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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是集合*名学者何俊教授关于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文集；
2.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学者是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思考。
3.对读者来说，本书具有指示门径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从中看到老一辈学人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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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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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记录向师长问学求教以及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的文集。全书共分为四编：进学编、问学记、积学集、积学集二编，记录了徐规、余英时、沈善洪、陈村富、陈植锷、陈来、杨国荣等学问名家的研究方法和做学问的思路。尤其详细剖析了近世思想史、历史以及哲学方面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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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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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教授；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清华国学研究院、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中心等访问学人，日本文部省重大研究领域海外学术评议人，全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南宋儒学建构》《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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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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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师英录》自序
问学记
?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师门从学记
?业师沈善洪先生对我的培养
?醉心于学问贡献于教育
——敬悼沈善洪师
进学编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序言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编者的话
?历史世界的追寻
?“理气混合一元论”与“内圣外王连续体”
——从钱、余专论朱熹的比较看余英时的儒学观
?温润而见筋骨
?最后的相见
?守先待后的示范：余英时先生治学精神之一见
?写作者的修养
积学初集
?西学映照下的宋明哲学与思想史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几帧剪影
?宋学：认知的对象与维度
?道学话语的分析与解读
——读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旧学与新知的融合
?王学研究的新贡献
——读《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展开
——兼论哲学探索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谱系
?美国宋代思想研究的缩微画卷
——评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
积学续集
?关怀现实，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联结经典与当代
?国学的亲切涵泳
——读夏海《品读国学经典》
?知人而论学
——读夏海《老子与哲学》
传承国学始于常识普及
——读夏海《国学讲座》
作为国学要义的中国哲学
——再读夏海《国学要义》
?风格中见艺境
——读《玉琢银妆——庄跃成艺术影像》
?生命的观察
——读《玄香》
?羽化而登仙
——悼楼柏安先生
?超越始于反思：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学术报告感评
?从物性到悌道
——评方旭东《新儒学义理要诠》
?家的本体性思考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读倪培民《孔子——人能弘道》
?见鬼而事人
积学三集
?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序
?王宇《永嘉学派研究》序
?王宇《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序
?卢睿蓉《海外宋学的多维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考察》序
?罗群《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口铎日抄〉研究》序
?张天杰《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序
?张天杰《张履祥诗文选注》序
?张天杰、张瑞涛《蕺山学派研究》序
?章百成《淳安进士》序
?夏烈编《温暖的白棉被：善文化唯美绘本》序
?《一堂春书画展》序
?《袁氏世范》序
?周龙瑞《龙瑞集》序
?何京东《诗经心解》序
?知识的生产与学者的定位
?境由心造事在人为
?《勤慎论丛》序
?《儒学的内外之思》序
?《和谐与创造：杭州城乡一体化的文化研究》丛书序
?《家风》序
?《实践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模式》序
?《学报40年：回顾与展望》序
?《国学新知》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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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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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师门从学记
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乡。 _朱熹：《送林熙之》
中国近世思想史只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一段，而中国思想史也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专门领域。以此类推，则知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只是整个知识世界的一个很专门的领域。也许每个专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很难说这种独特性是方法上的，还是方法所施予的对象上的。以我的理解，除了演绎与归纳、认知与启示这样大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外，通常的方法上的独特性更多的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因此，即使承认一个专门的领域有属于自己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我也更倾向于认为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用的，只是由于对象的不同，有所偏重、有所调适而已。就纯粹方法而言，研究方法的共同性不仅存在于相近的知识领域、相关学科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这样差距甚远的知识领域。譬如论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多元的结构，在方法与观念上可以受到量子物理学的启发 a。同样，观察动物的行为，未尝没有将人对自身的认识移到了动物身上b。因此，对待研究方法，一方面要了解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但不要迷信；另一方面要吸取其它知识领域的方法，但应该小心。当然，要做到这些，其前提必须是对研究方法保持一种敏感与自觉。
就史学与思想史研究而言，专门论述方法的著作实已很多，偏于理论与侧重经验，或者二者兼顾的都有，像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等，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世思想史，同样都是很有用的著作，我们应该认真阅读与体会。此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新旧文化史研究，乃至后现代史学的种种探索，也都值得关注。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我以为这里既没有必要刻意弄清楚什么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无必要考虑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完备与有效。我觉得将我自己求学过程中获得的一些体会，与读者分享，也许是适宜的。我不否认，选择这样的叙述潜藏着我对自己的老师们的感恩私情，但我也真的认为，对于大多数的求学者而言，认真体会自己老师的言传身授，终究是最 亲切而重要的途径，尽管有时可能是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有时可能是所言在此而会心于彼。因此，除了下文所讲的具体方法以外，我也希望我受教于老师的经验对读者也有些许启发。
在求学的道路上，我实在是非常的幸运，于不惑之前转益于多位老师，他们的学术领域与治学风格各不相同，对我传道授业解惑实非言语能及。不过，即便有所承受，却又只是他们学问的很少一部分，这又是不能不令自己深感惭愧的。我的老师共有五位，先后是徐规先生（1920—2010）、沈善洪先生（1931—2013）、陈植锷先生（1947—1994）、陈村富先生（1937—）和余英时先生（1930—2021）a。在此，我主要叙述前四位先生所授之业，而余先生的教诲与研究则于他文专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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