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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狡黠睿智地描述我们这个流动不居的时代，以及人的境况；从不回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总是努力质疑公认的智慧和常识，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出生于波兰，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 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伟大的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者”。 一生出版 50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现代性与大屠杀》《社会学之思》等。 彼得·哈夫纳（Peter Haffner，1953— ） 记者、作家。长年在美国、波兰和德国工作。 他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学位。之后，成为一名自由记者，为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媒体工作。1994年获埃贡·欧文·基施奖。1994年获苏黎世新闻奖。 【译者简介】 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渎神》《潜能》《为什么是阿甘本？》《散文的理念》《导读萨义德》等。 目錄： 【目录】 前言/ i 说明/vii 1 爱与性别 选择伴侣：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 / 1 2 经验与回忆 命运：被历史塑造的我们怎样塑造历史 / 15 3 犹太性与纠结 适应：犹太人会被什么吸引 / 45 4 智识与投入 社会学：为什么它不应该把客观的和个人的经验分开 / 71 5 权力与认同 现代性：论被迫非己，或变成别人 / 93 6 社会与责任 团结：为什么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 121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世界末日：为什么相信（一个不存在的）神是重要的 / 155 8 乌托邦与历史 时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 / 175 9 当下与未来 无用之人：谁是现代社会的女巫 / 189 10 幸福与道德 良好生活：脱掉太紧的鞋意味着什么 / 215 注释 / 233 部分参考文献 / 237 內容試閱： 爱与性别 选择伴侣：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 彼得·哈夫纳（以下简称哈夫纳）：让我们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爱。您说我们正在忘记怎样去爱。什么让您得出这个结论？ 齐格蒙特·鲍曼（以下简称鲍曼）：在网上找伴侣的趋势随网上购物的趋势而来。我自己就不喜欢去商店；大多数东西，比如说书、电影、衣服，我都在网上买。如果你想要新夹克，购物网站会推给你一个目录。如果你想找伴侣，约会网站也会推给你一个目录。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模式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 哈夫纳：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人们会在农村的节庆活动上，或者，如果你住在城市，会在舞会上遇见自己未来的生活伴侣。其中也会涉及个人偏好，不是吗？ 鲍曼：对害羞的人来说，互联网肯定有帮助。他们不必担心在接近女人时会脸红。在网上，他们更容易建立联系，也不会那么拘束。但在线约会与试图按自己的欲望来定义伴侣的属性有关。人们根据对方的发色、身高、体型、胸围、年龄，以及自己的兴趣、嗜好、偏好和厌恶来选择伴侣。这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可以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我们忽视了决定性的因素：人。 哈夫纳：可就算以这样的方式定义自己的“类型”，一旦与真人见面，一切不也都会发生变化吗？毕竟，那个人不只是这样的外在属性的总和。 鲍曼：危险之处在于，关系模式的形式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日用品的关系。我不会发誓对一把椅子忠诚——为什么我要发誓将这把椅子当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欢它，我会买一把新的。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但我们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当我们遇见更有魅力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就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一旦新品上市，我们就会把旧的换成新的。 哈夫纳：您的意思是，我们过早地分开？ 鲍曼：我们进入一段关系是因为我们期待从中得到满足。如果我们觉得另一个人会给我们更多的满足，我们就会结束当前的关系，开始新的关系。关系的开始需要两个人之间的约定。结束它只需要一个人。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害怕自己会像过时的夹克一样被抛弃，被遗弃。 哈夫纳：好吧，任何约定从性质上说都是这样。 鲍曼：当然。但以前，就算一段关系不令人满意，要断绝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婚很难，实际上，也不存在婚姻的替代选项。你们受苦，可你们还是得在一起。 哈夫纳：那为什么分开的自由会比被迫在一起的苦恼更糟呢？ 鲍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会因为你的伴侣也有更多的自由这个事实而受苦。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其中，人们按租购的模式来形成关系，结成伴侣。可以丢掉关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维持关系。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持久的关系会阻碍人们追求幸福。 哈夫纳：而就像您在您那本关于友谊和关系的书《流动的爱》中说的那样，这是错误的。 鲍曼：问题在于这是“转瞬即逝的爱”。在动荡的时代，你需要不会让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陪在你身边的朋友和伴侣。在生活中，对稳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脸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这个需求之上，人们不想独自一人。但同时，我们又很怕投入，怕被纠缠，怕被束缚。我们害怕错过什么。你想要一个安全的港湾，但同时，你又想保持自由。 哈夫纳：您和雅妮娜·莱温森的婚姻持续了六十一年，直到她于2009年去世。在她的回忆录《归属之梦》（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写道，在您和她第一次邂逅之后，您就一直在她身边。每一次，您都会感叹说“多么幸福的巧合啊”，您碰巧要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她告诉您她怀孕了的时候，您在街上跳起了舞并亲吻了她——当时您身穿波兰陆军上尉军装，这个举动还引起了一阵轰动。雅妮娜还写道，甚至在结婚数十年后，您还会给她写情书。什么才算是真爱？ 鲍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寻找了。那是一见钟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爱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为一体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无法抵挡的快乐，是在不只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变的快乐。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快乐很难获得。如果你一直处在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哈夫纳：因此，爱需要牺牲。 