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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法、篆刻是一种模式化、重复性很强的的“创作”，或者不如说是“劳动”。书吏和读书人的“劳动”。
我曾戏言，书法的本义只是写字，写得最好，也就是个“扫描仪”。书法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因为古人写得太多，千百年中无数人，独得一二，他们写得太好。这个谁也绕不过去的“好”，便叫“经典化”。
罗丰，著名考古学家，“五十学书”，突然迷上书法，让我好奇。考古学家，特点是“动手动脚”，他以《集王圣教序碑》为例，探讨王羲之的“经典化”，写成专著，不但用考古学的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一笔一画，反复临写碑文，以亲知亲见，遥接千古，自有心得在焉。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集王圣教序碑》在唐初的出现，本是历史之偶然产物，却成为一座影响深远的书法艺术的丰碑。这件作品，从内容到书法再到以碑刻为物质载体，其难以比拟的经典地位的造成，可以说是唐初政治、宗教和以书法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几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如果想要了解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最终确立，行书何以成为高雅文化的标志，就离不开对这块碑铭的形成和接受史的了解。
罗丰的这部著作是迄今对《集王圣教序碑》最为全面和细致的研究。作者对涉及该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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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集王圣教序碑》这个纪念性的作品，经过复杂而富有戏剧性的演进，逐步蜕变成一个无可争议、可以代表王字书法最高成就的经典之一。然而并不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集王圣教序碑》从问世的那天起就是一件王字的书法名品。这个过程与传为王羲之书迹的另一经典《兰亭序》的遭遇恰恰相反。本书的目标是按照《集王圣教序碑》生成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再现该碑由佛教经典到书法名典的道路。这会帮助我们正确了解在王羲之经典化的过程中，《集王圣教序碑》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
——罗丰
本书为考古学者罗丰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集王圣教序碑》所做的全面考察，梳理了由唐至清人们“以王羲之的名义”推动该碑经典化的历程。他不只关注文字、书法，更考索了碑的形制、花纹、石材，以及碑的物质存在同书法和碑文内容的关系；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重要的书法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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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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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工作于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从事北朝隋唐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也涉及艺术考古、书法研究等领域。著有《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蒙古国纪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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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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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 王羲之书迹在唐时期的传播
内府的收藏与摹拓
民间的临习：安阳《刘德墓志》与西域《兰亭序》《十七帖》
王羲之书帖在东瀛
唐人的复制方法
第二章 《集王圣教序碑》现状
形制、字数与花纹
残损状况
有无“出”字？
第三章 《圣教序》与《述圣记》的问世
玄奘与太宗
初唐的宗教环境
赐序前后
第四章 怀仁与《集王圣教序碑》
“弘福寺沙门怀仁”
行书、行书碑与集字
第五章 《集王圣教序碑》的文本
文本构成
玄奘译《心经》
大臣共监译经与《心经》的嵌入
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碑》
贺兰敏之书《金刚经》
第六章 《集王圣教序碑》的制作
唐人立碑
采石与镌勒工匠
制碑流程
碑石纹样
碑面计字
第七章 成碑以后
文献中的记载
《集王圣教序碑》入碑林
第八章 《集王圣教序碑》在唐朝的影响
“集王十八家”
释教集王字
唐玄度集《六译金刚经》
《淳化阁帖》中的唐人王字集模
翰林待诏柳公权
民间模习
第九章 《集王圣教序碑》书法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宋代士大夫的忧虑
集王风尚与赵孟坚的质疑
元人的推崇
“行世法书第一石刻”
翻刻本与伪造文献
林侗所见47字残碑
谁在临习《集王圣教序碑》
陈垣教授《集王圣教序碑》
第十章 拓本与题跋
传拓技艺
所谓唐拓
从阙损观察历代拓本
重新思考断碑年代
题跋与题跋者
善拓值几何
翁同龢的收藏
结 语 曲折的经典之路
参考文献
图版说明
碑石、拓片对照图版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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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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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言节选
清朝道光戊申年（1848）正月，一位满族大臣奉命前往西藏履任。二十七日这天，他回到家里，将一册法帖装入行箧中。二月十日与夫人、儿女话别，离别之际，特地一同检视整护了这册法帖。三月二十四日，旅途中路经山西平遥县，汾州牛太守不远百里驰来相晤，当晚于县衙灯下索观这册宋拓。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今雅安等地），途中所患病暑之症痊愈。余坤太守索观此帖，赏欢不忍释手，遂题名于册尾。二十五日过小关山、大关山，沿羊肠鸟道，过高岭难行之二十四盘道，黄昏抵清溪县行馆。饭后展览此帖，顿觉烦忧尽释，爰书数行于帖后，以志旅况。以后每日步步绝险，风雪交加。偶遇风和日丽，行馆无秽，才取出此帖书跋记状。他视此帖珍如生命，并抱定决心与之共存亡。千辛万苦行程一万三千余里，方抵达西藏。九月二十二日，进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会面。在西藏半年之后，自己觉得毫无建树。次年二月八日收到朝廷降职的公文，于是三月二十九日启程东归，又经过将近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京城。万里生还，骨肉团聚，想必以言欢为要。然而他回家后脱去官服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将此帖陈展于案几之上，任夫人、儿女观摩。除增加一些日记外，碑帖和离别时完全一样。举家欢腾，仿佛梦境一般。这册宋拓是他二十多年前花重金购得，十多年来他收得同样未断碑石宋拓本共十一件。每每目睹相同宋拓，他都详细地记录在此册法帖之后。
这册宋拓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视如己命的收藏者叫崇恩，曾官至山东巡抚。
自从唐太宗成功地将王羲之书法地位推向顶峰以来，王羲之书法统领书坛一千多年间，并无人撼动其书圣地位。在传衍至今的王羲之书法系统中，唐代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仅次于《兰亭序》的一件书法名品，这是初唐时期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辑集王羲之若干墨迹中的字刻成的大碑。他巧妙地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羲之这些当时及后世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勾连起来，制作出真正具有所谓“纪念性”的作品。《集王圣教序碑》在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意愿，又满足当时佛教流行的社会需求，收一举数得之功。唐朝建立去王羲之时代二百多年，根据记载，贞观年间传为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有二千纸之多，但观摹这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无缘。《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本来，刻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碑文内容，《集王圣教序碑》却有所不同，第一次因为书法本身而刻碑。虽然书法家强调墨迹是书法学习的对象，但传拓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学习到王羲之的书法。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的篇幅长达1900余字，许多字是《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的，它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重要材料。
《集王圣教序碑》成功地流传至今日，并引起后世人们强烈的关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而，这恐怕只是全部面相的一部分。毕竟此碑并非王羲之亲笔书写，传播过程中引起歧义在所难免。因此，一些人以此为学习 王羲之书法的媒介和王字楷模，世代相袭；另一些书家则认为，就连是怀仁鸠集王字而成，还是怀仁自己写就这样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搞清。围绕《集王圣教序碑》，人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待《集王圣教序碑》态度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人们持有的书法理念和时代风尚。经典的地位就这样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构建确立。人们在讨论传统发明的本质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只要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的重复，也会达到相应的目标。更何况《集王圣教序碑》确实在书法上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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