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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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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调解历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衍生出新的形态。其中，民事调解在程序自动上的非合意化形态——民事强制调解，就是一个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论，却始终在调解制度建构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当前中国，随着世界性ADR浪潮的持续影响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事强制调解已摆脱以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逐步为社会公众和学术界所接受。尤其是新时期，“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成为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民事强制调解的正当性已不再受到质疑，获得了国家政策的认可和制度的保障。然而，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纠纷解决机制必须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构，持续调整、完善和优化。民事强制调解亦是如此。本书在阐发民事强制调解现代意涵及制度理性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域外民事强制调解展开横向分析，构筑起民事强制调解模式分析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对明清以来我国民事强制调解发展变化的纵向梳理，提炼出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主要特色及当代挑战。继而，立足于现阶段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实际，从模式选择、范围界定、主体选任、程序设置以及配套制度搭建等方面，对其未来的发展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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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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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阁，河南栾川县人，法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6年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200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201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现主要从事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在《现代法学》《政法论丛》《理论探索》《社会科学家》等学术期刊发表法学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4项，出版学术著作1部，参编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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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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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三、研究方法
（一）规范分析方法
（二）比较研究方法
（三）历史研究方法
（四）实证研究方法
（五）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 民事强制调解之基础篇
一、民事强制调解的内涵
（一）民事强制调解释义之争
（二）民事强制调解的特点
（三）民事强制调解与相关概念之辨析
二、民事强制调解的正当性论证——由民事强制调解与相关基本理论的关系展开
（一）民事强制调解与调解的自愿原则
（二）民事强制调解与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
（三）民事强制调解与裁判请求权
（四）民事强制调解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三、民事强制调解的制度功能
（一）有助于增强民事调解的实效性
（二）有助于实现民事纠纷的类型化解决
（三）有助于提升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
（四）有助于引导民事纠纷解决的文化
第二章 民事强制调解之域外篇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强制调解
（一）德国的民事强制调解
（二）法国的民事强制调解
（三）日本的民事强制调解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强制调解
（一）美国的民事强制调解
（二）加拿大的民事强制调解
（三）澳大利亚的民事强制调解
三、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区的民事强制调解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强制调解
（二）我国澳门特区的民事强制调解
四、总结——基于民事强制调解模式分析的视角
（一）一个简单的模式框架
（二）域外民事强制调解的模式定位
（三）域外民事强制调解模式背后的分析
第三章 民事强制调解之中国篇（上）
一、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历史谱系
（一）明清时期的民事强制调解
（二）民国政府时期的民事强制调解
（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民事强制调解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强制调解的发展
二、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发展背景
（一）国家诉讼处理能力的不足
（二）特定民事纠纷解决的需要
（三）域外法律制度的借鉴
（四）世界ADR运动的影响
三、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主要特色
（一）制度延续的稳定性
（二）适用范围的侧重性
（三）类型选择的偏好性
（四）调解主体的多元性
四、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当代挑战
（一）民事强制调解合理性的论证
（二）民事强制调解探索经验的提炼推广
（三）民事强制调解建构路径的选择
第四章 民事强制调解之中国篇（下）
一、现阶段我国民事强制调解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
（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庭前调解前置模式
（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前调解前置模式
（三）上海市人民调解前置模式
（四）浙江省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前置模式
二、现阶段我国民事强制调解实践探索的有益经验
（一）突出民事强制调解中法院的主导作用
（二）拓展民事强制调解的类型
（三）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在民事强制调解中的运用
（四）充实民事强制调解的内容
（五）增强民事强制调解的效力
（六）搭建民事强制调解的激励机制
三、现阶段我国民事强制调解实践探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思想观念保守
（二）适用范围比较混乱
（三）诉调衔接不畅
（四）配套机制乏力
第五章 民事强制调解之建构篇
