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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代表非洲艺术？” / 183 10 何谓当代？ / 197 11 这里没有沉默 / 215 12 非洲科幻不是舶来品 / 234 尾声 / 247 內容試閱： 序言 遥远的共振 2005年，我从一个山东小城来北京读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实属一种偶然，却是我始终庆幸的选择。在中文系遇到的老师们，几乎从不干涉甚至总是热情鼓励我们自由而芜杂地探索。这份可贵的宽容给了我一个通过文学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契机。 我对大学时光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便是课下（或干脆逃课）与三五好友一起去北京大大小小的剧场里看话剧。许多剧目的名字都已经模糊，但深夜散场后，和好友们一路狂奔去赶最后一班地铁、气喘吁吁望向彼此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在本科期间的外国文学课上，我第一次听到非洲作家的名字。也许因为当时对戏剧那种懵懂的痴迷，尼日利亚戏剧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只是那时的我并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仅见到了索因卡本人、去了他的故乡、参与邀请他来中国演讲，还成为索因卡研究专家和当代最重要的非洲文学批评家之一拜尔顿·杰依夫（Biodun Jeyifo）教授的学生。 2010年，杰依夫教授受我的硕士导师魏丽明老师的邀请来中国开展讲学活动，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助理和翻译。得知他的朋友们都叫他“BJ”，我们就都称他为“BJ老师”。在去内蒙古开会的大巴上、去福建和浙江演讲的火车和飞机上，BJ老师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他对当代非洲和中国的观察。我时常讶异于这位尼日利亚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他对中国的地方传统戏剧、《毛泽东选集》、鲁迅的作品都能信手拈来。与BJ老师的相遇，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上的巨大短板，这是后来我坚定地将非洲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 只不过十年前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解。朋友们和长辈们在得知我的专业方向时甚至会不假思索地问：“非洲？非洲真的有文学吗？” 周围人对这片大陆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的漠视，让我从心底感到失落。我还记得自己曾兴冲冲地跑到图书馆，找到了当时架子上唯一一本索因卡剧作的中文译本，却发现我们的出版社竟连作家的国籍都搞错了。但幸运的是，作为中国非洲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启蒙者”之一，BJ老师对非洲文化和思想的讲述总是能显示出他特有的知识底蕴和关怀。比如，他经常将我更加熟悉的亚洲戏剧文化拉入有关非洲戏剧的对话，作为一种参照来帮我建构起有关非洲的知识。这样的教授和讨论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也提醒着我，只有当我们与看似遥远的他者深刻相关时，才更加理解远方、理解自身。 2012年，我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语言文化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系里除了英国学生，还有来自德国、美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作为当时系里唯一的中国博士生，在不同的课堂和讨论组上自我介绍时，大家几乎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选择研究非洲尤其是将尼日利亚作为自己的博士题目？那时候，我总会非常干脆地立马反问：“Why not？”（为什么不行呢？） 我这么回答，大概是本能地在心里怄气：为什么我同年级的欧美同学研究非洲，就不会被问同样的问题？难道他们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 转眼距离我博士入学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不久前，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位老师联系时，他告诉我，他最近开设的一门非洲语言课程上，所有选课同学竟然都是中国人。显然，去亚非学院留学的中国同学早已不会再被问及“为何选择研究非洲”这类问题。因为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与非洲”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家开始默认中国年轻学者关注和研究非洲的合理性。这门课程上小小的变化其实从侧面说明了非洲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晰；作为西方之外的一个“另类的他者”，非洲已经更多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今天我们去非洲调研，经常能在不同城市边缘地带的街边小卖部门口看到中国手机厂商的广告。