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诺曼·霍姆斯·皮尔逊
“那段过往，跟伦敦大轰炸一起，被实实在在地炸入我的意识之中。”H. D. 如是说。她于1944年首次书写的弗洛伊德为她精神分析的经历，就属于这过往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面前，在书桌上、墙上满是各种象征着历史的小摆设的咨询室里，她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她婚姻的破裂、孩子的出生，回到哥哥在法国服役期间的死亡、紧随其后令她震惊的父亲的死亡，以及她与伦敦文学圈的关系破裂—其中包括奥尔丁顿、庞德和劳伦斯，所有人都分道扬镳。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维也纳，随着这些事件投下的阴影越来越长，她开始将这些属于自己的历史碎片拼凑起来。面对一场新的战争，知道它即将到来，她就像恐惧上一场战争一样恐惧它。
弗洛伊德帮助她回忆，并且帮助她理解这些回忆。当《墙上的文字》（Writting on the Wall）结集成册，以《致敬弗洛伊德》（Tribute to Freud）为题出版之际，战争已经到来。毁灭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成为一种现实。经验就是一张复写羊皮纸。她再次意识到，对她而言，持续地回忆是如此重要。回忆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因为回忆他也就意味着回
忆自己曾同他一起回忆起的那些东西。“对我而言，它是如此重要，”她又写了一遍，“它是如此重要，我自己的传奇。是的，我自己的传奇。接下来，我要从中痊愈，然后重新创造它。”她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传奇”这个词—指称故事、历史、叙述、阅读的材料、她自己的神话。H. D. 的战争年代为她重新带来了惊人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沉寂多年的她突然间写出了自己的战争三部曲、几部小说，以及数篇短篇，这些作品至今还未刊行。还有《在埃文河边》（By Avon River）的文本，《让我活下去》（Bid Meto Live）的草稿，以及《致敬弗洛伊德》。这些作品都是再创作。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如此。
《致敬弗洛伊德》的早期版本在美国已经绝版。作为那位杰出精神分析学家的非正式肖像，这本书一直都有着好的名声和魅力。在过去的两年里，英文版、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相继面世，不久之后还会有德文版。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在1956年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为这本书定下了基调。他说：“这本书及其再合适不过的标题，无疑是迄今为止能够评述弗洛伊德人格的，最悦人、最珍贵的文字。只有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它就像一朵娇花，使科学家不忍用粗糙的笔触去描绘，以免玷污了它。我只能说，我嫉妒每一个尚未读过此书的人，它将作为弗洛伊德传记文学中最迷人的一笔而永存。”H. D. 很高兴。倘若她还在世，也会对最近的赞誉感到高兴；诺曼·霍兰德在他关于诗歌创作和感受的精神分析研究《每个人的诗歌》中写道：“据我所知，没有哪个被分析者的记录能比这本书更详尽地描述弗洛伊德，包括他的技术，以及与他一起进行精神分析的体验。”而这本扩充版的《致敬弗洛伊德》包含的内容只多不少。
正如H. D. 在作者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墙上的文字》“未参考1933年春在维也纳时做的笔记”。当时那些笔记被留在了瑞士。直到战后，她回到洛桑找到那些笔记，才开始写作“《圣临》，《墙上的文字》的续写或者序章”。《墙上的文字》是一种冥想，《圣临》则是它的注解。初版的《墙上的文字》没有收录《圣临》这一包含更多私人细节的部分，而现在，将它收入本书的第二部分再合适不过了。在当中，她为《墙上的文字》做评注，并对她自身以及自我之重要性进行了拓展。《圣临》即是见证。
她在《圣临》中写道：“我恰巧处在我父亲的科学与我母亲的艺术之光的边缘或半影中—那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哲学。我必须寻找一些新词，就像教授寻找或创造新词来解释某些尚未被记录过的心理或存在状态。”之前当然已有记录存在，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或类似奥托·兰克的《英雄诞生的神话》。后者是她向弗洛伊德讲述自己关于埃及公主以及漂浮在芦苇丛中的婴儿的梦时，弗洛伊德特意推荐给她的。但弗洛伊德的确能—用H. D. 的话来说—“跟上我富创造力的思维”。弗洛伊德知道她需要自己进行记录，没有人可以代劳。弗洛伊德热切关注着艺术的个体发生学。而神智学家范德莱乌与H. D. 在伯格街的会面也绝非偶然。
