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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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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时代背景中，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生态思想的整体性解读，但又没有限于《1844年手稿》现有的逻辑次序，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学批评、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未来生态社会的建构三个维度进行了生态面向的解读与重构。在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学批判维度，通过学术史探究的方式挖掘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深刻内涵，认为在“感性活动”中所形成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关联，进而揭示出这种原初关联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维度，通过对《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分析，通过对人的感觉、人的需要、自然科学的异化等的挖掘，揭示出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现实根源；在未来生态社会的建构维度，通过对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区分了思想的共产主义和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现实道路是工人解放这一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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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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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辉，1980年出生，男，山东诸城人，法学博士，温州大学“瓯江学者”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发展，集中于马克思早期文本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基金项目3项、省级项目5项，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齐鲁学刊》《社会主义研究》《理论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等重要期刊报纸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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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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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缘由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人道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在1923年率先提出“尊重一切生命”的观点，成为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生态问题开始走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时过近90年，2012年我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的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时间早与晚，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享受充足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又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反身威胁着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问题。意大利“新人道主义理论”创始人佩西所说的“我们继续不屈地攀登，不知道究竟是在开创有决定意义的新的历史里程碑呢，还是在挖掘自己的墓穴” ，值得我们思考。
（一）全球生态危机之后的理论思考
首先面临生态问题的是西方，同样首先进行反思工业文明发展、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也是西方。生态伦理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回应生态这一时代问题中诞生、成长并壮大起来的。但是，他们都陷入了同样的理论困境：希冀在工业文明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去构建人类新的生存模式。
西方生态伦理学从孕育阶段（19世纪）的梭罗《瓦尔登湖》“爱的共同体”思想、缪尔“大自然拥有权力”到创立阶段（20世纪初到中叶）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再到长足发展阶段（20世纪中叶到现在）辛格“动物解放轮”、雷根“动物权力论”、泰勒“生物中心论”、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挪威哲学家纳什“深层生态学”，从“人类中心论”到“弱人类中心论”再到“自然中心论”，西方生态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西方生态伦理学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环境问题，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提升了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意识，奏响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时代强音。一时间，环境伦理学成为西方的显学，环境保护运动成为社会的热点。但是，西方生态伦理学在把“属人”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念赋予自然界的时候，并没有消解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局面，并没有建立起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和谐关系。虽然环境伦理学推动了西方的环保运动，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依然没有阻止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对）、《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的脚步。虽然这些协定是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小步，但仅仅这一小步也遭到了无情的失败。如果说“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 ，那么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则是这句话的再次佐证。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活跃、思想最系统、最有影响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曾经如是评价西方生态伦理学：“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 。西方生态伦理学固然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但它只能是“理想与幻想的交融”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那就是在“不伤害”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保护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 。虽然环境污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意识的污染” ，虽然西方生态伦理学为生态环境问题开出了许多“药方”，但是我们却没有“药房”取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中实现重大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各种绿色思潮中脱颖而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影响，出现了诸如福斯特、奥康纳、高玆、佩珀、格伦德曼、阿格尔、莱易斯等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学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关照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努力探寻生态危机发展的根本原因，力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消费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只能用先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重要的贡献，不仅仅反驳了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论调，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确实洞见症结，为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对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提振人们的信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也为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外在理论资源。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这一时代问题的结合，但即使我们不去看其中的个别观点的不合理性、不去看其解决方案的乌托邦性质等等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性，从根本上来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跳出传统工业文明中构建起来的人与自然“二元对分”的理论基础。例如，当福斯特通过构建“自然先在性”为基础的实在论唯物主义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当奥康纳以“自然的自主运作性和自然的目的性” 来完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貌似不在场的“自然”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构架的一种重新建构。当作为体系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用海德格尔评价马克思时说的“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我们可以说福斯特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实践”的“本质性一度”中去。“当代生态问题的凸显表明，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主体性解读已走入困境，而可能的出路就在于对马克思实践进行‘去主客二分’的解读。”
福斯特看到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要害问题，但在自己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的办法。可以说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之下，无论是西方生态伦理学，还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陷入了理论困境与实践困境。沿着福斯特的道路，我们再度回到马克思，回到“感性对象性活动”（之所以要回到感性对象性活动，因为我们依然在主客二元对立中理解“实践”，依然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对象” ），或是探求人类新的生存方式的可能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自《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以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幽灵”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可以说游荡在世界各地。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陷入低谷，西方的“布尔乔亚”们试图“埋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带着“反潮流精神” 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虽然德里达在书中采用莎士比亚风格的话语“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 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实质上德里达认为“退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幽灵不在场的“在场”，是“不在场幽灵的激进在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幽灵”再度出场，成为世界性话题。
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为什么能够出场、退场、再出场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幽灵能够是不在场的在场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必要”的哲学，“它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之谜的科学回答。虽然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 ，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的生态伦理意蕴。我们从来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我们的任何时代问题和历史难题提供完整的现成答案，恰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马克思的幽灵始终保持着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域的出场路径” ，这种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巨大理论张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如果说“不去阅读马克思，不去继承马克思的遗产，人类会没有将来” 成立，那么没有马克思的思想和智慧就没有生态文明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回到马克思，回到“感性活动”，回到马克思首次对“历史之谜”做出初步回答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从中找到一些对于人类探寻新的生存方式、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而不是全能的答案，或许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应该做的事情。
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中，一方面人类日益陷入严重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水土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自然环境危机，另一方面人类又面临着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和自然的日益腐败等社会危机。可以说人类陷入了自然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困境”之中。如何从这样的“双重危机”中解放出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索，但是他们切中问题却无力解决问题。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中国，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已经10年多时间，虽然生态意识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有一定改善，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史任务。
在国际、国内这样的背景下，“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首次对“历史之谜”做出初步回答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立足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文本，深耕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回应人类的“双重危机”困境，探寻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行动的指南，无不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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