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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关于周恩来与抗美援朝历史的大家小书】
从决策入朝作战到指导停战和谈，从指挥外交斗争到协调后勤保障，从1950年7月主持筹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身的东北边防军到1958年春开始安排志愿军分批凯旋回国，周恩来实际上发挥着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副帅”作用。《周恩来与抗美援朝》这部大家小书，史料丰富、逻辑清晰、史论结合、可读性强，充满石仲泉先生作为党史专家和理论家的洞见，正面展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一份献给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厚重礼物。
【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众多重大史实和细节】
本书阐述了周恩来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主席，从决策志愿军入朝作战，到指导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停战谈判、指挥抗美援朝的外交斗争、协调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直至部署安排志愿军分批回国事宜等方面所付出的智慧和全部精力，展现了周恩来鞠躬尽瘁、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协调各方的高贵品质和无与伦比的能力，向我们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众多史实细节。
【党史名家权威讲述】
本书作者石仲泉先生是中共著名党史学家，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等业务，毕生致力于中共党史国史、毛泽东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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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重要历史，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立足于多年来对中共党史与抗美援朝战争的深刻研究，写作了关于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党史通俗读物——《毛泽东、周恩来与抗美援朝》丛书，《周恩来与抗美援朝》即为该丛书品种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其时间之长、参战国之多，为二次大战以来罕见。毛泽东运筹帷幄于中南海，是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周恩来是协助毛泽东运筹这场战争的主要助手。从决策入朝作战到指导停战和谈，从指挥外交斗争到协调后勤保障，从1950年7月主持筹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身的东北边防军到1958年春开始安排志愿军分批凯旋回国，周恩来实际上发挥着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副帅”作用，本书旨在为读者呈现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台前幕后的一些史实。全书史料详实、论证严谨，为我们回顾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阐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其出版对于丰富党史、深化国内抗美援朝史研究以及树立民族自信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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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石仲泉，1938年生，中共著名党史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等业务。毕生致力于中共党史国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的重要文献起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参与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负责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文选》《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毛泽东研究述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在1978：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共八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新中国五十年》等；个人专著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观党史》《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长征行》《党史热点面对面》《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周恩来的卓越贡献》《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等。
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著作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大奖，《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历史决议〉》等10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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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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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主持筹建东北边防军
第二篇 参与决策出兵抗美援朝
第三篇 参与决策军事斗争的“武仗”
第四篇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总司令”
第五篇 参与运筹停战谈判的“文仗”
第六篇 直接领导抗美援朝对外关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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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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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运筹停战谈判的“文仗”
抗美援朝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非常奇特的战争，“打了三年，就谈了两年”。“打”和“谈”不是完全截然分开的。志愿军入朝的前9个月就是“打”，所谓“打了三年”是概数。从朝鲜战争开始算起，则是3年又1个月。“谈了两年”，则是实数，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这两年并非“谈”而不“打”，而是边谈边打，又打又谈，甚至是以打为基础，美方打不赢了才回头来谈。美方最后之所以答应签署停战谈判协议，实在是没辙了，不得不低头。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可以说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线、以有力的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是精心谋划两年停战谈判的总设计师，周恩来是协助毛泽东指导前方谈判代表团的主要副手，也可以说是副总设计师。
“文仗”一语，本来是1951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毛泽东致电谈判代表团，要求加强对敌文字宣传斗争而使用的。他指出，“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该电将“文字的宣传斗争”提升为打“文仗”，说明宣传斗争与武装斗争同等重要。受此感悟，我以为谈判斗争也可视为“文仗”，以与前述“参与决策军事斗争的‘武仗’”相对应。这也许更能增进对谈判斗争丰富内涵的认识。
（一）停战谈判的缘起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的主要工作。
对于朝鲜战事的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际上有两条底线。一是就派兵援朝抗美来说，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不管。周恩来在1950年10月初声明：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管。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就一直主张和平调处朝鲜问题，使朝鲜问题局部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1950年11月下旬，我国代表（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政府于1950年11月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又被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安理会拒绝。经过志愿军入朝后的两次战役，中朝军队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异常狼狈，粉碎了其在“复活节”前班师回国的美梦。这时美国当局又通过联合国玩弄“停火”阴谋，争取喘息时间，调整兵力，以便实施再行进攻的妄想。