她在1932年写道：“我开始大量地阅读精神分析的期刊、书籍，并开始研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与别人讨论前往维也纳与弗洛伊德本人见面的可能性。”讨论对象是在柏林认识的弗洛伊德的杰出的学生，同时也是她所在文学圈的成员汉斯·萨克斯医生，他为H. D. 做过精神分析。在稍早的1931年，H. D. 进行过一些不甚满意的精神分析，那是在伦敦的玛丽·查德威克处，一共二十四次，因为彼时她一个朋友的崩溃使她本人也面临崩溃。在更早的时候，一战行将结束时，她曾与哈夫洛克·霭理士在布里克斯顿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精神分析。后来在1920年，H. D. 与他以及布赖尔一同乘船前往马耳他和希腊，但这次同行似乎没有在他们任何一个人心中产生难忘的影响。H. D. 因他对《关于思考与幻象的笔记》（Notes on Thought and Vision）的冷漠态度而感到失望，她用诺曼·道格拉斯的一句隽语
来概括自己对他的主要印象：“他只是盲人国里的独眼人罢了。”
在弗洛伊德更完整的视野中，她同时找到了刺激与鼓励。在《圣临》和《墙上的文字》完成多年后，她又一次回到了对他的回忆中。她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在因髋骨骨折而入院治疗时，她写道：“当然，正如教授所说，‘总有一些事物有待发现’。我感到他说的就是他自己（这句话是在一个非正式的时刻说出的，那时我正要离开）。仿佛我所说的东西是什么新的事物，他甚至觉得我对他而言是一种新的体验。他一定也这么看其他人，但我却感受到了他那私人的喜悦，因为我是新的。每个人都是新的，每个梦与梦之间的联系都是新的。即便在年复一年细致、艰辛的研究之后，这一切仍然都是新的。”
新鲜感产生于弗洛伊德的那些小摆件与H. D. 的回忆之间，那时它们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总是在重新创造历史。当她身处弗洛伊德的咨询室，被他那些珍宝环绕，回忆起童年的细节时，她是在重新定义她的童年以及这些小摆件。她记录过一个梦：“‘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哭着，猛烈地抽泣，流泪，流泪，流泪。”H. D. 的母亲是摩拉维亚教会
的教徒，非常热衷于密仪和爱筵。她会作画，是一位音乐家，并且对弟弟，即H. D. 的舅舅J. 弗雷德·沃利（J. Fred Wolle）进行了音乐启蒙。沃利于H. D. 童年时期曾在摩拉维亚教会担任管风琴师，之后又在慕尼黑学习了管风琴与复调音乐。正是他创立了迄今已经七十五周年的巴赫音乐节，这使得伯利恒闻名遐迩。H. D. 的祖父（文中的“爸爸利”），弗朗西斯·沃利牧师，是《美国的鼓藻》（Desmid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4）、《美国的淡水藻》（Freshwater Algae of the United States，1887），以及《北美的硅藻》（Diatomaceae of North America，1890）的作者。他会使用显微镜，但对他的家庭而言更重要的是，直到1881年退休，他担任摩拉维亚教会神学院院长长达二十年。H. D. 一直身处摩拉维亚教的氛围之中。
D. 的父亲年纪比较大，并且正如她一直推测的那样，是一个“外来者”，而她是这个再婚的鳏夫的孩子。他是中西部地区的新英格兰人，教授数学，是一个天文学家，会在夜里描绘星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我一生中从未收到过他的信。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出远门时，母亲会和我们分享他的来信。他有时会写一些古怪的韵文。”
她觉得自己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而母亲最喜欢哥哥。“但母亲是缪斯，是造物主，于我而言尤其如此，因为我母亲的名字是海伦。”她在《圣临》中写道：“很明显，这些都是我继承来的。这种想象的能力，继承自我那音乐家、画家母亲。”但这种继承关系并不简单。“‘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哭着……”正如她在其他作品中写到的：“她只觉得自己令父亲感到失望，而在母亲眼中是一只古怪的小鸭子。”
查尔斯·杜利特尔生于1843年。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66年的密歇根，第二次婚姻在1882年，与海伦·沃利。H. D. 出生时，他四十三岁，在里海大学担任数学与天文学教授。1895—191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天文学教授，同时是位于费城市郊上达比镇的花卉天文观测台的主管。他是一位拥有荣誉学位的科学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天顶仪观测结果的专著，以及《实用天文学在航海中的应用》（Practical Astronomy as Applied to Geodesy and