一、建构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我国调解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二）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三）满足特定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需要
（四）平衡特定民事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五）提高我国调解资源的利用效率
（六）促进我国律师角色的转变
二、建构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基础条件
（一）大调解工作格局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既有的法定前置程序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铺垫
（三）各地调解前置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经验积累
（四）域外的民事强制调解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国内立法提供了制度支撑
三、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模式选择
（一）我国诉前民事强制调解的模式选择
（二）我国诉中民事强制调解的模式选择
四、我国民事强制调解适用范围的界定
（一）诉前民事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
（二）诉中民事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
五、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调解人资质
（一）法官担任调解人的资质要求
（二）非法官担任调解人的资质要求
六、 我国民事强制调解的程序规范
（一） 调解的方式
（二） 调解的期限
（三） 调解的效力
（四） 诉调对接
七、我国民事强制调解配套制度的搭建
（一）进一步推行医责险制度
（二）进一步完善司法确认制度
（三）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四）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
（五）增设当事人异议程序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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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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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受王阁老师之托，为其新作作序。虽诚惶诚恐，深忧陈词滥调难为现时所用；且勉为其难，愿为后起之秀助展未来宏图。大作读罢，感慨良多，谨作下文为序。
调解，作为我国传统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方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调解艰难地冲破诸多争议和重重困境，在世纪之交与世界ADR潮流相遇，通过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基础要素。本书所研究的强制调解，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论的概念，但始终是调解制度建构中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早期，面对社会转型和法治初建的复杂环境，纠纷解决研究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程序和调解的正当性问题。如何推进传统调解机制实现现代转型，如何在法律移植中保留中国特色及创新空间，如何建立起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和实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时至今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得到了国家政策的认可和制度的保障，逐步为社会公众和学术界所接受，“把非诉讼机制挺在前面”已成为新时期的主流意识，调解的正当性不再被质疑。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纠纷解决机制需要不断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构，持续调整、完善和优化，人类社会无法一劳永逸地终结这种动态发展的过程；而纠纷解决的社会观念、理论和公共政策也会随时代而发生改变。目前，我国很多基本的制度建构尚未完成，有关调解及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和实践绝不能就此止步。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完善需要成为立法、司法和实务部门持续的任务，也必然是理论研究长期的课题。在正当性论证基本解决之后，深入的制度研究尤为重要，为此，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本书作者王阁精心呈现的这部有关强制调解的研究，孕育于社会转型之际，完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可谓生逢其时，适逢其用，显示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年轻学者的成长。
近年来，尽管调解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相关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始终进展缓慢。纠纷继续向法院汇集，案件量持续增长，非诉讼机制虽然在审判之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在法院之外对案件形成有效的分流，特定类型纠纷亦未形成专门化（非诉化）处理机制。有关调解前置的立法提案、建议和尝试虽酝酿已久，但并无实质性突破。除定位模糊的先行调解和一些地方的创新实践外，作为独立程序的、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前置性调解实际上并不存在。本书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适时地呼应了实践中对强制调解的强烈需求和关切，显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务实指向。作者遵循学术规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民事强制调解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证，为民事程序法和纠纷解决理论增添了新的成果，并对我国强制调解制度的建构提出了系统的建言。读者可以跟随其研究进路，了解强制调解的正当性、发展及未来。
文献梳理与概念界定。作者从“强制调解”的概念、定义出发，通过文献、制度和实务的比较，向读者展示这一概念的多面性以及此前存在的诸多误解和歧义。作者在梳理和细致解析“民事强制调解”概念的同时，界定了其内涵、外延及研究范围，使后续的研究论证得以在清晰严谨的规范之上展开。由此，也明确了强制调解与其他同义概念的关系，开放了为避免误解而选择其他定义的可能，如诉讼前置调解或法定前置调解等。
比较研究。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比较的背景下进行的。与早期简单的模仿移植不同，我国当下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有了明确的制度自信，制度建构和设计更具中国特色。但是，开放的中国同样也需要面向世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和相互融合。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调解一度遭到冷遇。20世纪90年代以降，原有的法定前置调解（如交通事故处理）逐步被尽数取消，作为独立程序的强制调解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在国际上，随着调解的蓬勃发展，强制调解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其中的原因与教训何在，或许可以在本书的比较研究中寻找可能的答案。当前，我国的调解已实现了现代转型和多元化，与世界ADR浪潮融为一体，在相互借鉴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是制度建构应有的科学态度。