针对这个背景，周恩来在1950年12月20日发表声明，揭露美国当局一贯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实面目，重申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强调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新年过后，在1951年1月中旬，他多次提出召开有关各国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建议。那时的美国尽管吃了败仗，但仍不服输。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出的，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的猖狂只支撑了几个月。第五次战役双方出动近百万大军的空前较量，使美国当局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从1951年5月中旬始，就想方设法同中国方面接触，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5月底，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卿顾问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方面关于在三八线一带停战的意向，可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商议后，马立克6月23日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一个星期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于6月30日奉命发表关于和平谈判声明，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自此以后，抗美援朝战争就转入停停谈谈、边谈边打、亦打亦谈、以打促谈的新阶段。
周恩来在这个新阶段里的担子仍然繁重。第五次战役后期，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身体一直硬朗的他终于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于5月下旬去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停战谈判开始后回京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毛泽东直接掌握谈判进程，决策谈判的方针对策。周恩来自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来，就一直是我们党负责对外谈判的主要负责人，被誉为“党内头号谈判专家”。对外谈判，毛、周各有所长，天作之合，相得益彰。这次停战谈判，协助毛泽东作为主要助手非周恩来莫属。
当时，在前方负责谈判工作的代表团，主要有两个班子：一是谈判代表（公开露面的）。在朝方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的代表是南日大将；在中方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毛泽东电告金日成，“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二是谈判工作组（不公开露面的）。它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等，协助指导谈判工作。李克农、乔冠华此前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周恩来与他们直接联系更为方便。
据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郭英说，周恩来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
由于毛泽东那时忙着处理其他要务，周恩来除忙于处理政务工作外，协助毛泽东做的停战谈判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前方谈判代表团，代毛泽东起草给谈判代表团的指示电；二是代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金日成通报谈判情况和征求意见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卷，对于周恩来在最高决策层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定位：最高决策层，由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并征求斯大林、彭德怀的意见，确定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并根据谈判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最高决策层的工作，毛泽东基本是委托周恩来进行具体操作的，特别是有关谈判问题以毛泽东名义发给金日成、斯大林征求意见的电报，及发给李克农的指示，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起草或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笔者根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些电报作了初步统计，经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给前方代表团的指示电稿，至1953年底达73份。他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有8份，单独给金日成的电报有5份。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有关部门代为起草的所有电报，最后都经毛泽东审改或审定后发出。
就周恩来代拟的电报言，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有这样的评论：“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凡周恩来所拟的毛泽东电报也是周恩来本人思想的表达。毛泽东对谈判的运筹、决策和指导，基本上也是周恩来对谈判的运筹、决策和指导。
（二）关于参与谈判主要议程问题的决策和指导。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高句丽王朝历史古都开城拉开序幕。谁也没想到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一谈就是两年。最初讨论谈判议程，确定了五项。此后的讨论，属程序性的第三、第五两项议程所费时间不算太长。马拉松的谈判主要在第二项议程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和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这是两个实质性问题的谈判，这里着重解析毛泽东、周恩来是怎样决策和指导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的。
这个实质性问题的谈判，可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僵持不下，立马转圜，掌握主动，纳入议程。
本来中朝方面原定的实质性谈判议程是确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也希望通过谈判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但美方首席代表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此条列入议程。第一天的会谈就卡壳了。后来，经过8次会议的唇枪舌剑辩论，仍然是针尖对麦芒。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转圜。7月20日，周恩来就对停战谈判形势估计和我方对策问题，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指出：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始终拒绝将其列入议程，虽经我方多次驳斥，敌人仍毫无让步征候。我们对撤兵问题，似应作重新考虑。根据中朝方面情况看，“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这样，“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这样还可以保留对此问题的回旋余地，使其成为我们手中的斗争武器。次日，斯大林电复，赞同中方意见。22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就上述看法征询意见。随即，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根据征得斯大林、金日成同意的上述意见，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致谈判代表团电：会议争论证明敌人绝对不愿讨论撤兵问题。通过谈判，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撤兵问题揭露了美方是不愿意促进和平的。现在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在下次会议上可提出增加“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这一议程，以便各项议程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这个转圜很见效，迅即奠定了确定谈判议程的基础。前方代表团依照这一指示，在谈判会上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美方代表再不纠缠了。这样，经过16天交锋，终于解决了整个谈判的议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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