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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该书是综合研究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的命运互动的著作。作者详细描述了这座院落的总体格局、房屋分布和三兄弟的居住情况，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状态对周氏兄弟的创作和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
鲁迅在此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为鲁迅赢得了国际声誉；周作人在此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并收获了小品文大师的美誉；三兄弟在此一起办过文学合作社，过了一段兄弟怡怡的日子。不仅如此，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与八道湾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互动，影响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所以，八道湾为人们认识曾居住在这里的两位新文学大师及其人际关系提供了最具体可感的物证。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形成纵横交错、纵贯全书的脉络主干，再在每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汇处点缀铺排必要的细节，形成发散式的结构状态，使全书既丰富又明晰。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宅子，更是承载了现代文学史诸多历史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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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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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乔生 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编辑出版了《回望鲁迅》（22卷）《回望周作人》（8卷）等史料丛书；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莎士比亚戏剧》《鲁迅与胡风》《鲁迅图传》《鲁迅像传》《鲁迅：战士与文人》等。另有译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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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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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合院………1
二 全家福………19
三 文学合作社………33
四 宾客………53
五 《阿Q 正传》………77
六 求学和就医………93
七 信仰………121
八 离散………133
九 自己的园地………159
十 苦雨·苦茶………169
十一 知堂………189
十二 “日本店”………201
十三 刺客………219
十四 周公馆………231
十五 囹圄………247
十六 恩仇………269
十七 余光………291
十八 房产………309
后记………319
附录：
周氏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329
参考书目………341
鸣谢………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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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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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居住过的八道湾十一号宅院，坐落在北京西城。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约一百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就是八道湾胡同。沿着这条胡同往东走，是十一号的西跨院。绕着院子往南，再往东，是前公用库胡同（现名前公用胡同）。八道湾十一号的南门也就是正门，就开在前公用胡同里。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他们的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清末，这一地区属正红旗管辖，颇有一些尊贵住户。八道湾十一号原为东邻刘姓大院（今八道湾九号）的一个附属院落。鲁迅到八道湾看房时，他的jiao yu bu同事钱稻孙一起去看过，那时已是民国八年，王公贵族纷纷凋零。在钱稻孙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
