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大型画展隆重庆祝亨利·马蒂斯诞辰150周年。马蒂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改变了现代艺术的进程。1916年，画家创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画作，诗人古斯塔夫·卡恩（Gustave Kahn）说：“每一次看亨利·马蒂斯的作品，都会觉得它更有逻辑性、更深刻、更美丽。我认为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马蒂斯的艺术一次又一次地与当今时代产生共鸣，只有最伟大的创新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中心（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有一些作品创造了历史，而马蒂斯书写的则是决定性的那几页，正如此次展览“马蒂斯，恰如一部小说”（Matisse comme un roman）所要表达的一样。现代艺术收藏部的奥雷莉·韦尔迪耶（Aurélie Verdier）是展览的策展人，她说，这个构思灵感来源于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著作《亨利·马蒂斯，小说》（Henri Matisse， roman），它成为贯穿此次画家诞辰纪念展的主线。一些马蒂斯标志性作品构成了此次展览的核心，其中包括《玛格丽特和黑猫》（Marguerite au chat noir）（1910年），这幅代表作进入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中心得益于2013年克劳德·杜威特夫人（Claude Duthuit）的捐赠。此外还有色彩浓烈的《红色的房间》（Grand intérieur rouge）（1948年），以及长期在现代艺术中心东京宫的大楼梯前迎接参观者的《国王的悲哀》（La Tristesse du roi）（1952）。经过博物馆多年的努力，以及马蒂斯家族的慷慨支持，此次展览共展出近250件马蒂斯作品，包括8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以及170件纸上作品（素描和水粉剪纸）。如果没有众多机构和相关人事的大力支持，这次展览将不可能实现。
感谢卡托-康布雷齐（Cateau-Cambrésis）和尼斯马蒂斯博物馆（Musée Matisse，Nice）出借的精彩作品，尤其感谢帕特里斯·德帕尔普和克劳迪娜·格拉蒙（Claudine Grammont）的慷慨支持，并向他们博物馆的杰出工作致敬。由盖伊·托萨托（Guy Tosatto）任馆长的格勒诺布尔博物馆（le Musée de Grenoble）也积极支持此次活动，出借了大量的马蒂斯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1911年的代表作《有茄子的室内景》（L’Intérieur aux aubergines）。
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为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出借了玛格丽特·马蒂斯（Marguerite Matisse）的美丽肖像，这一幅马蒂斯早期的杰出作品，被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一生珍视并收藏。在此特别感谢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馆长洛朗·勒庞（Laurent Le Bon）。与此同时，马蒂斯的家人也非常慷慨地借出多幅杰出作品。我尤其感谢在许多方面支持此次展览成功举办的亨利·马蒂斯档案馆（les Archives Henri Matisse）以及众多的地方博物馆、国际机构和私人收藏家，他们慷慨无私地暂别这些价值连城却十分脆弱的作品。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马蒂斯还在旺斯礼拜堂（chapelle de Vence）坚持工作，八十多岁的他仍然希望自己的作品 ”为我们的时代提供新的意义”。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愿望已然实现。我很高兴这次的展览“马蒂斯，恰如一部小说”能让更多的人见证这种只属于他的艺术革命形式。
塞尔吉·拉斯维尼（Serge Lasvignes）
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席（Président du Centre Pompidou）
作品的意愿
在18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艺术家的定义。“艺术家往往受控于一股极致任性的力量，”巴尔扎克断言，“他是某种强大意志的卑微工具，必须服从于某个主人。当人们认为他是自由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奴隶；当人们看到他不安分，沉醉于疯狂和快乐的激情时，他是丧失了力量和意志的，他已经死去。他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体，存在于他威严的权利与生命的虚无之间：他一直都既是一个神，同时也是一具尸体。”1
一个多世纪后，这些话在毕加索1963年写在素描本上的著名箴言中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回应：“绘画比我更强大，是它支配着我2。”这些话让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对其中蕴含的复杂涵义进行了简短却又深刻的思考：“毫无疑问，今天的毕加索似乎能在艺术中‘做他想做的事’，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艺术却‘比他更强大’，让他沉迷其中。但是，难道绘画不是已经成为了毕加索的生命本身吗？在这场游戏中，他是艺术家，是领导[……]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又被被艺术驱逐，离开了自己本身，艺术成为了他的主人3。”