Navigation，1885）。他的儿子埃里克·杜利特尔（Eric Doolittle，1869—1920）继承了他的教职以及主管职位。
D. 小时候有时会将威廉·莫里斯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他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教父……直到十六岁之前（就像我所说的）我都对他所知甚少。我那时正在戈登女士学校上学，皮彻女士给了我一本他的书；在那之后不久，埃兹拉·庞德为我读诗。皮彻女士给的那本书是关于家具的，也许只是一些古怪的介绍而已。但我父亲曾经依照威廉·莫里斯的设计，为我的房间打造了一把长椅，还在楼下打造了一些书柜。父亲小时候做过木匠学徒。这个‘威廉·莫里斯’父亲也许会将我送去一所艺术学校，但那位天文学和数学教授坚持要我去大学。他希望最终（他甚至这样说过）将我塑造成一个数学家，一个研究员或科学家，（他甚至这样说过）像居里夫人那样。他的确将我塑造成了一个研究员，但完全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我很晚才发现威廉·莫里斯，并且完全事出偶然，尽管我们被告知‘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我必须在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我的人生全取决于此。在大学坚持到第二年，我经历了一场轻微的崩溃，然后计划与埃兹拉·庞德订婚。”
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父母不认可这个女婿。她离开了布林莫尔，离开费城前往纽约，之后又离开纽约前往伦敦。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孤身一人。她希望得到母亲的爱，也同样渴望父亲的爱。他们都出现在了她的“传奇”中。她的诗《致敬天使》（“Tribute to the Angels”）与《墙上的文字》写于同一年。其中她问道：
这母亲–父亲究竟为何
撕扯着我们的五脏六腑？
这令人不满的对偶究竟为何
让你永远无法满足？
她在《圣临》中写道：“房子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依赖于父亲–母亲。在整合或更新的节点上，丝毫没有关于那种矛盾的忠诚感的冲突。”这是她所追求的整合，这时她终于能理解自己的记忆，并说出：“我拥有我自己。”然而，逃离对她而言是必要的一步。她在1950年回顾过去时，曾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认为我之所以不喜欢布林莫尔大学并不是因为它。大学的第二年被我与E. P. 的恋情闯入了，甚至可以说被拦腰斩断。毕竟在当时，他为我的逃离提供了一个刺激或冲动—这在那时至关重要。我当时正感到自己仿佛从两张凳子间掉落，一边是母亲的音乐圈子，一边是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星光！但我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路—这部分要感谢E. P.，也感谢R.A. 和劳伦斯，以及其他人。”
但她后来与理查德·奥尔丁顿分居，并最终离婚。这正是她在《让我活下去》一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奥尔丁顿在《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中讲述了他的版本。这也是约翰·库诺斯（John Cournos）的《米兰达大师们》（Miranda Masters）的主题。D. H. 劳伦斯也在《亚伦的神杖》（Aaron’s Rod）中简略地涉及过这个故事，但几乎没有什么详细的情节。
劳伦斯在《致敬弗洛伊德》中频繁出现，尤其提到了他的《死去的人》。在《让我活下去》中，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拥有着荣耀。然而，《圣临》里描述的那场告别却显得费解：“‘我希望与你永不相见。’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也许这与H. D. 在看了哈利·莫尔撰写的劳伦斯传记之后对自己的评价有关。她说：“我已经读完了这本书最后的三分之二。我事无巨细地回顾了自己的感受，并发现自己的某些问题得到了确认，比如关于弗洛伊德的一些事情。劳伦斯本能地反感弗洛伊德，弗里达却更为明智地支持他。而早在我‘来到’弗洛伊德身边之前，弗里达就已经同我谈论了‘爱’，那是在马德里加尔的客厅里（据《让我活下去》），但那天的谈话并没有进入到我的浪漫幻想中。