实证研究。制度建构或改革的需求源于社会现实。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和经验性观察发现，尽管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实务部门和各地方通过各种“创新”，如诉源治理、无讼社区建设、地方一站式解纷中心等方式，实际上正在积极向强制调解靠近。据此，作者得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我国建立强制调解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并通过事实和数据论证了其客观需求、可行性、效益、条件和效果等。实证研究亦不乏从事实出发的批判精神，从本书的调研资料和数据中，读者可以对强制调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略窥一斑，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或提出疑问。例如，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基层法院推进强制调解的努力是否会轻易地被某个当事人或律师的投诉所否定，是否会被善于诉讼的人（如职业诉讼人）巧妙地规避，是否会导致调解的同质化（如司法化）？公共资源大量投入调解是否会导致更低的效益？中国的强制调解是否只能设立在法院，成为司法的附属？在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成为习惯，模糊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传统大一统调解模式已形成定势，看不到更优选择的情况下，各主管或相关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或局限性能否将强制调解提上立法日程并提出合理的方案？这些问题都是制度设计者和研究者需要正视和回应的。
规范研究与分析论证。制度建构必须以法律规范与合法性为基础，对正当性、价值、功能、合理性、可操作性、效益、风险规避、程序和法律责任，乃至替代性方案等作出全面考量。在世界各国，强制调解的正当性都曾引起争议，时至今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障碍——强制调解是否限制当事人诉权并违背调解的自愿性，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强制调解的效益、当事人满意度、社会效果等也已被经验性研究所证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强制调解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合和所有纠纷类型，也不意味着没有更好的选择和替代方案。在我国，强制调解依然面临正当性的质疑，甚至其概念尚难以被接受，这就需要慎重设计具体可行的制度，包括定义、适用范围、程序设计、行为规范、制度衔接、法律效力及救济方式等。作者所做的系统的规范性研究与实证研究资料相结合，不仅为其建构设想提供了依据，亦可成为决策者和立法者的有益参考。
历史和文化研究。历史文化溯源和动态研究对制度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强制调解的沿革及制度实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无论东西方，调解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强制调解在历史中若隐若现。20世纪末期以来，非诉讼机制得到了空前重视，形成了全球调解趋势。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新型纠纷的专门化处理机制不断出现，调解的应用已超越了传统民事领域，强制调解的模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这种背景下，调解研究和制度建构需要高屋建瓴，既充分重视文化差异及传统，也应具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并敢于面对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西方国家历来强调调解与司法（仲裁）程序及方式的分离，强调调解的独立性及其与后续程序的严格区分。而中国民事司法自古以来就存在调裁（判）不分的传统，司法机关、社会主体和当事人也更习惯这种方式。因此，我国更青睐先行调解这种模糊的制度设计，并热衷于调解与司法（裁决）的一体化或紧密衔接的模式。由此可能影响对强制调解模式的不同选择。
其次，强制调解既可以设立在法院，也可以设立在法院外。前者被定义为司法程序，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法院附设调解，尽管调解程序由法官掌控，但调解员的社会身份、作用及其与法官的区别才是制度设计的核心，由此形成调解与裁判的差异和独特功能。例如，家事案件中男女调解员的性别对等，劳资双方代表的利益协调等。当代更多的强制调解设立在法院之外，或赋权民间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以发挥自律和治理作用；或强调行政主管部门对专门性机制的主导，以在诉前穷尽非讼救济。制度设计的意义在于保证这些机制与司法的区别及独立地位，并确立为诉讼前的必经程序，以减少对司法的依赖。而在我国法院主导的一站式解纷机制中，调解员实际上是以法官辅助人员身份和法官视角、参照司法判例进行调解，可通过无争议事实认定与后续的诉讼形成密切的联系，并通过法院调解书和司法确认等方式转化为强制执行依据。大量社会调解机构缺少独立的案源，难以独立生存和发展，进入一站式体系后，亦被统合为准司法机制。这种司法依赖和国家中心的解纷文化，决定了制度建构的基调，也必然会影响强制调解的功能和价值。
最后，调解的专门化与创新发展。当代世界纠纷解决机制的专门化趋势，是指针对劳动、家事、消费、医疗、交通事故、金融消费、投资等不同类型的纠纷，通过专门或单行立法，建构专门解纷机制，采用非讼化、专门化及协商、调解、裁决一体化（准行政或准司法）的方式处理，并将其设定为诉讼前置程序，由此将这些纠纷从常规民事诉讼中整体加以剥离，司法仅发挥最终救济作用。鉴于涉及非平等主体关系、非民事关系，强调国家干预和弱者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因素，这类机制的设计原理与普通民事程序不同，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设置调解人员、程序（协商、调解、裁决）、辅助机制（保险、鉴定、调查等），采用不同的调解模式，并可以在调解不成时直接作出裁决或决定；与法院附设程序相比较而言，不仅可大量有效分流和纾解诉讼，解纷的专业性、预防性、社会治理的效果也更好。我国虽较少采用这种方式，然已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证券法》设立专门程序的先例，表明除通过基本法建立统一的民事强制调解制度外，采用制定修改单行法方式建立强制调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且更加易行。然而，这两个较适宜实现调解前置和整体分流的专门机制都未能实现这种创新突破，说明强制调解和专门机制的建立实属不易。
制度建构研究。本书以建构篇作为终点，彰显其建设性特点。由于强制调解涉及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无法以地方法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方式建立，只能通过立法实现，这就需要体系性的建构。作者从强制调解的意义、条件、模式选择、适用范围到调解人、调解程序、配套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论证。这些建言细致而周密，充分显示作者对强制调解制度建构的严谨态度、满腔热忱和责任感。作为学者，亦可不为部门利益和实务局限所囿，秉持相对客观理性的立场。诚然，任何建议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和问题，鉴于制度建构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研究者亦无法期待自己的方案会被全盘接受。然而，毫无疑问，本书提供的丰富资料、分析论证和建构方案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此，研究者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可以问心无愧地坦然接受读者的评议和决策者的审视。
我以为，这就是此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范愉
2022年岁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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