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转眼已近十二载。因为有德国长年求学经历，得以到岗后就有机会深度参与周弘老师等前辈牵头的《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编译工作，并开始接触欧洲金融与经济治理体系。发端于2009年底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为我持续并深入关注这一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热度。
2012年秋，危机冲击下的欧元区陷入严重流动性困境，欧洲中央银行是否会扮演后贷款人角色，成为关乎欧元区存续的焦点，学界同行也都在争论欧洲中央银行接下来会怎么办。有些人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履行后贷款人职责，有些人则对欧元区是否能够维持表示怀疑，甚至都已精确计算出欧元区解体的具体日期。作为一名学术新人，热烈的讨论反而让我更加疑惑，尤其是后贷款人这一概念如何精确界定？欧元区的金融与经济治理架构有何特殊之处？欧洲中央银行的职权是否允许其成为后贷款人？在随之产生的问题意识和回答这一问题的冲动的催促下，便有了生平首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欧元区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创新》（《欧洲研究》2012年第6期）。文章观点得到事实的印证，使我有了进一步参与国际学界讨论的信心。2014年，该文英文版“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Facility in the Eurozone”作为当期头篇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让我有幸成为在这一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位中国大陆学者。
在探究后贷款人问题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欧洲货币联盟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尝试所蕴藏和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历史证明，欧洲的一体化，就是欧洲人通过创新一次次战胜危机的历程，而欧洲人对此也充满信心，就如曾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和意大利总理的马里奥·德拉吉所言：“有众多理由（让我们）对欧洲会找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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