当时，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和弗里达两个人，弗里达说她曾经有一个朋友，一个年长的男人，他对她说：‘如果爱是自由的，那么一切都会是自由的。’而就在前一个晚上，或是之前不久，劳伦斯说过弗里达会永远在他右边，而我也会永远在那里—在他的左边。弗里达在和我独处时说：‘但劳伦斯对女人其实并不上心，他只对男人上心。希尔达，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庞德对弗洛伊德激烈的反对使得他与H. D. 的友谊开始降温，尽管在庞德于圣伊丽莎白医院住院期间他们的关系又逐渐回暖。他在一封未曾发表的1954年写给H. D. 的信中表达了对于弗洛伊德的不满：“我不可能痛打他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已感受到/那卑鄙的弗洛伊德的无稽之谈/但愚蠢的姐妹们早已将所有的好作家埋葬/……而不是继续阅读那但丁留下的清单/……你已经误入歧途，我亲爱的。但如今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其他人的地位远没有这三人重要。斯蒂芬·黑登-格斯特更像是一位泛泛之交。阿瑟·戴维·韦利至多是一位熟人。布赖尔的丈夫肯尼斯·麦克弗森则与H. D. 更亲近一些，H. D. 喜欢他的小说和陪伴。正是由于他电影导演的身份，使得她能在《边界线》（Borderline）中与保罗·罗伯森同台表演。而在他担任编辑的《特写》（Close-Up）杂志上，她也撰写了一些关于电影的文章。但他们中没有人拥有荣耀。弗洛伊德是个例外。
J. 范德莱乌更像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人。事实上，除了《致敬弗洛伊德》中关于他的两个片段之外，H. D. 对他所知甚少，直到1957年我才有机会向她讲述更多并寄给她一些他的作品。他的书经常被再版，包括《被流放的上帝》（Gods in Exile）、《创世的火焰》（The Fire of Creation）、《幻象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Illusion），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戏剧性历史》（The Dramatic History of the Cristian Faith）。他出生于1893年，1914年加入了神智学会，在1930—1931年间担任荷兰分会的总干事。他创办了针对年轻人的实用观念论者协会（Practical Idealist Association），并且组建了新教育联盟（New Education Felloship）。他在澳大利亚短暂居住过。至于他是如何来到伯格街的，目前尚未有公开的记录。H. D. 在回忆中经常想起他：“我曾经记录了关于J. J. 范德莱乌的事情，也记录了1933年听闻他过世之后自己遭遇的病痛与崩溃。我把他与我哥哥，以及我在待产中无法‘接受’的哥哥在法国身亡的事实联系了起来—之后，我把父亲的死亡也和他联系在了一起。死亡与我们如影随形。”
“死亡和诞生—伟大的体验。”H. D. 如是说。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总是谈论死亡，而H. D. 对两者都青睐有加—她也谈论重生。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卓越的女性；H. D. 则更具女性气质一些。我们能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感受到她经验的丰富性，也能感受到弗洛伊德的回应中那娴熟的温情。她会记住某个人或某段话并与弗洛伊德分享，而他也会从桌子上拿起与之对应的艺术品或是象征物。对此，她直到1955年寓居屈斯纳赫特时仍旧印象深刻。她写道：“沙发靠着的墙面上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成堆的书籍、手稿和信件，教授坐在他的桌前。他身后有许多书，桌子上有一些书和纸张，以及他喜欢与珍藏的雕像，也许（尽管我没有辨认出来）还有那件他曾放到我手心里的来自埃及的奥西里斯的雕像。‘这就是应答者，’他说，‘因为奥西里斯会回答人们的问题。’”
墙上的文字提出了问题。奥西里斯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向她指明了通往答案的道路。就像H. D. 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所言—“梦中的图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梦中，人类仿佛回到时间之初，说着共同的语言，对无意识或潜意识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人，拥有理解力的人，将会拯救人类。”至少，人可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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