护卫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彭德怀告诉斯诺，自己“有一次被几个少先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四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就在于统帅们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赋予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的 62 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其中有 9 个来自城市，其余都来自农村，有 21 个在白军当过兵，8 个已婚，34 个不满 20 岁，28 个在 20 岁以上。当斯诺问他们“怎么看红军”时，一位赤脚的农家少年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老百姓的权利打仗。”当斯诺问“你们怎么知道农民真的爱红军”时，战士们回答：“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每户人家都有子弟参加我们红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红小鬼”们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其佩服，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中国红区”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颠覆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他称共产党人是“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有着优越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深情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在专门为中译本《西行漫记》所作的序言中，斯诺真诚地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著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1939 年，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公开称赞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1937 年 10 月，《红星照耀中国》被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 10 万余册，当月 3 次加印仍供不应求。20 世纪 30 年代，《红星照耀中国》各种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和海外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1941 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进延安的学校。有一个城市的教育局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让我吃惊的是一个银行家也做了同样的请求。”1944 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耀了世界。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它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的确，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证实了日后成为现代世界最有力量的政治运动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仅令美国等西方世界大开眼界，而且为中国老百姓打开了了解共产党和他们的领袖的神秘之门，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而且为西方国家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它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1943 年，斯诺在苏联前线采访时，一个名叫莎莉的女游击队员告诉斯诺：“我们从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了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 事实上，《红星照耀中国》也因此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形成了势不可当令人注目的“红区热”。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又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而且以美国人居多，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斯特朗、爱泼斯坦、贝尔登、拉铁摩尔、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柯鲁克和索尔兹伯里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斯诺不是一个纯被动的旁观者，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乐于推动有意义的事业。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尤其是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热情求实的记者，并能正确评价这一时代的主流，用生动的色彩向美国读者大众描绘它们”“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博大的人类同情心，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活动并能使用基本的中国话与他们交往的青年人”。回到美国后，斯诺仍然向美国和世界宣传中国抗战。他说：“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 历史已经证明，《红星照耀中国》以深入扎实的采访、客观公正的叙述，文本上已不仅仅是一部记者写下的报告文学，效果也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深刻和权威，它粉碎了那个年代人们不敢以非小说形式写中国的禁忌，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因此，他的采访写作被誉为“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被誉为在 20世纪“做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说，20 世纪 30 年代是美国新闻史上光辉灿烂的年代，但是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后，谁的名字也没有这部杰作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名字那样光辉灿烂。无疑，斯诺坚持真理，以坦率真诚和国际主义精神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其超出一般人或一般记者的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使得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没有温度却去测量别人的温度，而是火种，给人以温暖和光明，照亮了世界，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80 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和希伯来以及印第安语言等数十种文字出版，成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 《红星照耀中国》也改变了斯诺的人生。使他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待 6 个星期“撞大运”的美国青年，到后来竟然成为在中国生活了 13 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爱上了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斯诺先后 5 次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两人的友谊长达 35 年之久，直至斯诺去世。早在 1937年 3 月，毛泽东就曾致信斯诺：“我们都感谢你的。”1938 年，毛泽东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先生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红军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诚如宋庆龄所言：“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历史。” 1972 年 2 月 15 日，就在尼克松开启访问中国“破冰之旅”的前夕，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逝世。临终前的一个星期，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去纽约的途中，特意绕道日内瓦，带去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派马海德组成医疗团队为斯诺治疗。尼克松曾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他“1936 年寻找毛泽东的谈话的著名旅行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临终前，斯诺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他同时希望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的燕京大学校园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去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不忘老朋友。对斯诺的怀念，已经成为中美人民之间伟大友谊的一条永久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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