鲍曼：如果爱的本性就是愿意站到你爱的对象那边，支持她，鼓励和赞美她，那么，情人就必须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爱者之后的准备，就必须做好把自己的幸福当作次要问题，当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带问题的准备。用希腊诗人琉善的话来说，人“把自己的命运抵押”给被爱者。与常识相反，在爱的关系中，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它们会统一、融合，最终不分彼此。 ………… 权力与认同 现代性：论被迫非己，或变成别人 哈夫纳：在批判当今猖獗的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您讨论过身份认同如同时尚配饰的想法。您说，消费社会使人难以幸福，因为它依赖的，就是我们的不幸福。 鲍曼：在这个语境中，“不幸福”这个词太大了。但每个市场经理都会坚称，他的产品能让消费者满意。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不会有消费经济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满足，那就没理由搞产品迭代了。 哈夫纳：1968年的左翼把这称作“消费主义的恐怖”。消费和消费主义有什么区别？ 鲍曼：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则是社会的特征。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 哈夫纳：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想理解这点，需要对历史进行考察。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工匠失去他们的工坊，从而陷入贫困。但新的工厂所有者——正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发展——又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工人。只要每天还有面包吃，他们就不会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现代市场经济的先驱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费经济畏惧的鬼怪就是传统的消费者，因为传统的消费者满足于她/他购买的产品。而确切地说，与先前的消费形式形成对照的是，消费主义把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而非需求的满足——关联起来。这个增长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营销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新的商品，而是创造新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片刻之前还是最新样式，还被广告描绘为欲望对象的产品，突然就会被嘲讽为“过时”的东西。下至五岁大的儿童，就被消费社会朝着不知足的消费者的方向训练了。星期天，他们会和父母一起，去一个充满有趣的、令人激动的、诱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购物。一旦厌倦，他们就会把买回来的东西扔掉。 哈夫纳：市场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费者。就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被商品化了，这又把我们带回认同问题。 鲍曼：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哈夫纳：今天，许多年轻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发视频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还可以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没有具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 鲍曼：对他们来说，出名意味着登上成千上万份报纸的头条，或出现在成百万上千万个屏幕上，变成人们谈论的对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们自己想要的光鲜亮丽的杂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儿。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能增加一个人在竞争中获得最多关注、名声和财富的机会。这就是编织今天的梦想和童话的材料。 哈夫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说法，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根的问题。相反，他用了锚的隐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从社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不一样，起锚既非不可逆转，也不是什么决定性事件。您不喜欢这种说法，为什么？ 鲍曼：只有在我们不再是我们现在所是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变成别人，所以我们必须永远抛弃我们先前的自我。因为新的选择源源不断地出现，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当前的自我过时了，令人不满意，让人不舒服。 哈夫纳：改变我们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仍是人们的箴言：重新发明你自己！ 鲍曼：当然，这一策略并不新鲜：遇到困难，掉头逃跑。人们总试图这么干。不过，新鲜的是，通过从产品目录中选择一个新的自我来逃离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线迈出的自信脚步，很快就变成强迫性的常规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变成别人”，变成了强迫性的“你必须变成别人”。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 哈夫纳：自由意味着什么？ 鲍曼：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流动现代性的时代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艺术许诺了这个自由，却未能履行承诺。 …… 哈夫纳：那么，我们为我们享受的自由牺牲的安全是什么？ 鲍曼：如今，我们要负责寻找并非我们创造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点上，我总会回到已故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说，今天的个体必须用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来为社会的问题寻找个体的解决方案。与先前的时代形成对照，这些问题不再是地方性的，产生于巴黎、柏林或华沙，相反，它们是全球性的。我们无处可逃。就像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空间”。一切都在流动。问题也在流动，它们的原因是超领土的，并且它们不受地方的规则和法律约束。觉得自己受到限制的企业家可以随时跑到别的地方，或把自己的资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哈夫纳：对雇员来说就不那么对了；他们的流动性没那么高。这就是人们抗议全球化的原因。 鲍曼：因此在大多数国家，我们都听到了期盼强政府的呼声。人们受够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附带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个体化了。按法律规定，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无法摆脱个体的义务；我们被要求承担这些义务。一方面，这是好事。我们能为自己服务，能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持续地受挫。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不足。这使个体成为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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