而在国内情况其实也很类似，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里，埃塞俄比亚或者肯尼亚的咖啡豆也成为颇受欢迎的选择。然而，与越来越密集的交集并不匹配的，是现实中我们对非洲人与非洲社会的理解和认知方式还远远滞后于我们出现在彼此生活世界里的频率。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21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73岁的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对于中国的传媒和文化界来说，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人名。人们搜遍中文互联网，发现他的作品仅有两篇短篇小说被译为中文，收录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和之前许多的获奖者不同，中文研究界极少有学者专门从事古尔纳的研究，甚至很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2021年的许多国际文学奖项都陆续颁给了非洲作家——南非作家戴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凭借作品《诺言》获得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凭借小说《男人们最秘密的记忆》获得2021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同年，莫桑比克作家宝林娜·奇齐安（Paulina Chiziane）获得卡蒙斯葡语文学奖，随后塞内加尔作家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也获得了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而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非洲还是一片文化的荒漠。还记得古尔纳获诺奖的那晚，一位经常参与文化报道的朋友感叹道：“这大概是全国文化记者‘找不到人’的一天。” 这种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与知识结构上的严重缺失提醒我们，一方面，非洲已经以许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进入我们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非洲的理解和想象，却始终是模糊又困难的。过去几年里我在北大开设本科生的非洲文化公选课，每学期开始都会先做一个调研，邀请大家思考他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从何而来：中学地理课本和旅行社图册上的动物大迁徙，新闻媒体中有关内乱、恐怖分子和疫病的报道，好莱坞电影里穿着草裙的部族人或者困于饥荒的瘦弱儿童……这些关键词似乎一直排在中国学生对非印象的前列。当我问起同学们为什么要选这门课，也时常听到这样的回答：去非洲做动物保护志愿者、参加艾滋病和救助女性的NGO组织，或者参与帮助当地脱贫的发展项目，等等。我当然无意否定同学们对这片大陆的好奇和善意，但会为这些答案背后显现出的思维定式感到一丝忧虑，那就是在这些关切背后，非洲似乎永远都只能作为落后的、“被援助的”对象而出现。 这些成见限制了我们对他人生命的想象和理解，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与他人的生活世界相互体认。作为一个非洲文化的研究者，我时常希望能够与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保持距离，试着走出宏大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框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里、在跨越历史的文化与艺术文本中，勾连起彼此之间相互联结的脉络和图景。这本文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个体与非洲相遇的一种行程记录，或许比记录更重要的，是检视自己从“我”走向“他人”的心情领受。就像走遍拉美的索飒老师曾经说过的，“这一份心情的领受是比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深造、技能训练更宝贵的资源”。 远方与附近的日常 在伦敦求学的第一年，我其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每天都在图书馆翻来覆去地琢磨非洲戏剧及戏剧理论相关的研究计划，第一个学期过后，我懊恼地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任何让人满意的长进。我的指导委员会中曾经有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师。每次和这位老师谈话，她都会向我抛出许多个理论问题。我自然是经常回答不上来，刚刚要建立起的自信难免被彻底击溃。冬天的伦敦十分阴郁，有时候才下午四点天就快黑了。我记得有一次从老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我的情绪陷入了谷底，也对自己曾经热切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诸多一起求学的欧美同学相比，我从来没有以一种完全自洽的方式参与过课堂上的理论讨论。有一次讨论会上，我记得这位导师回忆起她的求学生涯，她说晚上睡前读到涂尔干、福柯、阿甘本、德勒兹、哈贝马斯等许多学者的著述会兴奋到睡不着，我的同窗们纷纷点头赞同，各自激动地分享着这些名字如何曾在某一个时期对他们产生过“深入骨血”的影响。