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死于法兰西宾馆，该宾馆位于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包港。在本雅明死后几个月，汉娜?阿伦特去那里寻找本雅明的墓地。然而，她一无所获。除了她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风景，阿伦特什么都没找到。“我找不到他的墓地，”过后不久，她就给哥舒姆?肖勒姆写了一封信，“哪儿都没有他的名字。”不过，根据包港市政厅提供的记录，本雅明有一位名叫福豪?古尔兰德的朋友，后者于1940年9月28日，也就是本雅明死后两天，支付了75个比索，为本雅明租用了一个为期5年的“墓龛”。当地医生拉蒙?维拉?莫里诺诊断本雅明死于脑中风，但是，人们通常认为他死于服用超量吗啡导致的自杀。“他身上携带的吗啡足够让他死上好几次了。”说这句话的人叫作丽莎?菲特蔻，她曾带着本雅明翻山越岭进入西班牙。
然而，无论有名无名，这个地方都美得惊人。
“陵园面向一个小小的海湾，正对着地中海，”阿伦特写道，“它建在由石头雕刻而成的梯台上，棺椁被推入石墙，安置其中。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迷人、最美的地方之一。”
美景并未给肖勒姆留下深刻印象。几年之后，他似乎根本不屑一顾。在一本有关本雅明的回忆录中，他作了如下结语：“那个地方确实很美，但本雅明的墓是伪墓。”用这样一句话作为一段人生故事的结尾，未免有些突兀和酸楚，仿佛逝者被某种结局欺骗了，因而我们也被这个结局欺骗了，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悬念，一本缺了尾页的书。阿伦特不仅没能找到本雅明的名字，更不幸的是，哪怕找到了也是一个假名或一座伪墓。当然，这取决于你是否认为伪墓更加糟糕。至少对肖勒姆而言，那些照片清楚地显示了一个刻有本雅明名字的木制容器，上面的名字字迹潦草。在他看来，那不过是“陵园看守者的发明，他们考虑到访客打听的次数，发明了这个把戏，以确保自己能够得到小费”。就这样，本雅明的人生结束了，即便他曾被乔治?斯坦纳等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肖勒姆的回忆录就是以此为结尾。即使在死后，本雅明也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墓地成为人们赚取小费的把戏。我们不妨说，肖勒姆把他的主角埋葬在世俗的审判之下，而非真实的墓穴之中。
看起来，肖勒姆似乎在尽力避免将本雅明纪念碑化，他选择用最不浪漫的方式结束了回忆录——陵墓中坑蒙拐骗的伎俩。这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的一篇文章，有关超现实主义，写于1929年，文中提到了“世俗启迪”（profane illumination）。不过，究竟启迪了什么？在本雅明构造的“世俗启迪”一词中，“启迪”带有宗教启示的痕迹，但后者已被超越。而且，在他去世前不久写成的著名的文章《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本雅明宣称：“唯有历史学家才能在过去当中重燃希望之火，若是敌人获得胜利，哪怕是逝者，也将失去庇佑。”那么，肖勒姆对于本雅明之墓的评价，对那“希望之火”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肖勒姆何以宣称照片“清楚地显示”墓地是假的？有任何照片能够清楚地体现这一点吗？假设照片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守陵人为什么会公然造假，还要冒着被来访者和像肖勒姆这样研究摄影的学者戳穿的风险？以掘墓者的技术而言，根据真墓伪造一个完整的复制品，难道真的就这么轻而易举？
如果我们究其根本，又怎会相信任何一座坟墓都埋着应葬之人呢？死亡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秘密与恐惧如裹尸布一般将它紧紧包住，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敢去一探究竟。谁知道包港的墓地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没有一个墓穴埋着对的遗体；或许，根本就没有遗体？毕竟，在这个体制中，遗体与尸骨的挪移极为常见：你租了一个为期几年的“墓龛”，若干年后，如果无法续租，尸骨就会被拿出来，挪到公共墓地，与那些不计其数的无名尸骨并排放置。它们最终都会混合相融，失去所有个性的痕迹。在这里，它们在不体面的混战中相聚，而这场混战就是死亡：朋友与敌人、本地人与外国人、共和党人与佛朗哥的追随者们、大腿骨与肩胛骨，统统混杂在一起，创造并再造了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谓“隐形的死者群体”。在卡内蒂看来，这个群体是宗教情感的一种重要来源。如果一切按例而行，那么，本雅明的遗体在1945年时，也就是福豪?古尔兰德支付了75个比索的5年之后，就该被挪置于公共墓地了。
但是，在本雅明死后几个月里，阿伦特居然无法找到他的墓龛，这件事又该如何理解？肖勒姆想方设法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把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作引子，从而引出1975年的断言，即本雅明的墓是一个伪墓。阿伦特说过，“哪儿都没有他的名字”。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可能会有帮助，而且与命名之事紧密相关：在他去世后，瓦尔特?本雅明不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罗马天主教徒的身份进入了官方记录（证据由包港近期建立的瓦尔特?本雅明博物馆提供）。确切地说，记录上的全称是“本雅明?瓦尔特先生”。他就以这样的身份被埋在了天主教徒专用的陵墓中。在那里，他绝非无名无姓，而是像他的墓穴一样，成了一个伪人，身体虽在，但基督徒身份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
你会在法兰西宾馆提供的收据中看到死者的姓名——本雅明?瓦尔特。死者生前4天的开销包括5瓶柠檬苏打水、4个电话、殓尸费、房间消毒、床垫清洗和漂白费用。你也会在内科医生开出的收据上看到这个名字：本雅明?瓦尔特，旅客，注射费和血压测量费，75比索。你还会在1940年9月27日出具的第25号死亡证明上看到这个名字：本雅明?瓦尔特，48岁，来自柏林。你可以在当地木匠向包港法官提供的账单中看到这个名字，该木匠为死者，也就是本雅明?瓦尔特先生，制作了一副衬布棺材。在同一张收据上，你还能看到付给砖匠的8个比索，他负责为本雅明?瓦尔特的墓穴封棺。而且，你可以在一张牧师出示的收据上看到这个名字：1940年10月1日，共96比索，其中6个比索用于做弥撒，“B.瓦尔特的尸体就埋葬在本镇的天主教陵墓”，75个比索则用于“支付为期5年的墓龛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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