毕加索与马蒂斯很早就持有相互对立的艺术观念，常常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美学代言人。马蒂斯代表北方艺术，毕加索代表南方艺术，色彩是前者的精髓，线条是后者的灵魂。1932年，一位评论家说：《在马蒂斯这位法国艺术家身上，吸引人的是一种明亮，在毕加索这位西班牙艺术家身上，吸引人的是一种神秘[……]。前者的作品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胜利，后者的作品犹如魔鬼的游戏4。》
然而，两位艺术家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让他们同时闻名天下。莱里斯在毕加索的艺术中感知到的某种神秘，那种主客体的永久倒置，就是两人共有的一个特点。虽说马蒂斯的画是“纯粹理性的胜利”，但它也完全可以和毕加索的画一样，成为“魔鬼的游戏”，马蒂斯通过自己的绘画，把自己逐出艺术。有见证者说，马蒂斯在完成《静物（西班牙）Nature morte (Espagne)》和《静物（塞维利亚）Nature morte (Séville)》后，曾气急败坏地说：“我的画把我踢出去了5！”这些作品完成于1910-1911年，现藏于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Musée de l’Ermitage， à Saint-Pétersbourg）。
马蒂斯对这批作品非常上心，他曾经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干粮，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长达一个月之久。看起来他似乎对自己的创作得心应手，他用鲜艳的色彩将各种装饰图案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平衡的整体。然而，这却像是一幅自动完整的画作，最后强迫艺术家被动地接受结果。这位见证者说：“画作就在那里，已经完成了，马蒂斯宣称自己无法在上面多添一笔6”。正如巴尔扎克描述的艺术家和莱里斯描述的毕加索一样，马蒂斯既是自己艺术创作的神，同时也是奴隶。《白色和粉色的头像》（Tête blanche et rose） (1914年， 图1 和展览手册第102页)可以被视为另一个例子。在这幅画的创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马蒂斯问模特，也就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这幅画想带我去别的地方。你准备好一起去了吗？”事实上，一张X光扫描照片证实这幅画经历了方向性的改变，从相当简单的肖像画变成了我们今天看见的由朴素的垂直线和对角线构成的像支架一样的画面8（图2）。
这幅作品被认为是马蒂斯与立体主义对话的最典型例子之一。然而这并非毕加索和布拉克开创的画风，而是他们的追随者，如让·梅青格（Jean Metzinger）9和胡安·格里斯 （Juan Gris）常用的手法。胡安·格里斯曾提到自己的创作是一种开放的、难以预测的行为，这与马蒂斯的言论非常贴近10。克里斯托弗·格林（Christopher Green）也认为，尽管格里斯完成的作品具有某种“秩序性”，但画家的创作过程仍然是在不断探索和改变的11。虽然《白色和粉色的头像》也掩盖了其复杂的诞生过程，但没有格里斯的画作那么明显。在画面正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人物不协调的丰满嘴唇是之前完全不同的版本遗留下来的。这个细节揭示了作品所经历的震荡，同时也提醒我们，艺术家对其作品不再有控制权，他不再能牢牢控制作品的完成，反而成为了作品的玩物。1914年，马蒂斯邀请女儿参加的正是这趟未知的旅程，他在很多作品画面上都留下了这种容易识别出来的改动，见证了他思想的变化。这是画家布莱斯·马登（Brice Marden）在提到马蒂斯作品时所强调的地方，他说：“我一直认为马蒂斯的画面是一个工作的画面。他总是留下改变的痕迹，告诉我们如何作画。一切都发生在画面上12。”将马蒂斯的创作定义为“工作”，似乎贬低了画家的创作者身份。
马蒂斯坦言他经常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明显还从中感受到某种乐趣。1908年，他在《画家札记》中首次提及这一问题。这是他最初的、也是最明确的美学论述。他有一个章节清晰地描述了如何构建一幅作品，这让我们非常感兴趣。首先，“感受”和“情感”，以色彩这种特殊的形式进入绘画领域，它们是画家面对世界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在他看来，这个领域一直由敌对的力量构成，它们总是企图摧毁对方。“颜色和线条都是一种力量”他解释说，“在这场力量的游戏中，创造的秘密就藏在它们的平衡之中13。”虽然在这些对立的力量之间找到短暂的平衡是可能的，但哪怕添加最轻微的元素，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会被马上打破。为了重新建立这种平衡，必须对新添加的元素进行改造：“对我来说，不可能卑躬屈膝地忠实复制自然，我不得不阐释自然，并且服从于作品的精神14。”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方向，对此，画家必须服从。有时候艺术家对自然的“阐释”可能是激进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画作可以被完全改变，以至于一个不留心的观众不再能辨认。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惊讶的，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首先是马蒂斯本人。因此，他经常在作品完成后表现得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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