从公用库这个名称推测，附近应该有过仓库。据史料记载，在八道湾东面，现在的后公用胡同一带，有过一个宫衣库，可能是保管宫廷服饰的地方，但也有史料称之为“官银库”，后来，也许是为了避免使用“官”、“宫”字样吧，简称前、后公用库胡同。如今，干脆去掉“仓库”的“库”字，成了“公用胡同”，离本意更远，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八道湾地处皇城西北，习惯上人们笼统称这里为西城。鲁迅当年写小说，背景除了设在他的故乡绍兴外，偶尔也设在北京西城。例如《示众》开头就写道“在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周作人有时也在文章或者书信的结尾署上：某年某月某日于北京之西北城。
鲁迅在此居住时的民国时代，此地行政区划属右四区。
八道湾胡同西边原本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流去的弯弯曲曲的金水河。民国二年出版的地图上，还有这条河的标识。后来河水渐少，河道淤塞，变成一条臭水沟，称为“大明壕”。1921年，开始填沟修路，但河水仍在下面流淌，成为暗河。直到1930年，河道才全部填平，修成马路，分为南北两段，当地人称这样的道路为“沟沿”，八道湾处在北沟沿，所以周作人就有文章叫作《北沟沿通信》。胡同名称中的“湾”字，也有可能是指河道而非指胡同的形状，虽然这条叫八道湾的胡同——有时写作“八道弯”——的确弯得可以。
这条北沟沿大街，后来为纪念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将军，得名赵登禹路（另外两个同时命名的是张自忠路和佟麟阁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北京市委和市委机关的群众组织为了表现革命性，写报告给中央，提出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不是抗日英雄，道路应该重新命名。于是，“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张自忠路”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1972年后整顿街道名称，“中华路”还曾改名为“白塔寺东街”。1984年，又恢复了赵登禹路之名，沿用至今。
多年来，这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院落的生存状态不佳，早已不复当年旧观，甚至险些被拆毁。所幸，因为曾为鲁迅所居，它在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时代，仍奇迹般地生存着。
全国鲁迅纪念的设施共有六处，分别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和南京。北京的鲁迅旧居坐落在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现为宫门口二条）胡同，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建有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旧居在北四川路大陆新村；绍兴是鲁迅的出生地，故居也是祖居，如今连同他少年时代就读的私塾，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曾任厦门大学教授，该校集美楼上鲁迅住宿和办公合一的房间乃至整个一层楼，如今也辟为鲁迅纪念馆；同样，广州的大钟楼上也建有鲁迅纪念馆；南京是鲁迅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他就读过的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旧址，现存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内。该校也特
设鲁迅纪念室。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四个：宣武门外绍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绍兴会馆，时间最短的是砖塔胡同。绍兴会馆是公共住所，非专有住宅，鲁迅和周作人在那里借住；砖塔胡同则是短期租住。可以作为故居的只有八道湾十一号和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辟为鲁迅故居和博物馆，而没有选择八道湾十一号。
八道湾十一号住宅是周氏三兄弟将故乡绍兴的房产卖掉筹款购买的。1921年，周建人离开，1923年，鲁迅因与二弟周作人反目，另购房屋居住，八道湾宅院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妻及儿女使用。周作人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加入伪政府，战争结束后被逮捕判刑，房产被法院没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也曾考虑在八道湾建纪念鲁迅的设施，因为院内有一部分房产属于鲁迅，鲁迅曾在此创作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大量作品。据院内的居民回忆，有一天许广平来了，跟住在院子里的华北军区纠察队的连长说，鲁迅和周建人名下的房产都捐给政府了。她还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这里以后或辟为纪念鲁迅的场所，或改作鲁迅小学。但这些设想后来没有实现。
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的人，常常问起八道湾十一号的情况。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中，不但有这座院落的老照片，而且还有一个全景模型。但有些观众，不满足于这些材料，总想实地察看。我自己就陪同过好多位中外朋友到八道湾参观。大家看到院内加盖的低矮拥挤的房屋，满地堆放的杂物，总是不胜唏嘘，发出沧海桑田之叹。