望着同窗们讨论理论时的那种特别热烈的场景，我忍不住又要问，这些让我感到疏远的讨论，和我生命的关联在哪里呢？ 然而在我带着紧张和不安第一次在地理意义上踏进非洲时，这份游移不定与格格不入的心情似乎才得到了些许缓解。 包括学者在内的外国旅行者的目光总是容易被“异域风情”吸引。我在尼日利亚的街头感到的，却是一种莫名的亲切与熟悉。一位曾与我同行的英国同学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说尼日利亚的种种混乱场景——无休止的堵车、随时随地的停电、糟糕的网络信号、因为公共厕所的缺失在街角大小便的路人——时常令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冒犯。他总是期待着田野调查的结束，赶紧离开这个完全没有什么秩序感的地方。可我似乎被拉各斯这个城市隐隐之中的“失序感”所牵引着。在不期而遇的日常中，我试着一点点把握这个城市的脉搏：我特别喜欢清晨出门时，在路边仔细地观察一辆辆擦身而过的小巴车，看车身上用不同语言书写的各种标语和海报，透过这样的细节理解拉各斯人的信仰与渴望；堵车的时候，我会和司机一起听广播、聊天，听人们给电台主播打电话吐槽社会新闻和打工人的苦衷，几个小时的路途也不再那么漫长；我还经常去住处附近找一位裁缝阿姨家的女儿聊天，她喜欢跟我分享她在尼日利亚的职校生活，还有她和同学们经常看的电影、电视剧，有段时间她痴迷韩剧和拉美的电视剧，和她一起遛弯时她总不自觉地唱起韩剧里的主题曲。神奇的是，这些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将我带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山东小镇，有时又与18岁离家远行到北京上大学时的记忆产生一些奇妙的呼应。 这种不期而遇，还领着我走向了博士项目的研究对象——一群生活在边缘社群巴里加的尼日利亚青年。在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我的同龄人。但与时常纠结于语言考试、学分绩点、发表论文和毕业找工作的我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迥然不同。这个贫民窟里的剧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加入剧团的唯一要求，就是连续7天、每天早上7点之前来参加排练。两个星期以后，就自动成为剧团一员。因为他们租不起特定的场地，演出地点经常要东挪西借、换来换去，我也跟着他们去了许多拉各斯不为人知的街区。这些朋友在拉各斯的日常轨迹，也成为我认识尼日利亚的知识地图。也正是与他们相遇并共同感受深邃现实的过程，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突破对狭小的自我的认知。 2018年6月——那还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前的世界，我回到拉各斯大学开会。和往常一样，在每天会议开始之前，我都去离大学不远的巴里加看青年剧团的排练。有一天排练结束，我打了一辆奥卡达（okada，当地流行的摩的）赶往会场，却被剧团的两个成员卜萨约（Busayo）和太依沃（Taiwo）追了上来。他们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塞进了我的书包，说是太依沃的母亲让我一定带上。我回头向不远处的老人使劲儿招招手，就火急火燎地赶往会场了。等我到了开会的教室，打开书包就看见了一大兜青橘。 我知道这位老人可能在路边摆摊一天也收入无几。就是许多个这样渺小的瞬间提醒着我，拉各斯这个众人眼里臭名昭著的狂野之地、以暴力和骗子闻名的地方，也总有慷慨与温情。在后来的许多次闲聊中，太依沃的母亲给我讲了他们家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拉各斯的经历，因为住不起更昂贵的地方，他们几十年前就在潟湖旁边通过填埋垃圾和砂石盖房子，这也是他们街区许多人共有的经历；她也多次和我分享她对儿子从事非正式剧团工作的矛盾情感——她为儿子的执着骄傲，也为他朝不保夕、看不到明天的生活而揪心。正是这些平凡的陌生人和他们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生活本身，连接起我和我的演员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些街头的相遇给予了我在英国的大学系统内无法理解的社会知识和情感体验。在我因为被冰冷的理论拒斥、感到怯懦的时候，是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现实重新拥抱了我。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生活的细节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是理解问题的途径，是理论与方法的土壤。这些经验提醒我在写作中、在课堂上，诚恳地保留而不是背离个体成长的印迹，并思考这些经验与际遇所带来的兴奋与纠结，去捕捉、呈现和讲述现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无法抵达的地方。 重新拥抱日常，也不断赋予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成长时刻”。毕业回国工作的一次讲座过后，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大概的意思是说，最初是什么契机吸引我走向这群尼日利亚青年？当我今天再回看几年前的博士研究，有没有发现什么缺憾？ …… 仔细地回想他们的话，我似乎更加理解什么是非洲研究学者们在书中所写的“危机作为常态”（crisis as norm）的社会，什么是非洲青年人群所面临的永无止境的“等待”（waithood）。