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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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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套涵盖古代中国法律之制度、思想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汉到清朝的“礼法”时代，至清末“西学东渐”方始解体；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体系以“仁”为文化基因，将仁所统率的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伦道德，以及“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自然道德，有机融入法律的各种因子之中，形成法律与道德协同发力的运行机制，引领法制建设始终朝着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理想目标且歌且行。挖掘中华法系的经验智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举措，必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充分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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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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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大轩，1965年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华法文化传播教育教师团队”负责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律讲堂》主讲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学、法律文化学、民族习惯法学。主要著作有《道与中国法律传统》《道路与理念：中华法文化趣论》《汉代律家与律章句考》《乡土秩序与民间法律：羌族习惯法探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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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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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总论
第一节 中华法系研究范式的形态与变迁/001
一、考证学外衣下的托古改制范式/002
二、大陆法系法理学范式/005
三、革命法学范式/008
四、现代法学范式/010
五、从移植法学到特色法学/012
第二节 “律令说”之由来与流行/016
一、“律令说”创自日本学者/017
二、日本学者对“律令说”局限性的反思/022
三、“律令说”在中国的流行/023
第三节 以“律令说”移治中国古代法的局限/026
一、“律令说”难以囊括古代中国的法历史/027
二、“律令说”难以涵盖古代中国的法体系/030
第四节 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034
一、“礼法”释义/035
二、“礼法”的构成/041
三、“礼法”的历史/046
第五节 礼法视野下的法律史成说再审视/049
一、成文法与不成文法？/049
二、罪刑法定与非法定？/057
三、人治与法治？/064
四、情胜法与法胜情？/068
第二章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体制流变
第一节 礼·刑时代：上古社会到夏商西周/077
一、礼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077
二、“礼”即“法”之成因/079
三、礼的主要内容/089
四、礼与刑的关系/090
五、礼刑时代法律体系之特征/092
第二节 法·律时代：春秋战国秦/098
一、礼之弱化/099
二、刑之变革/102
三、律之崛起/108
第三节 礼法时代：汉至清/111
一、礼法时代的礼典体系/116
二、礼法时代的律（令）典与会典体系/246
三、礼法时代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361
第四节 法治时代：清末法制改革以来/392
第三章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精神特质
第一节 以“仁—礼”架构为基础逻辑/400
一、人的本质在于仁人之心/403
二、由仁心而发展为仁政/420
三、礼法之治是仁政的有形模式/426
第二节 以“孝—忠”关系为价值内核/432
一、仁心蕴含于孝道伦理/432
二、以孝治天下维系政法理念/436
三、移孝于忠的暗线逻辑/451
第三节 以“信—义—廉—让”为精神辅翼/458
一、礼法精神辅翼之一：信/458
二、礼法精神辅翼之二：义/473
三、礼法精神辅翼之三：廉/483
四、礼法精神辅翼之四：让/490
第四章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时代价值
第一节 从家观念到天下理想/505
一、作为中华法系精神支点的家族观念/505
二、传统生活方式与家族观念/507
三、由“家”而“天下”的理想与实践/509
第二节 伦理型法律传统的现代意义/511
一、从天下观念到国家观念的转化/511
二、文明冲突中的社会伦理与政治分离/513
三、儒家对社会伦理和政治分离矫正之功效/516
第三节 家庭伦理的时代价值/518
一、家庭之义务/519
二、家庭于个人、家族之意义/520
三、家庭于社会之意义/522
第四节 修己安人的做人伦理/526
一、群己之辨/526
二、“信”之伦理/528
三、“德性”之伦理/532
四、“义利”之伦理/533
第五节 伦理法精神的现代性转换/535
一、从家庭伦理责任走向社会公共责任/535
二、从传统伦理本位的己/人结构走向现代平等的人/人结构/537
结 语 大经大法：中华法系的精神指引
一、从韩愈的“大经大法”说起/543
二、“大经大法”与礼法体系/546
三、失落的“大经大法”/550
主要参考文献/558
索引/583
后记/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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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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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一套卓然不群且数千年传承不息的国家治理体系，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法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它起自三代，发展于秦汉，定鼎于《唐律》，沿袭至清末，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规律和精神气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制文明，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值此之际，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挖掘其间的经验智慧以继承创新，既是时代的重任，亦是学者的使命。
早在2013年，我牵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得以立项，遂组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梁健、秦涛讲师，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邓长春副教授，石家庄学院法学院朱祥海副教授，共同对课题内容进行研究，并按期顺利结项。通过长期的研习、思考，我们对承载着丰富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元素的中华法系，有了更为深入的心得体会，形成了一些新认识。
一、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缘由
…………
二、探寻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
…………
三、重提“复兴中华法系”的意义
20世纪20?D40年代，从学者到政要皆描绘出复兴中华法系的美好愿景，但受限于国力与时局，这种愿景虽然美好但并不现实。时隔数十年后，中国已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已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宏伟目标奋力迈进。但“强”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也包括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强大。因而，重提复兴中华法系的话题，正当其时。
法律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且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奇迹，中华法系也应该成为数千年传承不绝的法治奇观。复兴中华法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是时代赋予今人的历史使命。但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使中华法系成为古今一贯、继往开来的法治文脉。如果说复兴前的中华法系，体现为中国古代长期凝聚而成的有机法律系统，包括夏商西周的“礼？刑”体系，春秋战国秦的“刑？律”体系和由汉到清的“礼法”体系，可称作“传统中华法系”；那么复兴后的中华法系，则表现为日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可称作“新时代中华法系”。
首先，复兴中华法系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复兴中华法系不是照搬故有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条文，而是将其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运用于当代法治建设之中，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比如，传承中华法系的“大一统”思想，对深入理解“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有着文化支撑意义。大一统思想主张“法权出一”“画一之法”，并用自然之道来论证其合理性，认为自然界以“一”作为权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建构起自然秩序；人世间的法律也应该以“一”为权威，在法制建设上要保持集中统一领导，如此才能符合自然天道，表现出强烈的自然哲学意蕴。当代社会要做到政令畅通，同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中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必须贯彻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这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再比如，传承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思想，对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略有着文化涵养意义。西汉董仲舒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这是“德主刑辅”的理论原型。该理论在两千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得到了一贯的应用，正如朱元璋所说：“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对善良民众用道德礼义加以引导，对刁顽之徒则用法律制度予以制裁。这是典型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理策略，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古人对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德法并用。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将这样的智慧运用到当代法治实践中，一方面，用道德滋养法律，推动法治建设健康发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另一方面，用法律保障道德，促进以德治国深入落实，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二者综合为用，道德与法律的合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德法合治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亮点。
此外，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元素还有很多，如民本、无讼、和合、恤刑、慎罚、情理法相统一等思想理念，都值得我们去传承创新。只有牢记并弘扬自己的文化根本，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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