我每次去八道湾十一号参观，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居民搬出大杂院、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他们总是询问，政府有没有建立博物馆的计划，何时才能“动”。1996年，因为旧城改造，八道湾一带要开发商品住宅楼。消息传出，舆论涌起一片反对声浪。关键时刻，鲁迅的威望起了作用，八道湾十一号连同周围的一片平房幸免于拆。
同时，人们也不能不考虑，假如保留院落，一个凌乱不堪的大杂院将做什么用场？居民埋怨于内，开发商虎伺于外，其状况终究令人不安。有人建议辟为鲁迅旧居，作为鲁迅博物馆的分馆对外开放。有人就此提出反对意见：全国纪念鲁迅的机构已有六个，北京也已经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博物馆，不必再增加同类设施了。
还有人主张将其辟为北京（新）文化研究基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研究新文化，不能绕过鲁迅和周作人。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等都在那里担任过教职；周氏兄弟在北京的住宅也是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史上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文学史家郑振铎曾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周氏兄弟同住的八道湾十一号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需要充分认识，妥善保护，合理利用。
2009年1月
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宗不小的产业。其产权，为三兄弟共有。当初立房契的时候，鲁迅本不打算写自己的名字，而准备写周作人为户主。后来经过jiao yu bu一位同事的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1在几位乡亲朋友见证下订立的契约，申明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兄弟三人各占一份，母亲占一份。母亲这一份，作为她养老送终的费用。
鲁迅去世半年之后，由周作人主持，重订了八道湾房产议约，内容如下：
周作人
立议约人 朱氏
建人
立议约人周作人朱氏建人缘有浙江绍兴城内覆盆桥祖遗房产一所，曾于民国八年全家移居北平，将房出售，即以所得之款换购北平内四区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仍归三房共有。经公同议定，嗣后只准居住，未得三房同意，不得单独典卖。惟其户名则由长房树人出名，倘有事故，再以次房作人、三房建人挨次轮具。所需老太太生养死葬之费，亦在其中。酌留全部四分之一以资公用，有余部分作为百年之后轮流值祭之用。恐口无凭，立约各执存证。
立议约人周朱氏（印章）
周作人（印章）
周建人周芳子代（印章）
见中乡长寿鹏飞（印章）
公亲阮文伺（印章）
代笔宋琳（印章）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 日立
这份契约订立时，朱安在北平，许广平在上海，周建人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朱安在契约上盖了印章，应该是知情的。许广平的儿子后来指控周作人不与在沪的建人和许广平商量，就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是窃夺了八道湾的房产。实际上，周作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家庭中的两位弱者，一位是鲁迅的原配朱安，一位是被三弟遗弃的羽太芳子。
“议约”写明：“老太太生养死葬之费亦在其中。”根据规定，新户主周作人应该负担母亲的一部分生活费用。1938年11月8日鲁瑞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说：“老二（按：指周作人）自一月起管我一部份用费，担当若干尚未说明。”1周作人因叛国投敌罪被逮捕后，八道湾房产面临没收。1946年1月13日，朱安致信上海的许广平说：“二先生（指周作人——笔者按）因汉奸名义已于上月六号被捕，至今尚未脱险，现设法营救还没结果，近日八道湾房子已有宪兵去住。兹抄附从前预备之议约一纸，未知对此房子将来可有应用之处否，大约须候审确定始有办法也。”1
当年秋，许广平返回北平西三条整理鲁迅遗物。此时，朱安身体衰弱，自知在世之日不多，就在许广平返沪前，交待了遗产问题。当时商定的办法是，首先在1946年11月朱安与周海婴的法定代理人许广平签署了一份《赠与契约》，申明：“周树人公遗产业经周朱氏与周渊（周海婴的化名）分割无异，周朱氏所得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产地基以及其他房产书籍用具出版权等一切周树人公遗留动产与不动产之一部情愿赠与周渊，周渊及其法定代理人许广平允诺接受并承认周朱氏生养死葬之一切费用责任。为免日后纠纷，特立此约为据。”2三位当事人签名盖章，证人是沈兼士、张荣乾、吴星恒、徐盈、阮文同、宋紫佩。这个赠与文件中所列项目，应该包括朱安应享有的八道湾产权的一部分。这份八道湾房产的议约件，正是由朱安请人拍成照片寄到上海的。1946年11月24日朱安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徐盈先生已来家“拿走议约去托沈先生。沈先生即找纪女律师，纪女律师把此议约照相三张，花八千元，但连做呈文等的钱，他都没有拿，该怎么办？请来信告知。又，沈先生与纪女士商量，建人先生既不在此要有一封委托信才好”。3