当我自身也被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所笼罩时，才真正开始理解这些关键词的重量。 在一种“非常态成为常态”的生活中，从拉各斯到马坎达（Makhanda），从约翰斯堡再到北京，我们的身体似乎与那些我们笔下的非洲年轻人又一次产生了遥远的“共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共振的感召，让我们也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坚持讲故事的人。 程莹 2022年2月，北京 超越“金合欢”与“狮子王” /程莹/ 你不了解其他的社群。既不关心他们的孩童如何玩耍，也不在乎他们在早餐和夜宵时的 谈资。 ——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 著名的非洲博客“非洲是个国家”（Africa is a Country，该网站的命名“非洲是个国家”实为反讽，实际上他们主张“非洲不应被看作一个国家，是个多元的大陆”）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单一封面危险性》的文章，作者艾略特·罗斯（Elliot Ross）搜集了几十本有关非洲作品的封面，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橙色日落天空为背景的金合欢树，作者大胆推测，人们之所以无意识地将此意象定义为他们眼中的“非洲”，很可能是因为受了动画片《狮子王》等流传广泛的西方影像作品的影响。 那么我们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又从何而来呢？是《狮子王》、以《走出非洲》为蓝本的电影，是有关非洲战乱灾难的新闻图片，还是类似于《动物世界》的纪录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牵涉的，是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问题：我们有关非洲的印象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印象又是如何被作为一种关于非洲的“知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流传的？摄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即便你没来过非洲，也一定知道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或是听说过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被游客和摄影师们钟爱的，还有南部非洲国家斯威士兰（Swaziland）的“芦苇节”（又被人称“选妃节”）。“芦苇节”期间，成千上万名少女裸露上半身行进，不少国内媒体和摄影人将其称为“旷世奇观”，每年都吸引诸多游客和摄影师前往拍摄。强调描摹被拍摄对象外部特征的动物摄影和民族志肖像，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下中国摄影师拍摄的非洲影像的典型。 人类通过镜头了解“异域”文化，有着漫长的历史。自从摄影机成为探险家、殖民者、旅行家和人类学家的装备，便有了大量有关异域风土人情的影像记录，作为人们了解“他者”的工具。这一传统更是伴随着殖民历史，开创了有关非洲摄影的先河。早期民族志影像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看作是有关他者的“真相”，摄影术的“建构”本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很容易被忽略。在这一过程中，摄影装备成为现代化的西方文明的符号，而镜头所瞄准的对象也就是本土居民及其文化则被看作野蛮、落后的部族传统的象征。 今天，非洲的城市化迅猛发展，与外部世界也有丰富的联结和互动。加纳的“阿宗同”（Azonto）音乐和舞蹈正在影响着伦敦的街头文化，尼日利亚的“诺莱坞”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电影产业，南非东开普省格拉罕小镇的艺术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剧团、画廊和先锋表演艺术家，刚果的萨普文化被国际时尚界推崇……当下，当摄影师们举起镜头，我们对非洲人和非洲文化的“凝视”，是否超越了早期民族志摄影对所谓“部族文化”的猎奇，走向更加广阔和现代的视野？话说回来，即便我们的摄影师依旧热衷于捕捉和记录所谓“最原始、最纯粹的非洲部落文明”，谁又能保证那不是非洲人为纷至沓来的游客和摄影师专门导演和设置的一场表演？ 说到中国摄影师拍摄的非洲影像，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女摄影师梁子在十余年的非洲旅程中积累的大量作品。她的作品中最引人入胜的，是摄影师在异乡的行走中作为个体深入社群、与当地人亲密真诚的日常交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记者、研究人员和其他行业的人抵达这片大陆，在相片中留下了他们周遭的非洲日夜。他们拍摄的图片中有很多都可称之为非洲生活的“奇观”：那些街上色彩艳丽、飞扬跋扈的超载行驶的小巴车，拿着汽油桶和塑料瓶排着长龙买油、买水的人群，在歌声中上街参加集会或抗议的青年人……这些场景对很多本土的非洲人来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但却在不同时空中成为中国摄影人眼中的“奇观”，中国摄影人以他者的视角观照当地社会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时候，这些看似日常的相片，又似乎象征着一种寻觅，反射出中国当代都市生活中所渐渐缺失的部分：无比热闹的传统节庆和仪式，爽朗的老妪身上鲜艳的着装，村落里简单自足的生活状态……或许我们之所以迷恋这些场景并时常为之动容，正因为这些场景唤起了我们心中陌生又熟悉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摄影师对非洲的摄影并非近年随着中非交往的热潮才开始的。