在同一封信中，朱安还请人为周建人代拟一函，要三弟亲笔书写寄往北平，以便由周氏兄弟之友沈兼士代为委托律师向法院交涉，保留八道湾住房中属于鲁迅和周建人家的房产，以免因周作人案而被全部没收。1947年1月8日朱安给许广平信中说：“徐先生来寓谓：律师已来过，但案尚无批文。”同年2月9日朱安在信中告诉许广平：“八道湾房子的事情迄今无消息。”3月20日北平地方法院办理了朱安和周海婴订立《赠与契约》的公证。6月29日朱安逝世。
周作人转移户主名，属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合情合理，所以当时旁观者并不以为怪。他确定的议约人，除他本人外，长房署名盖章的是周朱氏，三房署名虽是周建人，却由周芳子签署并盖章，显示周作人用心良苦——企图借法律手续，确立并保证朱安和芳子的家庭地位和财产权。
鲁迅及其继承人应拥有八道湾十一号住宅的部分产权。兄弟失和后，鲁迅虽然迁出了八道湾，但仍然承担母亲的生活费用，从未向两个弟弟要任何财产。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许广平的生活也遇到困难，无法继续寄款给北平奉养婆母。1942年5月以后鲁老太太的生活费靠周作人维持。1943年4月22日鲁老太太病故，遗言将周作人每月给她的零花钱转给朱安使用。朱安并没有向周作人索要八道湾房产，而是将西三条胡同住宅的多余房屋出租，补贴家用。但后来她的生活渐渐陷入困境，债务竟然“一天天加高到四千余元”。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难堪的事。1944年，因为要还债，朱安想把鲁迅的藏书出售。周作人让北平图书馆整理鲁迅藏书目录三册，散发求售。许广平和鲁迅的好友闻之，急忙阻止，并想办法解决朱安的生活困难。
1937年订立新八道湾十一号房产契约时，周作人当然想不到这房屋后来成了伪产，他为羽太芳子着想的计划也落空了。芳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上诉离婚，因为受了周作人汉奸案的牵连，处于劣势，不可能获得已被捐献给国家的房产。
八道湾十一号历经沧桑，从原来的大宅门渐渐变成大杂院。大门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五十年代，大门虽然已经破旧，但门框上还有堆砌的格子瓦装饰，还有屋顶，看起来还有个门楼样子；后来，大门虽然还是方形，但已经没有门楼，只用砖垒砌起来，上方搭了一根木板，木板上又砌了些砖头；再后来，干脆连门板也没有了。
周家的用人张淑珍也说，整个院子“文革”前变化不大，很气派，在这一带都数得上。但“文革”后，丁香、松树、槐树、海棠——都是从绍兴老家带来的树种——全被砍了，池塘也给填了。上面盖了房。由于人口增多，住房狭窄，住户不断扩张生活空间，加长屋檐，加修围墙，砖头、门板、塑料布，凡是能到手的材料都用上了。唐山大地震时，紧挨着房子。又搭起很多地震棚，有些至今还住着人，有些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
张淑珍说：“前些年房管局给院儿里的居民提供材料，说可以换掉木格花窗，安玻璃窗。别家全换了，我可舍不得。木格花窗还是当年大先生在时的，一点儿都没变。每年快冬天时用面糊打浆子，糊一块钱一张的高丽纸。差不多得用十几张。”
1996年6月间，《光明日报》刊登了八道湾胡同随东冠英小区的开发将被拆毁的报道。消息一传出，旋即在社会上引起一片议论之声。有人到北京市文物和规划部门，了解情况，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撰文呼吁开发商“手下留房”，并希望有朝一日将八道
湾的现有住户搬迁出来，恢复这座院子的本来面貌，保留一段历史，保留一种文化，保留一部分城市的记忆。据报载，北京市规划局发函至负责东冠英危改小区规划建设的房地产公司，要求告诉原规划方案。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预，房地产开发项目暂停。
当时，赞成保护八道湾十一号的意见占上风，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鲁迅之子周海婴就说：“据我了解，国家文物部门经费很困难，拨出巨款来修缮十一号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现在这么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将来和周围小区建筑对比起来，那是一番什么景象！春节期间，我和周建人（鲁迅的弟弟）的两位女儿对此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湾十一号院。我们认为，再以保护鲁迅故居的名义来保留十一号院是不合适的，可能
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他的理由之一是：“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1
针对鲁迅纪念馆已经太多，不必再增加的意见，文化界人士提出反驳意见时，往往举出外国的例证，如，俄罗斯人为他们的伟大诗人、近代语言与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修建了很多纪念设施，不仅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有，就连偏远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或三山村，在小路旁或树林边，也会见到写着“普希金曾在这里散步”、“这里是普希金读过书的地方”的木牌。俄罗斯人甚至还为普希金的奶娘也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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