这段历史要远远早于我们的想象。2016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艺术系通过了一篇博士论文的答辩，作者迈尔克姆·考瑞高（Malcolm Corrigall）用近10万字的篇幅研究了20世纪50—60年代活跃在南非的“南非中国摄影师俱乐部”（CCCSA）。该俱乐部正式成立于1952年，由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华人摄影师组建。这些摄影师通过不同类型的摄影作品和摄影实践表达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于“本土”“家园”等空间概念的理解。例如，他们常常将中国古诗词的意境融入其拍摄南非本土风景的作品中，俱乐部也曾先后几次组织华人摄影社群的公共沙龙和展览。这在当时的南非，是对等级森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种挑战，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在非洲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些华人组织的摄影团体，主要集中在东非地区的“黑摄会”就是其中一个。靠近动物迁徙的家园马赛马拉，这些摄影师的作品中依然不乏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但也有不少精彩的人文摄影作品。曾是“黑摄会”始创成员之一的齐林就曾与另一位骑行非洲的摄影师杜风彦深入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拍摄一位贫民窟拳王的故事。许多人把去过非洲的贫民窟当成一种“炫酷”的体验，而拍摄贫民窟的人物和生活实际上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英语世界中有个词叫“贫穷色情片”（Poverty Porn），指的是一种消费贫穷和苦难的视觉文化——一些拍摄非洲的摄影师，未经拍摄者同意就强行拍摄他们的生活，即便是在被拍摄人的最挣扎和脆弱的时刻。对贫民窟人群生活影像的滥用，无疑是对这些人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再次剥夺。殖民历史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在摄影界、视觉文化领域和大众媒体中，反思如何避免用“消费贫穷”的方式来拍摄非洲，仍是重要的课题。带着拒绝煽情、拒绝消费贫穷的初衷走进基贝拉，“杜齐眼”努力让他们镜头中的拳王迈克和他的伙伴们成为完整、丰满、有尊严，并且值得我们敬重的人。他们对这位基贝拉拳王的拍摄不是一时兴起，也并非偶然的猎奇，对他们而言，相机不是用来走马观花和展现贫穷的工具。在多年的交往中，“杜齐眼”和迈克尔深入了解和影响着彼此的生活。 近年来，不仅在非洲大陆上有越来越多的华人面孔，在中国的广州、义乌等地，也开始有了大大小小的非洲社群。居住在广州的摄影师李东，就花多年的时间，用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了这群生活在海外的非洲人和他们千变万化的生活。李东曾经搬离自己广州生活多年的房子，长期居住在非洲人聚居的广州宝汉直街，近距离地接触与观察在华非洲人的生活。伴随着近年来中非关系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他的摄影展也走到了世界各地；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人严肃、规模地面对非洲人在华问题的开始”。李东的镜头里总是不乏丰富的叙事符号和社会图景，除了普通非洲人在广州的融入与区隔状态，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和非洲人正在如何走进彼此的视野和日常生活。例如，在他有关非洲社群的照片中，也常有距离非洲街300米之外登封村农民工群体的影子。作为摄影师的李东有着人类学家的敏锐和情怀，在他的镜头下，广州登峰的非洲街和城中村，成为“第三世界全球化”开始的地方。 多年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大众文化影像营造出我们对非洲的种种误解，而新的影像和关怀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认知。《国家地理》杂志美国版在几个月前策划了一期有关“种族”议题的专题，承认并反思了刊物过去几十年来在刻画有色人种以及建构非洲黑人形象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真正的非洲多元驳杂，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供摄影师们猎奇的、格外“上镜”的远方。获得凯恩奖的肯尼亚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比尼亚万加·怀奈纳（Binyavanga Wainana）曾以尖锐的语调对外来的镜头和笔触作出警告，反讽那些不断重复强加给这片大陆的或残忍或虚伪的陈词滥调：“一定要描摹非洲的日落，和那又大又红的太阳。广袤而空旷的天空下，是狩猎的人们……尽情展现那些瘦骨嶙峋的儿童、袒胸露乳的女性吧……非洲人不会抗议的，因为他们正忙着饥饿与灾难，忙着接受施舍和等待死亡，忙着担惊受怕，忙着绝望与逃离。”也许今天，当我们选择按下快门的时候，心中应该怀有作家怀奈纳这段沉甸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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